莱芜的老年人大部分都知道汪洋台的来历。汪洋台记载了1942 年10 月在茶业口镇吉山村西发生的一场惨烈的战斗。1942 年10月17 日晨，博山、章丘、莱芜三县5000多日伪军包围了正在茶叶口镇刘白杨村的泰山地委、军分区机关及军政干部培训班。鲁中军分区第一军分区政委兼泰山地委书记汪洋率众突围东行至吉山村西时，遭日伪军四面合围。汪洋率众浴血奋战，虽歼敌200余，但寡不敌众，汪洋等共计近300 人壮烈牺牲。汪洋同志时年仅29 岁。

为纪念在吉山战斗中壮烈牺牲的军分区政委汪洋等烈士，在莱芜修建了汪洋台。1945 年7 月15 日碑立，碑文写道：“泰山区抗战过去最困难的年头，民国三十一年十月十七日，敌寇五千余合击扫荡我淄川解放区。我以孤军三百余与敌鏖战于吉山。在众寡悬殊的严重情况下，我军充分发扬了英勇卫国的精神，弹尽继以肉搏，有用手榴弹与敌同尽者，有以牙咬敌者，有抱机枪跳井者，有毁械自尽者，有高呼抗战到底与敌拼死者。其志至壮，其义至烈。迄今伏思，犹历历在目，可歌可泣!其乃中华民族之优秀儿女也……。”

碑文记载着在吉山战斗中牺牲的汪洋等烈士英名。

我的舅舅就是这次惨烈战斗中的幸存者之一。他身负重伤，在气息奄奄中被吉山村父老营救才顽强地活了下来。是吉山村父老给了舅舅第二次生命，我们一家念念不忘吉山父老乡亲的救命之恩。

舅舅的名字叫国京城，字都君，淄博市博山区刘家台村人。他个子高大魁梧，长方脸大眼睛，乍一看有点严肃，可一说话就感觉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舅舅从小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他和我父亲一样，都是我外祖父的学生，当时我外祖父是我们那里有名的秀才，是个很开明很进步的教书先生。舅舅还和我父亲一道，在博山上过洋学堂。他学识渊博，知书达理，聪明过人。他是个老革命，在我的至亲里是唯一一个在京城工作的干部，也算个“大官”。因此，我从小就很崇拜他，很为有这样一个舅舅感到骄傲。

抗日战争一爆发，外祖父就毅然决然地把自己唯一的儿子和女婿送上了战场，参了军成了军人，并且还在同一部队，干的都是文差。当时部队文化人很缺乏，因此他们俩都是部队的文化骨干，深受部队首长器重。因为姥姥就我母亲姐弟俩孩子，因此我们家没有多少亲戚。亲戚少，话题也就不多。我小时候，每到农闲,父亲就喜欢给我们姐妹讲关于舅舅的事情，说他们俩在一起打鬼子的动人故事，记得我学生时期的作文里记录了很多他们抗日的战斗故事，但几十年过去，那些记忆已经所剩无几了。

舅舅从抗日战争一出去就没回过家，他参加数不清的战斗，也负过很多次伤，吃过无数次苦头，好几次都是死里逃生。新中国成立以后，他被安排到北京“政策研究办公室”工作，后来又去了交通部,具体担任什么职务，我们从未知道。那时，舅舅和我父亲的联系方式就是书信。因为他处世低调，所以在信上从未透露过自己的职务，就连这俩单位名称我们还是从信封上看到的。

我从小到大只见过他老人家一面。记得那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舅舅突然回家了一趟。来到了莱芜市常庄乡（现属于苗山镇）东邢村。那时我母亲已经双目失明，只能用双手从上到下摸了摸他。几十年没见的姐弟俩万分激动，悲喜交加。母亲泪流满面，上上下下摸着舅舅的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舅舅也很伤感，流着泪说：“姐姐，我差点见不着你了啊，‘文化大革命’造反派们把我折磨得差点没了命。当时我就想啊，要知道现在这么受罪，还不如在吉山战斗中死了呢！那时死了还是革命烈士，这么死了算个啥呀？”舅舅当时身体很瘦弱，脸色很憔悴。听着他的话，我们心里很不是滋味，母亲更是泣不成声。

