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增援，原名李增园，字益三，亦称夷散，益安。1913年6月29日出生，莱芜市莱城区寨里镇太平街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就读于曲阜二师、北平华北大学、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和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1937年底在武汉参加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先后担任戏剧组组长、剧团副主任、新四军一师战地服务团剧团主任等职。1941年2月21日，在日军对新四军一师后方医院偷袭中壮烈牺牲，此后埋名50多个春秋。1994年12月31日，江苏省人民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奋发好学忧国忧民

(一)童年与中学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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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增援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有五个姐姐，一个弟弟，排行第六。他的父亲李可训，为人正直，处事公道，在地方上颇有名望，曾被推选为莱芜县水北区民团团长、联庄分会会长等职。李家在水北区住着深宅大院，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同时开有一个小煤窑，日子红火，堪称富有。但由于当时列强侵略，军阀割据，土匪骚扰，境内贪官污吏也趁火打劫，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成倍增长各种税捐，致使许多农户破产，走上绝境。李家也未幸免于难，特别是由于小煤窑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在山东大规模开采煤矿的冲击，加之经营不当，赔了本，不得不卖田抵押，由此李家开始败落。于是，李可训将希望寄托在了大儿子李增援身上。

1920年，7岁的李增援被父亲送入太平街民办小学。他虽然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但勤奋好学，聪明过人，学习成绩一直名列榜首。老师讲的内容，有的同学听不懂，请教李增援，他都一一认真解答，很少有难住他的地方。这时的李增援已经非常懂事，对父母，他很孝敬，放学回家后，经常帮助父母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对亲友邻里，他彬彬有礼，见到熟人，总是先打招呼问好。对待老师，他很尊重，经常帮助老师组织开展画画、唱歌、叼小鸡、拾手绢等各种活动。老师常夸他品学兼优，要求同学们向他学习。对待同学，他总是以理服人，从不与小伙伴们闹纠纷。放学路上，有的同学因事打骂，他总是主动劝说，并评出是非曲直，使双方心服口服，直至和好如初。所以，伙伴们都愿意和他接近。

李增援在本村读完初小后，到陈家楼继续读完小。在班里，他挥洒一手好书法，文章写得很出众，门门功课成绩优异，而且多才多艺：画画得栩栩如生(铅笔素描尤为逼真)，胡琴拉得娓婉动听，京剧唱得有声有色，被大家称为“才气之子”。学习之余，他阅读了《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书籍，对书中描写的那些杀富济贫的英雄敬慕不已。后来，他接触了一些宣传革命的书刊，对其中启迪人们思考的社会现实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些书读得多了，他开始同情劳苦大众。因此，一有时间，他就参加田间劳动，广泛接触贫苦农民。夏锄秋收，栉风沐雨，李增援不但亲眼目睹了贫苦农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而且亲身体验了劳动的艰辛。从此，他开始厌恶残酷的黑暗社会。

1925年完小毕业后，李增援考取了泰安第三中学。这是山东省重点中学之一，收费高，每年约100元左右，当时相当于买一亩好地的钱，这对他那已经衰败的家庭来说，是难以承受的，因而，便转学到收费较低的莱芜县立中学就读。这期间，他主动广泛涉猎各种进步书刊，经常和同学们一起谈论五四爱国运动及一些重大革命事件。这使他深刻认识到，只有消灭军阀，消除外患，社会才能安定，人民才能脱身于水深火热之中。他还在校参加学生联合会，走出校门，开展抵制日货、掀神像、宣传放足和打倒土豪劣绅等革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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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处求学的青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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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二师入党1928年秋，李增援从莱芜县中毕业后，考取了山东曲阜第二师范，在后师三级一班就读。曲阜二师是当时山东省党组织发展比较早的革命活动中心。早在1922年，山东早期共产党员王尽美便派人到曲阜二师开展党的活动，对进步师生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启蒙教育。1926年，曲阜二师建立了党支部，党员发展到20多人。李增援入校后，主动结识许多进步青年和学校的共产党员，从他们那里得知了李大钊、毛泽东、朱德等人及其事迹，并阅读了《共产党宣言》、《新青年》等革命书刊，受到了共产主义思想的熏陶，逐渐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全新的、以马列主义为行动指南的工人阶级政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在党组织的教育培养下，1928年底，李增援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找到了自己的政治归宿。

李增援入党后，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上，积极参加党组织安排的革命活动，揭露、批判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卖国行径，并与其他党员一起采取多种形式指导新入校的学生阅读进步书籍，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抗日主张，使二师进步力量得到迅速发展。1929年夏秋之间，李增援参加由学校党组织发动和领导的《子见南子》话剧演出，在全国引起很大震动。

