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莱芜开始传播并日益深入人心。这个过程，也就是莱芜党组织酝育萌生的过程。莱芜党组织创建以后，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一面发展壮大组织，一面发动群众同国民党反动势力展开了积极有力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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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主义在莱芜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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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对辛亥革命进行反思，探求文化救国的道路。他们认为，只有从国民的思想、道德和文化上进行彻底的变革，才能拯救中国。于是，在中国发起了一场空前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

1915年9月，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一年后更名为《新青年》）的出版，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先后成为《新青年》的编辑、主要撰稿人和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他们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为主要思想武器，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大力倡导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向封建思想、道德、文化全面开战，对推动社会进步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此时，莱芜部分先进知识分子，诸如知名教育家、中国同盟会会员亓因培，知名社会活动家、爱国名士亓聘如，末代“衍圣公”孔德成的启蒙老师王毓华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并成为莱芜籍倡导新文化运动的先行者。

亓因培时任省立第六中学语文教员。亓聘如时任莱芜中学校长。王毓华，原名王连茹，寨里王围子村人。生于1887年，卒于1952年。时在北洋政府官员倪桂殿家任家庭教师。这些先进知识分子对新文化运动的介入，特别是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对新文化、新思想在莱芜的传播，使莱芜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涌起了一股生气勃勃的思想解放的潮流。

正当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的时候，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了。十月革命的胜利，使长期饱受帝国主义欺侮而又在反帝斗争中屡遭失败的中国人民看到了光明和希望，并由此而增强了斗争的勇气和必胜的信心。正在轰轰烈烈地推行新文化运动的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们，则由此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作用。从此，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他们从十月革命的启示和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危机中，敏锐地感受到了世界历史潮流的深刻变化，并很快在实践中得出了向俄国革命学习、走俄国人的道路的结论。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先进分子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建立中国共产党就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而将这种可能性转变为必然性的，则是中国人民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反帝爱国运动，即五四运动。这次运动主要是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损害中国主权，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出卖山东主权。五四爱国运动的熊熊烈火燃烧起来之后，很快影响到了莱芜。莱城的老师和学生率先奋起，反对不平等条约，要求惩办卖国贼。教育当局想使用其统治手段，扑灭师生的愤怒火焰，但运动发展很快，且全国一致，势不可挡。因此只好听之任之，任其发展。一时间，学校只是照例打点上课，而教室里却没有学生。罢课以后，各班学生组织起来，举行游行示威，和各大城市的爱国青年遥相呼应。他们自动成立学生会，把全班学生划分成若干小组，白天到街上向群众讲演，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抗议巴黎和会的无理决定，揭发北洋军阀卖国求荣的罪行。夜间轮流到城外各重要路口稽查私自贩运日货的奸商，号召工商界人士起来为维护祖国尊严和领土完整而斗争。

此时，山东、北京、上海等地兴起一种叫“十人团”的爱国组织。该组织有自己的章程，其组建方法是，先由宣传爱国运动的一个人发展团员10人，10人再各发展团员10人，分途发展壮大爱国组织。莱芜境内部分学校受其影响，仿效外地的做法成立了爱国“十人团”。他们手持小红旗在大街上游行，高呼口号，张贴标语，分发传单，到商店查封日货；分头在公共场所、重要路口向群众宣传，慷慨激昂地宣讲朝鲜亡于日本、印度亡于英国的种种惨状，号召民众起来救国，在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时还在菏泽省立第六中学任教的莱芜籍爱国人士亓因培，以“心学会”为中坚掀起了菏泽地区的学生运动。他带领师生罢教罢课，走出校园，查封日货；捉拿贩毒商会会长，促使当局查封商会；追逐各县麇集菏泽参加曹琨贿选的人员，直到他们销声匿迹，学校才开始复课。从此，亓因培声名远播。是年秋，被泰、莱、新、费、蒙、沂、肥七县推选为广州非常国会护法议员。到了广州以后，亓因培积极参与制定了各项除旧布新的法令。陈炯明叛乱后，他又与山东的6名议员共同起草并签名，向全国发出了《广州非常国会声讨陈炯明宣言》。不久，辗转回到莱芜。回到莱芜后，他矢志不渝，积极传授新的科学文化知识，宣传反清、民主等进步思想，对启迪民智、推动民主与新文化思想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四运动最终迫使北洋军阀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取得了重大胜利。这是一次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和深刻的思想文化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就莱芜地区来说，尽管这次运动仅在部分地域的学界和少数工商人员中进行，但它作为五四运动一个小的组成部分，是莱芜地区历史上首次由青年学生和进步知识分子参加、反帝反封建目的空前明确、影响空前深刻的政治运动。这次运动，锻炼和鼓舞了莱芜地区的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促进了他们的觉醒。