听说舅舅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揪斗的理由有两个。一是说我舅舅出身不好，是个中农。当时我外祖父是教书的先生，微薄的收入勉强能维持生活，因此在土改时定了个中农。中农就中农嘛，又怎么样？再说了，我舅舅大半辈子在外面戎马生涯，出生入死，为革命也是鞠躬尽瘁的人啊？家里那也是相当然的革命家庭，有什么值得批判的呢？

第二个理由就更荒唐了。当时红卫兵扯着舅舅的头发，拳打脚踢着舅舅的身体，声嘶力竭地吼着：“听说在吉山战斗中八路军都牺牲了，你为什么还活着？是不是叛变了？嗯！说！说！说！你是不是叛徒卖国贼！……”舅舅开始还认真解释着，后来就什么也不说了，任其揪斗折磨。提起吉山战斗，父亲的心情就极为悲痛。回忆那场悲壮的战斗，想我舅舅、他曾经的战友，在战斗中受的罪，老人家每次都泣不成声。他讲道，1942 年10 月，父亲和舅舅所在的部队机关在我们莱芜市茶业口镇刘白杨村举办军分区干部培训班，他们俩也是该培训班的成员，培训班里大都是文官。

培训班刚开始不久，我父亲突然接到家里人报信说我爷爷被鬼子抓去了。这是村里汉奸告的密，说我父亲在八路军部队里当官，抓不到我父亲就抓我爷爷问罪。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心急火燎，不知所措。培训班领导知道后十分关心，叫他回家看看，想办法把爷爷救出来。于是，我父亲就由一位黄姓干部（父亲讲得有名有姓，此人是位八路军干部，职务是什么长，我记不起来了）带俩战友护送，连夜爬山越岭回到家里。父亲回家以后不敢公开露面，白天躲在地窖里（我家有一个大地窖，3 米多深，有两个拐洞，能藏10 几个人，是抗日战争时期挖的。解放以后就用来放白菜、地瓜什么的）天黑了化装一下出来走门串户借钱。一天夜里，他一个人跑到博山，找到他一位在伪军那边做事的同学，通过私人关系给鬼子送上钱，并通融了一下，好歹把爷爷救了出来。

被保出来的爷爷遍体鳞伤，在鬼子那里遭到严刑拷打折磨得已经不成样子。汉奸们把他抬出来放到路上，他们用大皮靴踢着爷爷，歇斯底里地威胁说：“回去告诉你那儿，叫他赶快回家种地！要再往外跑，下一回抓住你就别想活！”谢家族人赶紧派人把爷爷抬回了家。爷爷躺到床上一动不能动，成天呻吟，这可忙坏了父母亲，白天父亲躲在地窖里不敢出来，一切有母亲一个人张罗，她一边到处物色伤药，一边一口一口喂爷爷喝粥吃药，晚上再由父亲出来换班。经过家人的精心治疗和护理，过了一段时间，慢慢地，爷爷能起来坐坐了，父亲高兴得了不得，满以为爷爷伤好以后他就能归队了，没想到，一场吉山战斗，彻底让父亲绝望了。

那是1942 年10 月17 日后半夜，睡梦中的父母突然听到“梆…梆…梆…”急促的敲门声。父亲吓得一骨碌爬起来就钻进了地窖，还以为是鬼子来抓他呢！母亲战战兢兢地走出去，到了大门跟前听了听，好像不是鬼子，就问：“谁？”“我啊，姓黄，是伯华的战友，前些天才来过的那个。”来人贴着门缝小声回答。“啊！知道了。”母亲赶快把门打开，跑回去喊出了地窖里的父亲，随后断断续续的进来了八个人。那位黄姓干部，看见父亲一下子就扑了过去，抱住父亲就“呜呜”的哭开了，父亲预感到发生大事了，赶忙把他们领进屋，让他们坐下，接着对发楞的母亲说：“快，弄吃的！”自己也进了饭屋烧水去了。