北上求学1931年，李增援从曲阜二师毕业后，怀着对革命理想的不懈追求，决定北上求学，继续深造。李增援的父亲非常认同“将相无种”等古训，对他的求学愿望大力支持，但在报考什么学校上，父子却产生了分歧。父亲希望李增援博取功名、光宗耀祖，或者做一个知书达理的教书先生。因此，要他报考北平大学或师范大学。李增援关心的是国家的兴衰、民族的安危，他期望用群众所喜闻乐见，且最直观、最生动的文艺形式宣传革命、教育人民，遂违背父命，报考了有美术专业的北平华北大学。

李增援考入北平华北大学不久，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入侵下，我国东北大片领土沦陷，人民逃离家园，流离失所。在这国家危难之际，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把富饶的黑土地拱手让给日本侵略者。这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各界爱国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北平、天津及全国各地的工人、学生，纷纷罢工、罢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李增援也积极参加了北平的学生运动。这次爱国行动，使他的心灵和思想受到了一次革命的洗礼。1932年秋，由于家庭衰败，无力支付学费，李增援被迫辍学。之后，他到济南北宛讲习所代课，仍利用各种机会对学生进行反帝、反封建教育，灌输革命思想。

出色的答卷1933年2月，李增援经同学介绍，慕名到达上海，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插入西洋画系二年级学习。上海美专是著名画家刘海粟创办的，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该校进步团体在党组织的领导和倡议下，积极参加左翼文化活动，公开演出抗日爱国戏剧，张贴反帝宣传画，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在国内外影响较大。

李增援入校后，先后学习、选修了国文、美学、美术史、文学、西画、人体、景物、野外、自画像等课目。同时，他主动与学校党组织取得联系，积极参加各种革命活动。

1935年7月，李增援从美专毕业。在他那一届的《毕业纪念册》上，刊载了屈指可数的几篇毕业论文，而李增援的《艺术与文化建设之杂话》就占有一席之地。在这篇文章里，李增援针对学术界的10位教授发表的《建设中国本位文化宣言》，发表了不同见解，抨击了部分人脱离实际空谈艺术的思潮，宣传了“左联”提出的大众化艺术观点。在这篇论文中，李增援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和气魄，一针见血地指出《宣言》讲的只是办法和态度，并未触及问题核心，未提出具体之原则与方案。同时，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批判了10位教授对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关系的模糊认识；他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揭示了艺术在人类社会发展各个阶段的状况和实质，并联系当时在中国画、西洋画、电影、音乐文艺领域存在的种种消极现象和弊端，指出大众化艺术是文化建设优良工具之一，要实现艺术大众化，必须依靠大众自己的力量，用各种艺术形式，去激励人们为未来信仰和幸福生活而奋斗，使一切生活方式、生活形态积极向上。李增援认为只有这样才是文化之使命，“苟艺人能负起此重大使命，则庶几促进文化建设于万一”。

这篇不到2000字的论文，既有理论，又联系实际；既坚持原则，又实事求是；既指出问题症结之所在，又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它是李增援在上海美专学习毕业时所递交的一份合格的、出色的学习答卷，从中不难看出李增援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它是李增援在思想上和政治理论上已日趋成熟的标志。李增援不愧是文艺界一位出类拔萃的才子!

美专的学习生活和革命活动开阔了李增援的视野与思路，使其更加坚定了自己所信仰的共产主义理想。在毕业纪念册上，他毅然写下了“生而无臭，死而无闻，如斯而已”的人生格言。

戏专的学习与斗争1935年，李增援美专毕业后，考取了刚刚创办的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入校后，李增援先在话剧本科班学习。由于乡音太重，他便随身携带一本注音字典，逐字查对，校正语音。虽几经努力，单字发音有了很大改进，但因到了弱冠之年，尽管字典翻烂了好几本，方言仍难以完全纠正。第二学期，学校按四种专业分科，李增援便主动放弃了话剧专业，选择了装置设计专业。

南京戏专是一所在国民党控制下的学校，校董张道藩是国民党反动政府内政部次长、国民党CC派特务组织的头头，对学校控制得很严，教师和学生经常遭到他们的逮捕。李增援入校后，听从党组织安排，与进步师生积极从事抗日宣传等革命活动。不久，学校中的进步力量同以张道藩为代表的反动势力之间的斗争逐渐白热化。一天，学校当局突然对男女生宿舍进行搜查，不少女同学都吓得哭了。李增援等5人当场向学校提出强烈抗议，指责他们严重侵犯人权自由，并把检查人员轰出宿舍。11月，李增援经学校进步教师杨帆(石蕴华)介绍，与张之湘、黄若海、何德璋、叶仲寅等进步学生参加了冬令讲学会，组织学生秘密开展革命活动。