五四运动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全国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在中国不断翻译出版，很多刊物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了对社会主义的拥护和向往。一时间，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成为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而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一批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中，又纷纷建立了共产主义学会和早期共产党的组织。

在山东境内，王尽美、邓恩铭等首先在济南秘密组织成立了励新学会、济南劳动周刊社等组织。他们利用这些阵地开展各种活动，对马克思主义在山东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莱芜地区的部分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就此受到了积极影响。此后，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开始在莱芜人民群众中产生影响并逐步扩大，为莱芜党组织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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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共吕家芹村支部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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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王尽美、邓恩铭作为山东代表出席了会议。会后，他们回到山东，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建立发展地方党组织。9月，在“励新学会”的基础上组建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发展会员数十人，从中发展了部分党员。1922年5月，中共济南独立组建立，7月改建为中共济南地方支部，王尽美任书记。1923年10月，在地方支部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济南地方执行委员会。王尽美任委员长兼宣传部主任，王翔千任秘书兼组织部主任，王用章任农工部主任。

中国共产党在建立以后两年多的时间里，先后召开了第二、第三两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二大在一大确定了党的名称、通过了党纲和奋斗目标的基础上，制定了党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标志着党的创立任务的完成。党的三大根据当时的革命形势和国民党的状况，决定与以孙中山为领导的国民党实行合作，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

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中国共产党也得到较快的发展。中共济南地方执行委员会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导下，于1925年2月建立了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统一领导山东党的工作。尹宽、王尽美、王翔千、刘俊才、邓恩铭任委员，尹宽任书记。在此前的1月11日至22日，党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尹宽作为山东代表参加了大会。大会总结了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制定了开展群众运动的计划，决定在全国建立和加强党的组织，以适应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的需要。同时强调，要“引导工业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革命的小手工业者和知识分子，以至于乡村经济中有政治觉悟的农民参加革命”。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按照四大的要求，积极开展领导工人、农民的斗争，加强党的组织建设。莱芜的进步人士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积极响应，开展的许多活动走在了鲁中乃至全省的前列，标志着莱芜人民革命觉悟的进一步提高。

在1925年5月27日，也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前夕，莱芜中学校长亓聘如怀着忧国忧民的思想，组织发动境内各校教职工以快邮代电加入山东教职员雪耻会，投入反帝爱国运动，并积极筹募捐款，号召职工将每人月薪的5%汇寄上海，支援上海罢工工人，在境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

与此同时，在外地求学、工作的部分莱芜籍进步人士也积极参加了党组织领导的一系列活动，有的还入了党。

我国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吴伯箫，原名吴熙成，1906年出生于凤城街道办事处吴花园村。1919年入曲阜省立第二师范读书，1924年毕业后被孔府聘为家庭教师，教末代“衍圣公”孔德成英文。1925年夏天，他辞去曲阜孔府家庭教师的工作，赴京求学。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高潮虽然已经过去，但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北京正酝酿着一场更为广泛、更为深刻的社会革命。初到北京，吴伯箫便被那里浓厚的政治气氛所深深地感染。后来，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从满是陋巷井、舞萼坛、子贡手植桧一类文物古迹的曲阜，看过陈焕章在孔庙随着古乐三跪九叩，分吃过丁祭猪肉，忽然迈进火烧赵家楼、发动五四运动的北京城，喊出‘打到孔家店’，看溥仪搬出故宫，对那时一个青年来说无疑是一次思想大解放”。于是，他“刚看罢师范大学新生榜，立刻就跑到天安门参加声援五卅运动的游行示威。跟着浩浩荡荡群情激昂的队伍，高喊‘打倒列强、除军阀’。满怀着一种冲破黑暗、探求光明如饥似渴的心情”。正式入北师大学习后，吴伯箫参加了一个叫“群新学会”的群众团体，深入到水夫、粪夫等贫苦市民中间，开展宣传、组织工作。不久，又参加了G·Y·的生活，秘密传阅《共产主义ABC》、《夜未央》等油印书刊。就是在这一时期，他开始发表文章，开始走上创作的道路，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此期，吴伯箫的作品，除了有北京市民生活的写实,有莱芜故乡生活的回忆，还有全国上下反帝爱国运动的描述，充分抒发了一个进步青年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感，表现出了一个革命青年憎恶黑暗、追求光明的鲜明倾向。这一时期，吴伯箫虽然和党还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他参加的一系列有益于革命的工作，他创作的那些愤世嫉俗的作品，已经充分展示了共产党人所独有的潜质。