母亲慌慌张张地把所有剩饭和咸菜都端出来，接着和面烙饼去了。一会水开了，父亲这才赶紧打开两个战友胳膊上的绷带，用盐水给他们擦洗伤口，正好家里还有爷爷用的伤药，父亲就快速给敷上。父亲一边给伤员包扎，一边不安地问：“出什么事了？”“呜…呜…！”来人都哭了起来，“完了，完了，咱的人都完了。”父亲吓得面色苍白。正在这时，母亲把烙的饼端了上来，父亲用手示意不要说了，大家开始吃饭。“没好的，先吃点吧。”父亲为了缓和气氛，很抱歉地说着。“这已经很好了，我们都一天没吃东西了，只在河边喝了口水，没有你，我们还真不知道去哪里找口吃的。”看着他们狼吞虎咽的样子，父亲心里很是难过。

吃饭时，母亲一直在场张罗着，给这个递饼，给那个倒水的，吃完了，父亲开始安排母亲去给同志们准备铺盖，故意把母亲支走了。这时，黄姓干部开始讲他们的悲惨经历。他说：“昨天深夜，大家都在睡觉，突然接到情报说，章丘、博山的日本鬼子和伪军5000 多人已经开始包围咱培训班，部队需要立即撤退。一时间，一个个惊慌失措，手忙脚乱，七嘴八舌，各抒己见。汪洋书记也拿不好主意，等大家议论过后，基本统一了意见，决定从东面突围，因为东面是平路好撤，出去地面开阔，好疏散。可是当时我不同意，我出门看了看到处黑洞洞的，西面、南面、东面都没动静，只有北面有零碎的枪声，我就感觉这是敌人在声东击西放冷枪，可能北面的敌人最少，应该从北面突围才是。可是，决定已下就不好改了，更何况情况紧急，人慌无智。就在走的那一霎，我还是感觉要从北面突围，我就狠了狠心，喊了一嗓子‘想从北面走的跟我来！’就看见他们这几个跟了上来。天快亮了，我们拼命往北山上跑，敌人就开枪射击，一开火，我就发现北面的敌人不是很多，我们边打边撤，摆脱了敌人，还好就他们俩负了伤。我们翻过了曼岭进了茶业峪，在北山上藏了起来。”

“天亮了，我们在北山上听见吉山村西枪声大作，知道部队和敌人交火了，心急火燎的，很想下来支援，但知道就算我们去也是无济于事，只能是送死，就这样眼睁睁听着一阵激烈开火后没了动静。我们就知道完了，全完了，5000 多敌人啊，咱才几个？”他一面说着一面哽咽，在场的都在落泪。父亲一边擦泪一边摆着手：“别说了，千万别让你嫂子听见，都君（我舅舅）还在里面呢。”他们几个这才恍然大悟：“可不，他也在里面呢！”屋里顿时静了下来，一个个都为母亲难过，也为舅舅把攥着心。

人虽然住下了，但重要的是“保密”。这么多人一下子住到家里来风险极大，万一走漏了风声一切就都完了，父母忙忙碌碌地收拾着，弄了些柴草重新把地窖铺了铺，放了一些东西进去，白天来人就住到地窖里，三顿饭都由母亲用绳子和提蓝往下送，等夜深人静的时候再把大家接上来，住到屋里去。大家也得吃饭呀，连家人一共十几口呢！母亲一个人忙里忙外忙个不停，一会推碾，一会推磨，一会下厨，竭尽全力把饭菜做得好一点，可口一点。父亲白天不敢出去，在家也闲不住，一会给伤员擦药包扎，一会从后窗户小声和我的三爷爷、四爷爷联系，把一些“任务”安排下去。因为光靠我们一家哪能行啊？战友们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可靠的亲支近份帮忙。

18 号上午，母亲跑了好几家凑了几斤面，剁了一盆饺子馅，叫来了俩大婶帮忙，给同志们包的水饺。尽管少油无肉，大家还是吃得很香。父亲有些抱歉，边让着大家吃边说：“凑合着吃点吧，我们是光有心没有东西啊。”战友们围在地窖里，点着头说：“嗨！这已经相当好了，咱多少年没吃上饺子了？真是特别香来！”

为了给战友们准备行囊，父亲开单子一样一样地给几家可靠的人安排了下去，有饼子，窝窝头，咸菜，盐，白布，钱，药，担仗，摘筐，衣服，农产品，秤，葫芦头……各家就按着单子去准备。唉！那个时候穷啊，有的连条破裤都腾不出来。母亲找出了自己织的白布，棉花，用锅煮了，晒干，把布截的一块一块的，有俩毛巾那么长，在边上都剪了口子，双起来每人一块，准备包扎用。刀伤药也是母亲准备得最多，因为爷爷伤得厉害村里人都知道，可以明风大浪地去物色，还不被怀疑。这药主要是中药，是老百姓自己常用的，有些是自己采的。