1936年暑假，李增援等进步学生组成“南京联合剧社”，到芜湖公演《赵阎王》、《走私》、《早餐之前》、《东北之家》等戏剧。刚演出两场，警察便闯上舞台，强迫停演，并借口税收问题，将前台负责人带走。大家气愤之下，相继到警察所质问，要求给予明确答复。后经地方调解，事情不了了之。李增援等便在南京和武汉的报纸上发表文章，揭露不准公演抗战戏剧的真相，得到了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支持。

同年10月，鲁迅先生在上海病逝，戏专部分师生约100余人冒着入狱的危险举行了追悼会。由于追悼会召开得秘密急促，一时找不到鲁迅先生的照片，李增援便自告奋勇含悲作了先生的肖像速写。画像非常逼真，满足了师生们悼念先生的愿望。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随后，全国抗战形势高涨，各地纷纷建立抗日团体。杨帆等在南京组织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参加该会的有学生界、工人界、文化界、工商界、妇女界等各方面的进步人士。李增援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经杨帆介绍，参加了抗日救国会，并成为学生界救国会负责人。救国会成立后，为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李增援等进步青年秘密排演了《放下你的鞭子》等革命戏剧。但因学校控制严密，不能在校内上演，他们便到郊区演出，受到了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

李增援在戏专学习的两年间，积极参加布景设计和演出。全校共进行了13次公演，他参加了9次，受到观众普遍喜爱。李增援除担任资料装置、管理设计、舞台监督外，还亲自登台，饰演角色，如在《母亲》(田汉根据高尔基原著《母亲》改编)中饰铁匠；在《国民公敌》(挪威作家享利克·易卜生的著名话剧)中饰阿斯来克孙；在《威尼斯商人》中扮撒拉利诺等。这些设计与演出，为李增援成为编、导、演与布景设计于一身的全才奠定了基础。

抗日英雄文艺尖兵

(一)参加新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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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6月，李增援从南京戏剧专科学校毕业。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已完全占领了中国东北，并开始向华北地区推进，以实现其侵占华北、进而侵吞全中国的野心。在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李增援毅然参加了由该校教师王家齐组织的战时流动演剧队，在南京、武汉一带从事抗日宣传活动。不久，日本侵略者制造了卢沟桥事变。李增援等人随之创作出了《保卫卢沟桥》。演出之余，他日夜创作剧本，写了不少优秀的抗日宣传剧，《盲哑恨》便是其代表。该剧的每场演出，都激起了观众的强烈爱国之心，人们纷纷怒斥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和汉奸卖国贼的丑恶行径。

1937年12月，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当时，由延安到汉口参加新四军筹建工作的新四军军部秘书长李一氓同志，要求青年左翼作家杜宣设法在武汉多约一些进步文艺青年人才，组建一个战地服务团。此时正在武汉的南京戏专战时流动演剧队，虽然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但由于国民党当局不支持，已无法维持正常工作，面临解散。为此，李增援积极寻求新的革命途径。经张光年引荐，由杜宣介绍，李增援于1937年底在武汉参加了新四军。不久，新四军军部由武汉移至南昌，李增援也随军移至南昌。1938年1月6日，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正式成立，下设戏剧组、歌咏组、舞蹈组、美术组、民运组，李增援成为战地服务团最早的成员之一。由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大批难民、流亡学生、伤兵云集南昌。李增援和战地服务团的战友们走出军营，积极演戏、唱歌、办壁报、写标语、出油印报、慰劳伤兵，做宣传工作。因为戏剧生动活泼、喜闻乐见，群众易于接受，所以创演戏剧成了重头戏，戏剧组也就成了战地服务团最重要的一个组。戏剧科班出身的李增援被党组织委任为戏剧组组长。其他成员则是刚刚离开校门、20岁左右的热血青年，对于编导和演戏等业务工作可以说是门外汉，几乎一窍不通。为了把这一班人带好，李增援呕心沥血，兢兢业业，从怎样创作，怎样念台词，怎样表演，以至怎样掌握节奏、高潮等等，都一点一点地细心传授，使团员们很快掌握了演戏的技巧。王于耕、林琳、邓洁、周纫惠等戏剧组的最早成员，在李增援的传帮带下，进步很快，不久就成为剧组的骨干。期间，为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和三一二孙中山先生逝世13周年，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在南昌警察大礼堂举行了两次宣传抗战的公演。服务团除了合唱抗日歌曲和其它节目外，戏剧组还演出了两个独幕剧：一个是丁玲写的《重逢》，主要内容是一对抗日青年在敌人监狱中的重逢；另一个是《一家人》，主题是大义灭亲除汉奸。后一出戏便是由李增援编写导演的，同时他还在戏中饰演了角色。这是李增援到战地服务团后编演的第一出戏，也是军部战地服务团自编剧本的开始。该剧演出后，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达到了宣传抗日、扩大新四军政治影响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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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务团的创作中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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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0月繁昌保卫战后，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和周恩来副主席到新四军军部视察时商定的“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粟裕率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及主力北渡长江，与挺进纵队、苏皖支队会合，改称“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军部战地服务团大部分人员随苏北指挥部东进黄桥，参与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同年11月，服务团又随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移驻盐城。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李增援经历了严酷复杂的战地生活，创作了多部影响较大，流传较广、较久的作品。