博兴农民暴动的副总指挥、山东抗日游击第七支队的重要创建人王培汉，又名王金镛,1894年生于莱城东关村，幼时跟随母亲四处乞讨，17岁入劝学所当校工。劳动之余，奋发自读，产生渴求武装救国的想法，遂参加军阀部队。负伤住院时，遇到在医院当军医的幼年好友。受其影响，开始阅读列宁和高尔基的著作，激起救国图强的抱负。1926年，在武汉参加北伐军，结识进步人士黄亦生和共产党员菊百实，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共河北省河间县党组织的缔造者聂嘉乐，曾用名再刚、固石，1905年4月出生于羊里镇西留村。其父聂金书是圣公会（基督教的派别之一）的牧师。由于伯父无子，聂嘉乐幼时便过继给大伯聂金芝。受生活所迫，他天天割草、放牛，吃不饱、穿不暖。父亲看到他在大伯家生活艰难，没有条件读书识字，又将他接到自己身边，并送他入校读书。1917年开始，聂嘉乐先后在北京崇德中学、金寺中学读书。192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燕京大学农科。在大学期间，他勤奋好学，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思想开始倾向革命。时值国共合作、北伐前夕，工人、农民运动此起彼伏、波澜壮阔。聂嘉乐受革命思想影响，多次参加反对北洋政府的游行示威，与进步同学秘密结社，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日渐成熟，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吴伯箫、王培汉、聂嘉乐以及许多在外地求学、工作的莱芜籍进步人士，虽然身在他乡，但他们始终与家乡保持着联系。平时，他们积极地把有价值的信息传递到莱芜，及时地把最先进的思想传播到莱芜。回到家乡后，他们又经常组织开展革命活动，这就为中共莱芜地方党组织的建立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地主家庭出身的吕若侃，字仲陶，1886年生于莱芜吕家芹村。祖辈家境富有，20世纪20年代成为破落地主。读过私塾，颇懂文墨，经常看陈独秀等人的进步书籍，并积极传播共产主义的革命道理。1925年，他经徐州来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莱芜第一个共产党员。这一时期，吕若侃一直秘密单独与外地党组织进行联系。他曾卖掉土地60多亩为党组织提供活动经费。村里百姓不明真相，因经常见他用毛驴驮上银钱朝曲阜方向送，故而曾有“吕若侃入了净产道”之说。

1925年秋，中共山东地执委委派马守愚到泰安，开展泰安及周边地区的建党工作。接着，党又派济南铁路工人王仲修利用在铁路工作的便利条件，到泰安火车站开展工运工作。马守愚、王仲修首先在泰安火车站铁路工人中秘密宣传革命，组织发展了泰安铁路地下工会，王仲修任常务委员。后在工会会员中发展秦少祥、孙建林等入党，并于1926年3月和省里派来的于赞之一起，在蒿里山秘密开会，正式建立了泰安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泰安支部。马守愚任支部书记，于赞之任组织委员，王仲修任宣传委员。

马守愚，又名马励明、马云亭，泰安崅峪镇人。1924年入党，1925年任中共省立一师支部委员、书记，共青团济南地执委委员。1929年在抚顺被捕，后脱党。1977年病故。王仲修，泰安城灵山庄人，1898年出生。1924年在济南铁路局做工时参加工人运动，同年8月加入共产党。1925年奉组织派遣到泰安火车站开展工人运动和党的工作。1929年4月回济南铁路复工，1932年在济南逝世。于赞之，又名于培绪，潍坊人。1925年在齐鲁大学读书时加入共产党，1928年12月在其家乡昌邑县饮马村发动暴动时被捕牺牲。

中共泰安支部建立不久，马守愚、于赞之、王仲修、秦少祥4人秘密成立了“泰安苏维埃”，决定向周边地区延伸，在工人、农民、学生中开展宣传，发展党团员、工会和农会会员，建立党组织。随之，他们把工作重点东移，在莱芜吕家芹村一带，发展农会会员，建立了农会组织。在莱芜有了落脚点之后，他们就把“泰安苏维埃”改为“泰莱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于赞之任执行书记，王仲修任组织委员，秦少祥任宣传委员。

1926年夏，马守愚在莱芜发展农会会员中，得知吕若侃是共产党员，便与其取得了联系，并委以农会负责人的职务。

马守愚到莱芜时，适逢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师，开始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受全国革命思潮的影响，马守愚与吕若侃商议决定在莱芜正式建立党组织。他们介绍河北村的魏春舫、在吕若侃家扛活的吕效芝和本村的吕敬宝入党后，建立了莱芜第一个党支部——中共吕家芹村支部。吕若侃任支部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