真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一天多的时间就已经准备齐全。19 号夜里，他们真要启程了！父亲舍不得战友走啊，是一再挽留。可那位姓黄的干部说：“我们不能再待了，如果再待下去会出危险的，没有不透风的墙啊！万一出事，大伙都受连累，一个也活不了。”没办法，吃过晚饭父亲就开始给大家“打扮”起来，每人换上了一身粗布破衣，个个满身补丁，一个破席夹帽子，有的肩上搭个“布搭子”，有的肩上斜背一个破包袱，盛的是干粮和咸菜等东西。为了路上行动方便，还有几个挑了担子，筐里放些地瓜、红萝卜、白萝卜、葱、白菜，蒜啊……，反正很像赶集的样子，这些东西又可以在路上当饭吃。另外，还拖上了几条长棍子用于防身。

装备好了，父亲左看了右看，尽量想少出破绽，最后拿出夜里绘的行动路线图交给了他们。说起这张图，父亲已经两晚上没睡觉了，精心把战友往西去的路线画了一张图，上面山脉、河流、村庄、大路、小路等等都写得清清楚楚，就连沿途哪个村是几月几日逢集都标得仔仔细细，怕路上遭受盘问。我还不得不说父亲不光有才，还是个特别心细的人。

战友动身了，父亲是千叮咛万嘱咐，生怕他们出问题。最后把凑的钱分了分，发给大家。他对黄姓干部说：“钱不多，实在凑不到了，你们路上买点东西。”战友接过钱，紧紧地握着父亲的手，满眼泪水，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随着夜幕的降临，小山村慢慢静了下来。快午夜了，父亲说：“人太多，咱得一批批走。”他和我两个大叔，每人带着几个静悄悄地抄小路上了村北的“封山”脚下，从山边的羊肠小道上静静地前行。那晚，正好有朦胧月色，我们叫“月黑头天”，便于行走。走了几里，战友们停住了，叫父亲他们回去。父亲挑着担子，一再推辞，又走了几里。眼看就到常庄了，大家停了下来。那个黄姓干部夺过父亲的担子，低声命令式地说：“你们不能再走了，再走我们就走不了了。”“我想送送你们啊，这一别还不知道啥时候再见面？舍不得你们啊，呜呜--”父亲哭了起来，接着俩人紧紧地抱在一起。黄没有说话，父亲流着泪说：“多保重啊，你们一路平安。”几分钟过去了，黄姓干部猛地一松手，拍了父亲肩膀一下，就头也没回地上路了。父亲知道，他的心在流泪。父亲他们停住了，没有再向前走，望着远去的战友，父亲的泪水在哗哗地流。没想到这一别竟成了生离死别，父亲早也盼晚也盼想盼个喜讯回来，可一直也没盼到，再也没见到他们。

父亲送走战友回来，心情异常沉重，一是牵挂此行的战友们，二是心疼牺牲的首长和同志们，还牵挂我那不知是死是活的舅舅。他难过极了，趴到桌子上就放声大哭起来。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那是没到伤心处。父亲那样的硬汉子，也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看到父亲这样，母亲流着泪过来着急地问：“你们部队出什么大事了？和我说！”父亲没法瞒了，就把知道的简单地说了一下，母亲一听一下子就坐地下了，“哇哇”大哭了起来：“我的兄弟啊！我的兄弟哦，姐姐再也见不到你了啊……”父亲没有安慰母亲，俩人都在痛哭流涕。

说起舅舅，他和父亲可不是一般的姐夫小舅子关系。他俩从小在一起上学，参军以后又是风雨同舟的革命战友国都君 ，是兄弟加同志关系。他们俩归同一指挥所，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枪林弹雨、出生入死，那可是能互相挡子弹的人啊！父亲心疼舅舅一点不亚于母亲。