戏剧创作的新里程碑——《繁昌之战》1939年秋冬之际，日寇集中优势兵力，大举“扫荡”皖南，在繁昌县和我军展开激烈战斗。以谭震林为司令员的新四军第三支队进行顽强抗击，先后5次粉碎了日军的大规模围剿，有力地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散布的新四军“游而不击”、“不能打大仗”的诬蔑之词，极大地鼓舞了皖南军民的士气。为表现新四军将士浴血抗战的精神和军民的鱼水关系，以及同顽固分子作斗争的情况，把英勇的抗日事迹广泛深入地宣传到部队和群众中，军部和服务团要求创作一出庆祝繁昌之战的戏剧。

为了编写出一部具有较高水准的剧本，服务团团长朱克靖找到李增援、邵惟、吴强、王于耕等同志，共同研究如何创作。在商讨中，王于耕讲述了一个租借地主老板房子的故事。这个故事，引起了在座人员极大的兴趣。他们初步决定在戏中写进这样一个老板，再加上一个代表顽固分子的老板娘，使戏里有个女角色，并加重老板娘的笔墨，使之与积极拥军的农民形成鲜明对照，增强戏的活泼性。经过反复揣度，最后研究确定了这部三幕话剧《繁昌之战》的编写大纲。李增援主动把其中难度最大的第三幕——激战留给自己写。两天后，他们编写完成了剧本，接着开始了紧张的排练。

1940年元旦，《繁昌之战》在陈家祠堂正式上演，观众反映非常热烈。随之，该剧在军部、三支队驻地为部队、当地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演出了七八次，观众达6万余人。不久，在新四军军部抗敌剧社座谈会上，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作了题为《论〈繁昌之战〉及今后戏剧创作的方向》的总结发言，肯定了该剧的创作方向、主题及出色的表演。这对李增援是极大的鼓舞，成为他艺术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里程碑。

生动的小歌剧——《红鼻子参军》1940年7月，战地服务团渡江后，随着苏北指挥部的不断胜利，新四军需要扩大队伍，以巩固胜利成果。当时，在群众中间，流传着这样两句话：“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尤其是许多边缘地区的青年农民，对日伪经常下乡骚扰和国民党反动派乱抓壮丁恨之入骨，而对新四军纪律严明，关心人民疾苦，坚决抗战打鬼子，则普遍有好感，怀有参加新四军的愿望。但是，要真的参军，还存有一些思想顾虑和心理矛盾(包括家属)。李增援经过深思熟虑，采用喜剧的手法，创作了一个布景极其简单、群众喜闻乐见的广场小歌剧——《红鼻子参军》。

这出戏以红鼻子如何参军为故事的主线，主题鲜明突出，情节紧凑，构思巧妙，既是话剧，又是小歌剧。李增援选用的不少插曲，都是当地流行的小调和歌曲，战士和群众都会唱。他用这些原有的曲调，配上与剧情、人物性格相吻合的新词，不仅通俗易懂，而且诙谐幽默，深受广大军民的喜爱。

这出戏创作演出后，获得了很大成功，剧组经常组成许多小分队，赶赴各地同时演出。师和各旅服务团以及地方文艺团体均演过《红鼻子参军》，经常扮演红鼻子角色的演员，竟被战士和群众戏称为“红鼻子”。

《红鼻子参军》是李增援的戏剧代表作，演出的场次最多，延续的时间最长、效果最好，是服务团的长期保留节目，在苏中、苏北广为流传。凡是看过戏的人无不深受启迪和鼓舞，许多青年农民纷纷报名参加了新四军。