一时间，我的家被乌云笼罩着。我父母被撕心裂肺的痛苦折磨着，都不知道吃饭了。母亲就像着魔了一样，天天站着望着北面发呆。一天，母亲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就拿些农产品去集上卖了，买了两刀烧纸，回来炒了盘菜，捏了几个水饺，烧上香，一边哭一边念叨：“兄弟啊，我知道你已经走了，姐姐再也见不到你了，没有别的，姐姐给你做了点吃的，给你点钱，以后你有什么事就给姐姐托个梦，姐姐能做的就帮帮你……。”

就这样，在父母心里，舅舅为国捐躯已成定局。

大约过了一个半月，那天是我们东邢村集，母亲在集上由邻居指点见到了一个人。来人说是我父亲的同学，他给父亲带来了一封特别的信。父亲打开信封，突然惊喜地喊了起来：“啊！他舅还活着！”母亲也惊呆了，不知是哭还是笑了，一个早已认定死了的人又突然“起死回生”，简直太突然太惊喜了，父母当时的心情真是无法形容。母亲死死地抓住信纸，过了好一阵才缓过劲来，满含热泪听父亲念信，开头语还是那四个字：“华兄范姐”。

这是一封长长的信。舅舅在信中把从叛徒告密到培训班接到情报、撤退、与敌人交火、一直到自己负伤被营救，后来如何去博山等情况，写得清清楚楚。他说，在部队向东撤退的时候，他身上带着重要的机密文件。遭到敌人伏击后，为了藏文件，他边打边退到河边的一块大石头跟前，急着把文件埋到石头下面。就在他刚要低头扒沙时，肩膀被一颗子弹穿过，鲜血刷地就流了出来。他忍着疼痛，趴在沙滩上拼命在大石头下扒了个洞，把文件塞了进去，埋好。刚要起身，突然俩战友的尸体压了下来，他刚要抽腿，一阵剧烈疼痛，鲜血又从大腿上流了出来，他动不了了，被死死地压在了下面。枪声结束了，敌人“哇哇啦啦”地排队清场，他们吆喝着朝战友的尸体上扎刺刀，舅舅虽然被压在下面也未幸免，大腿上又重重地挨了一刀，他再也支撑不住了，昏死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剧烈的疼痛把他从昏迷中刺醒，他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模模糊糊地看见几个人坐在他的身边，只听一个女的说：“他醒了，给他喝点。”随后有人往他嘴里灌东西，稍微清醒后才看见那是小米粥。又饿又渴的他大口地吞着，慢慢地，他眼前清楚了，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地窖里，身下铺着杆草和席子，他的肩膀和腿全都包着，满身是血，揪心的疼痛。“活了！他真的活了！”有人在小声地喊着。是的，他被吉山村人救了，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他感激的泪水洒满了前胸。

就这样，舅舅天天躺在地窖里，浑身疼得翻不了身。乡亲们天天守着他，轮流给他喂汤喂饭，有专人给他处理伤口。尽管每次用盐水清洗伤口都揪心地疼痛，豆大的汗珠刷刷地往下滚，有一回都把嘴唇咬破了，他还是顽强地撑着，还真不得不说舅舅不但是个大命人，还是一个特别坚强的男子汉。

舅舅咬紧牙关，度过了自己最艰难的那一段，慢慢地好了起来。渐渐地肩膀能动了，又慢慢地腿能踡了。随着伤势逐渐好转，舅舅能扶着墙单腿站立了。这下他可高兴坏了，想，自己不但成了活人，还是一个能打鬼子的人。

慢慢地舅舅能拄着拐杖走路了。他就天天在地窖里锻炼，晚上乡亲们把他从地窖里撮上来在院子里走走。就是腿上的伤实在太重了，一时半会好不了，一条腿一瘸一拐的。但舅舅已经待不住了，一心想走。乡亲们看见他伤不好，不放心，就一再挽留。可舅舅觉得给乡亲们的麻烦和危险太大了，鬼子经常来吉山“扫荡”，说不定哪天会让乡亲们陪着自己遭殃，实在待不下去了。

这一天舅舅真的要走了。他满含热泪给护理他的几个长辈磕了几个头，泣不成声地说：“乡亲们冒死救了我，治好了我的伤，可我无以回报，我一定重返战场狠狠打鬼子，以此来报答再生父母的救命之恩。”