血战场面的生动序曲——《勇敢队》姜堰是苏北水陆交通要地之一，国民党保安第九旅从陈泰运手中夺占该地之后，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一手遮天，截运粮食与物资，妄图困死黄桥抗日根据地的新四军与民众，并在暗地里资助日本侵略军。群众气愤地编出一首民歌：“苏北出新闻，粮食不准运，饿了老百姓，肥了韩德勤，难了新四军，帮了日本兵。”1940年9月，我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在陈毅、粟裕的正确指挥下，被迫发起对姜堰的攻击，二纵队在三纵队的配合下，经过一昼夜的激烈战斗，姜堰之顽军1000余人被歼，打开了号称“金姜堰”通向黄桥根据地的粮源，解决了广大群众和部队的粮食供应问题。

姜堰解放后，李增援随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到姜堰参战部队慰问演出。当听到敢死队(即勇敢队，二纵司令王必成亲自指挥组建，由身强力壮的老战士、神枪手以及善于游泳的士兵组成)队员举着用自行车轮胎裹着把柄的大刀，勇敢地砍敌人通电的电网、破地雷阵、冒着枪林弹雨冲向敌堡的壮烈举止时，李增援被勇敢队英勇顽强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他一气呵成，创作出了气势磅礴、充满革命英雄主义豪情的《勇敢队》之歌。作曲家章枚看了歌词后非常激动，为之谱上曲，使其成为一支鼓舞士气的战歌。

这首歌曲，战士们百听不厌，不但在新四军地区到处流行，还传到八路军许多地区，使广大军民受到了极大鼓舞。特别是在后来的黄桥战役中，对激励部队指战员的斗志发挥了巨大作用。可以说，李增援为黄桥战役的胜利，在思想宣传发动上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脍炙人口的抗日名歌——《黄桥烧饼歌》《黄桥烧饼歌》创作于1940年苏北黄桥保卫战后。那一仗，我新四军在陈毅、粟裕的指挥下，以不足1万人马的兵力，打败了韩德勤号称10万大军的进攻，攻歼韩军于黄桥以北地区，并乘胜追击残敌，席卷海安、东台，与南下的八路军胜利会师，取得了辉煌战果。在黄桥战斗中，人民群众积极支援前线，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踊跃参加了战勤工作。他们冒着敌人的炮火，运子弹，抬伤员，并做了大量的美味黄桥烧饼，推着小车，挑着担子，运上前线，慰问新四军，情节感人肺腑。当时，李增援随服务团在黄桥周围为部队做宣传鼓动和战地救护工作，深为军民团结战斗的情景所感动。

黄桥决战胜利后，李增援创作了《黄桥烧饼歌》。歌词共有6段，每段都有一个中心。李增援通过黄桥烧饼的“黄又黄”、“香又香”、“千万千”，把当时的政治形势、主要任务、行动口号及群众支前的动人情景形象地表达了出来。

这首歌通过普通人所喜爱的烧饼，巧妙地歌颂了军民之间的鱼水关系，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一层深似一层地揭示了我军取得胜利的根源，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都达到了高度完美、炉火纯青的程度。这首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琅琅上口的新型革命民歌诞生以后，在军民中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多次受到陈毅司令员的表扬。从苏中到苏北，从部队战士到地方群众，几乎人人会唱，这是李增援艺术创作道路上的一座巍巍丰碑。

独具匠心的表演唱——《大红灯》黄桥保卫战后，新四军与八路军胜利会师，这一时期正是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大发展时期。12月，新四军重建军部后的领导人陈毅、刘少奇，觉得这是新四军到达盐城后的第一个元旦，为鼓舞士气，迎接这个胜利的新年，军部要求服务团搞个军民联欢会。因为盐城民间风俗有过年挂红灯的习惯，李增援由此得到启发，和司徒扬切磋后，觉得写一首挂红灯的歌曲，既能体现节日气氛，又能表达新四军打胜仗后人们的欣喜，于是“太阳出来遍地银，过了寒冬又是春，年年遭劫年年乱，今年家家喜临门……”的五段表演唱歌词很快创作出来。

别出心裁的《大红灯》创作出后，成为1941年元旦晚会演出的第一个节目。随着富有激情而优美的曲调，工、农、商、学、兵数十人一起上场，每个人都提着一盏红灯，灯光闪闪，歌声嘹亮，台上台下立刻形成了一个热气腾腾、喜气洋洋的氛围，把抗日军民的爱国激情推向了高潮。在歌曲中，李增援以形象而生动的语言，表现了工、农、商、学、兵和妇女、儿童迎接胜利过新年的喜悦心情和支援“前方战士打胜仗”的坚强决心，并展示了光辉灿烂的前景，给抗日军民以极大的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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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色的导演和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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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超的导演技术李增援不仅能创作，而且还具有很高的导演天赋。他在戏剧组第一次公演中，就因高超的导演技术而闻名于服务团内外，这主要得益于他善于根据剧情需要而安排选用人才。