动身了，舅舅没有去老家刘家台，去的是博山找他最要好的同学。那天，为了掩人耳目，乡亲们给舅舅穿上老百姓的破衣服，让他背着搭子，拄着棍子，挎着篮子，带上称，在四五个挑着山货的村民护送下，一瘸一拐地启程了。

吉山去博山，四五十里山路，中间要翻过一座大山，一路羊肠小道，道路崎岖坎坷。舅舅强忍着伤痛艰难的走着。他们天不亮就起身，晌午了才到博山。这里是敌占区，到处是鬼子，不时的看见他们端着枪驱赶着行人。要单独行动了，舅舅告别了那几个乡亲，用胳膊夹着棍子，手里挎着个破蓝子，一边走，一边停，一边吆喝：“卖花生了，卖花生哦！”一边向老同学家方向走去。

太不容易了，一直等到太阳快下山了，才看见同学的母亲出门买菜。他就一边吆喝一边凑过去，大声喊：“老人家，你买花生吗？”随后递了个眼神过去，还附耳了几句，就听那个老人大声说：“来吧，我买几斤。”便跟着老人家进了家门。

舅舅和他这个同学是相当知己，按现在的说法就是铁哥们，他到了这里就算到了家了。他的同学在伪军里干差，人缘很好。舅舅被安置下以后，他一有空就帮助舅舅锻炼身体，还给他买补养品，帮助治伤，一家人对舅舅真像对待家人一样。就这样，在这里待了半个多月，舅舅的腿终于不瘸了。他就托同学到处秘密打听部队，很快就有了结果，舅舅决定去找部队上前线了，临走前给我父母写下了这封长信。

父母看着信，一直是泪流满面。不管舅舅受了多少罪，总之是活下来了。人只要活着，就什么都好说，就是对亲人的最大安慰。舅舅最后对我父母说，他要归队了，今后的路一定更艰难，可能要很长一段时间不能联系，他让我父母放心，总有见面的日子，一有机会他就和我父母联系。

就这样，舅舅又去了打鬼子的战场。枪林弹雨，拼拼杀杀，又有好几次是死里逃生。他从抗日战争打到解放战争，从解放战争打到新中国成立，南下又北上，跑遍了半个中国。中间好多年没和我父母联系，尽管我父母时时在牵挂着，但也坚信舅舅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后来舅舅给我父母稍过口信，也给家里报过平安。只是自古忠孝不能双全，舅舅一走就多少年，连我外公、外婆去世也没回家一次，成了他当儿子的一生的遗憾。

解放了，舅舅被安排到北京工作，1955 年秋天，好歹凑了几个路费，母亲带着我四岁的妹妹去北京姐弟见了个面，才知道舅舅生活也相当艰苦，工资很少，月月不够花，粮食按定量，天天吃不饱，因此，在以后的几年里，每到夏天和秋后，母亲就晒些茄子干、萝卜干，芸豆皮、干煎饼等东西，大包小包的给舅舅寄去。

1959 年以后，我们遭遇了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生活极度困难，成天吃野菜、树叶充饥，一家人饿的三根筋挑着一个头，我也差点没被饿死，所以舅舅那边也顾不上了。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舅舅和其他老革命一样，遭到了造反派们的残酷批判和揪斗，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一度身体很弱。后来又听说舅舅调到了武汉长江航运局工作，因为路途遥远、交通不便、经济拮据，彼此之间也就没了走动。这么多年都是我父亲和舅舅以书信联系的，我们姐妹也都没有参与。

由于我们姐妹四人一个个长大离开了家，对舅舅的情况知道的就越来越少了。直到父亲1983 年过世，悲痛之下，我才翻箱倒柜找到了舅舅的信封，按着地址给舅舅写了封长信，和他痛述了我父亲生病及逝世的经过以及我们姐妹对母亲今后的生活安排。舅舅也回了我一封长长的信，心情沉痛地说了很多知心活，也对我母亲进行了推心置腹的深情安慰。

本想以后就由我来和舅舅书信联系，继续母亲和舅舅的亲情传递，没想到还没等我缓过劲来，我母亲又在我父亲过世才两个多月后也匆匆离我们而去。悲痛加悲痛，揪心之痛使我再也没有心力给舅舅写信了，我更不忍心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再告诉他，他唯一的姐姐也走了，实在太残忍了。

从此，与舅舅的联系也就划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