1938年秋，服务团一部在团长朱克靖率领下，到新四军一团和三支队演出。到达目的地后，团长朱克靖看到老百姓在日军飞机空袭时非常惊慌，认为有必要开展一场了解防空知识、不怕敌人空袭的宣传。但如果写一个完整的剧本，则要花费很长时间。根据需要，李增援提出演个活报剧，主要讲述一位小学女教员向惧怕空袭的老乡宣传敌机轰炸并不可怕，重要的是会防空的剧情。李增援坚持集体创作的思路，要求台词由每个演员自己说，并在负责导演的同时，亲自参加演出。李增援选定邓洁饰演女教师，但邓洁认为自己刚参加服务团，没有演过戏缺乏自信心，要求另选别人。李增援坚持认为她有教师的气质，是最合适的人选。邓洁在他的鼓励下，连夜边排边改，反复排练了多次。第二天晚上，这出形象而生动的宣传防空知识的活报剧上演后，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在另一部活报剧中，李增援更是把自己的高超导演水平发挥得淋漓尽致。1938年10月，中国人民的朋友、国际红十字会的美国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女士到达新四军军部。军部决定在陈家祠堂(军部大礼堂)举行隆重的欢迎晚会。可是，当时没有一个剧本的主题适合于欢迎国际友人。李增援和戏剧组的同志经过一番讨论，决定以最快的速度，编演一个欢迎史沫特莱的活报剧。在编导中，李增援决定让“史沫特莱”也登场。为此，他选定高个子的周纫蕙饰演史沫特莱。周纫蕙在服务团常演戏，有模仿和表演的才能，又是大学生，气质、风度与史沫特莱有较多相似之处。在11月6日的欢迎晚会上，演员一登场，观众立即争着看台上的“史沫特莱”和座位上的史沫特莱，全场气氛立即活跃起来。史沫特莱边看节目，边热烈鼓掌，对扮演她的女演员的出色表演赞不绝口。演出获得了成功，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这是与李增援高超的编导水平分不开的。

服务团最早的成员张茜在《放下你的鞭子》、《阿Q正传》、《一年间》、《魔窟》等名剧中饰演女主角，成为闻名全军的战地服务团主要演员之一，她所演的大多数剧目也都是在李增援导演下完成的。可以说，李增援在指导帮助团员成长方面功不可没。

精湛的演技李增援不仅导演水平高，演艺也很精湛。他总是把舞台当战场，工作起来全神贯注，全身心地投入到角色中。他所担任的角色演得十分自然流畅、惟妙惟肖，令人喜爱和赞赏。如他在《一家人》中扮演游手好闲的二流子汉奸角色时，醉熏熏地细眯着眼睛，趔趄着脚步，油腔滑调地哼着小曲儿，将二流子汉奸形象刻画得活灵活现，入木三分，观众看后，对汉奸无不痛恨，但谁也不相信这竟是平时温文尔雅的李增援扮演的。

一个好演员是能演多种角色的，李增援在皖南云岭时饰演《最后一计》中的主角马百计，更令人叹服。《一家人》中的二流子汉奸是百分之百的反面角色，而马百计却是一个足智多谋、大义凛然的革命英雄。剧中马百计是抗日义勇军中一位领袖，他和儿子同时被捕，当敌人审讯他们父子时，马百计坚贞不屈。但狡猾的敌人，用酷刑百般折磨他的儿子。马百计眼看儿子经不住酷刑，开始动摇，毅然设计，用鼻烟壶内的毒药毒死儿子。马百计面对敌人，自豪地宣称，“这就是我的最后一计。”饰演马百计的李增援身披锁链，脚带镣铐，昂然而立，一股大义凛然的正气和极为悲痛的复杂感情交织在一起，双眼射出复杂而深沉的目光，情传全场，感人至深，观众无不热泪盈眶，禁不住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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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周恩来赞扬剧组创演的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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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春天，周恩来副主席到皖南新四军军部视察，商讨新四军发展大计。期间，与周副主席早在大革命时期就相识的服务团团长朱克靖请他同服务团同志聚餐。晚上，在服务团俱乐部，周恩来观看了服务团自编、自导、自演的节目。戏剧组在李增援的带领下，上演了几出反映现实斗争的短小精悍的小歌剧《春耕曲》、独幕剧《母亲》和《人财两空》。《母亲》的主要内容是，有一户人家的女儿当了暗藏的汉奸，被丈夫发现，告诉了岳母。母亲十分愤怒，劝女儿不要再当汉奸。女儿不听，还是送情报给敌伪据点。母亲知道后，非常气愤，就报告了驻地新四军，部队便抓了她的汉奸女儿。《人财两空》写的是一个吝啬的财主，不肯出粮赈济灾民，不肯出钱帮助当地自卫队，他女儿要去参加抗战，他也不允许。日本鬼子来后，把他的财产抢了，女儿杀了，房子也烧了。李增援的戏剧组所编演的这些带有新四军特点的剧目，受到了周恩来由衷的称赞和热情鼓励。

服务团特别是剧组之所以能受到周恩来、陈毅等同志的赞扬，除了有抗日救国的共同目标外，还与李增援出色的领导艺术、乐于助人的高尚品质、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及一切以革命事业为重的精神是分不开的。李增援待人诚恳热情，总是乐呵呵的，大家称之为“团结兄”。他把戏剧组的男女青年团结得象兄弟姊妹一样，无论是跋山涉水行军，还是日夜赶排节目，他们总是你帮我，我帮你，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剧组成了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一些服务团的成员回忆起当年剧组的工作生活时，仍然十分留恋，对与李增援的交往仍念念不忘、记忆犹新。

风范长存光照千秋

(一)牺牲在西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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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党中央指示重建新四军军部，由陈毅任代军长，刘少奇任政委。当时新四军一师医院驻在东台城郊，约有400名伤病员。2月，李增援因积劳成疾，患肺结核病，住进一师医院治疗，同时住院的还有新四军一师服务团民运队队长唐克(丁一)同志。国民党苏鲁皖边游击总指挥部副总指挥李长江公开投靠南京汪精卫汉奸政府，激起了抗日军民的极大愤怒。新四军军部决定由军长陈毅、一师师长粟裕率领一师主力部队，讨伐李长江。临行前，指示负责留守的刘培善同志，带领留下来的人员立即撤离交通沿线，以防大部队开走后，日军来“扫荡”报复。卫生部依靠老百姓的帮助，组织了大大小小100多只船，载着修械所、医院等后勤单位的物资和伤病员，从东台县城郊的东广营、西广营撤往北面的西团、小海镇一带。经昼夜行驶，卫生部及伤病员等到达了斗龙港边上的西团镇。上岸后，50余名重伤员被安置在西团北部的龙王庙，李增援等轻伤病员被安置在东团的董家祠堂，两地相距1公里多路。医院等后勤机关落脚后不久，2月21日上午，由于伪军告密，日军的三只汽艇由兴华经白驹偷袭西团。驻在斗龙港河东一带的医院及其他后勤机关，没有警卫部队，只有少数武装人员，战斗力很弱，加之日本鬼子又是突然偷袭，事先没有一点防备。他们得知日军汽艇来袭后，医务人员一边指挥轻伤员迅速向东海边的竹港乡、王港乡转移，一面组织少数武装人员阻击日军。为吸引他们的火力，把日军引开，以便让住在龙王庙的重伤员争取时间撤防，李增援不顾个人生命安危，和其他4名新四军战士边打枪边向西南方向撤退。日军听到枪声后，象一群穷凶极恶的野兽，猛扑过来，追了4里多路，找不到目标后，才返回到西团街上。日军返回后，得知龙王庙住有机关和新四军伤员，便又疯狂地扑了过去。还没有来得及撤出的不能走动的七八名重伤员，遭到日军毒打，并被刺刀戳穿，鲜血染红了龙王庙大地。然后，残暴的日军又在伤员的身上浇上汽油，连同集中堆积在魁星楼下的医药、医疗器械等物资一起点火焚烧，整个龙王庙化为灰烬。日军从乌家杨方向撤走后，当日下午，当地村民董尔均等人在这一带发现了4位烈士和1位被日军枪击受重伤的新四军干部(即李增援)躺在草堆旁，操着北方口音要水喝。因失血过度，喝完水后不久便牺牲了。他身上背着个黄皮包，包里装着双皮鞋，1个本子，1支钢笔，还有类似账册的纸张。李增援就这样为掩护战友而壮烈牺牲了。同时与他牺牲的其他4名烈士中还有唐克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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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品永垂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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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增援虽然牺牲了，但他创作的《勇敢队》、《黄桥烧饼歌》、《大红灯》等歌曲和《红鼻子参军》、《繁昌之战》等剧本，直到今天，仍被反复排演，久唱不衰。气势磅礴、激励斗志的《勇敢队》之歌，在全国解放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合唱队、南京军区政治部前线歌舞团以及北平新四军老战士合唱团都曾多次演唱过。脍炙人口的歌曲《黄桥烧饼歌》流传很广，为无数人所熟知。几十年来，全国许多地方，特别是黄桥镇附近老老少少都会唱这首歌，新四军老战士只要有活动也必唱这首歌。它已成为军民团结的象征，成为新四军的象征。现在，《勇敢队》、《黄桥烧饼歌》已被载入《抗日战争歌曲集》和《中国革命音乐史册》。形式新颖别致的《大红灯》在新中国成立后很多演出队都曾上演过。1986年10月，在纪念新四军重建军部45周年暨纪念馆开馆时的大型晚会上，重演了这首歌，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多名新四军老同志观看了演出。当穿着新四军军服的演员从后台走出来，走过观众席又走回舞台时，老战士们都泪流满面。他们情不自禁地站起来，和台上的演员齐声高歌，表达了新四军老战士对战争岁月、对逝去战友的深切怀念。戏剧《红鼻子参军》创作出后，深受根据地军民的喜爱。事隔多年，剧本失散，南京军区政治部为了纪念黄桥决战胜利40周年，指示寻找整理此剧。前线歌舞团组织老同志回忆，经过赵元、顾宝璋等同志整理，剧本恢复了原样，并进行了公开演出，赢得了很高的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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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英名昭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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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增援牺牲后，连同唐克在内的其他4位烈士一同安葬在西团镇东郊的乱坟场。由于当时抗日战争十分艰苦，抗日根据地处于日军的包围封锁之中，当地群众并不知道牺牲烈士的名字。1958年平坟时，村民将他们的遗骨分别装在5个罐子里，迁葬到东团烈士公墓，安放在苍松翠柏之中。新四军一师服务团虽然当时开过追悼会，但李增援的战友只晓得他是山东人，究竟具体是山东什么地方人，谁也不知道。加上当时和后来的新闻媒体也没有报道过，因而在新四军纪念馆和新四军军部旧址科级以上干部牺牲人员名单里(李增援是营级干部)，均没有关于他的记录和名字。即使在泰兴市黄桥战役纪念馆的黄桥烧饼歌展板的旁边，也没有任何关于词作者李增援的记载。山东省20多万烈士英名录上也没有李增援的名字。几十年来，其家人也一直在寻找他的下落。自从1935年夏，李增援从上海美专毕业寄回一封信，说他在等待分配后，就和家中失去了联系，音信全无。抗日战争爆发后，环境恶劣，家人也不知他是死是活，一直打听他的下落。1948年，济南解放后，回来一个俘虏兵，家人向他打听，他说济南解放前夕曾看到过李增援，家人以为他加入了国民党部队，估计在解放济南中被解放军打死，或者跟国民党去了台湾。解放初期，家人曾在报纸上登载寻人启事，进行查询，也曾给在西安和东北的亲友去过信，托他们打听寻找。改革开放后，家人又托从台湾回来的亲友在台湾寻找。然而，人海茫茫，世事沧桑，李增援的名字好像从世上消失了，一直没有下落。

英雄的名字不仅被埋没了，而且还传出了许多不实之词，“文革”期间，李增援家人为此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妻子边秀云被作为反革命家属而遭到批斗。

可是，尘封的岁月，掩盖不了真实的历史，大丰县委党史委探访新四军老战士时获悉：《黄桥烧饼歌》的歌词作者李增援是在大丰县西团牺牲的。大丰县委党史委抓住这一线索，开始了对李增援烈士资料的征集。经过6年的艰苦努力，他们踏遍山东、北平、上海、江苏等地，寻访了章枚、林琳、邓洁等多名新四军老干部，终于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35年的毕业纪念册里查到了李增援的照片、代表作(画)及论文，并查到了他的家庭地址是山东省莱芜县水北区。同时，也基本弄清了烈士的生平事迹。1994年12月31日，江苏省人民政府追认李增援为革命烈士，并向其家人颁发了由国家民政部印制的荣誉证书。至此，一个埋没50多年的烈士的英名终于昭示于天下。

“生而无臭，死而无闻”，李增援实践了自己的人生信条。他虽然只活了28年，但从少年到走完人生道路的最后历程，全部历史是绚烂而闪闪发光的，的确是“生而无臭”；牺牲后50多年，英名不为人所知，也可谓是“死而无闻”。然而，尘沙终究埋没不了黄金，现在，李增援烈士的英名和光辉业绩终于昭示于人民，大白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