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舜卿，原名刘华英，1911年6月5日出生于莱芜市莱城区方下镇刘封邱村。

刘舜卿少年时代受莱芜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影响，一心向往革命。1922年，刘舜卿入县城读书。他发愤图强，成绩优异，曾获甲等奖章，深得师生的赞赏。军阀张宗昌统治山东后，学校由封建地方实力人物把持，校政极端腐败，刘舜卿对此深为不满，与一批具有进步思想的同学一道，先后掀起了3次学潮。第一次是在校园张贴标语，揭露学校当局校务混乱的腐败现状，结果迫使校方进行了改组；第二次是鼓动全班同学期考交白卷进行罢课，反对校方的封建训政；第三次是组织震动全县的罢课示威游行，把县教育局局长张华岭赶下了台。斗争的节节胜利，坚定了刘舜卿为真理而斗争的信心和决心，使他认识到团结就是力量，正义之举必胜。

1925年秋，刘舜卿辍学回乡。他勤奋劳动，心怀正义，提出“环境造人，人造环境”的口号，联合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进行揭露和斗争。他曾先后试图走从医救民、投奔北伐军之路，但愿望均告落空。经过一番思考后，他决心做一名教员，以期利用教育讲坛唤醒民众。他还参加县农民协会，担任干事，参与组建下级农协组织，开展进步活动。

1931年冬，中共莱芜特别支部成立。次年，遭反动当局追捕的党员鹿省三回到莱芜，在刘舜卿家躲避。在鹿省三的影响下，刘舜卿的革命热情更加高涨。他加大发展农会组织的工作力度，多方组织农民抗租、抗税、抗债；瓦解地主武装组织“保卫团”，建立救灾济贫的“义仓社”；发动群众支持县立师范的学生运动；支持改造县农会的斗争，并直接参加县农会联名告发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丑行的运动。这些斗争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和支持，最终取得了胜利。

1933年2月，中共山东省委遭到严重破坏，全省处在白色恐怖之中。6月，立志革命到底的刘舜卿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入党后，当月就介绍弟弟刘子正入党，随后又介绍妻子吕明亭和3位内兄弟等多人加入党、团组织，并在刘封邱村建立起党支部。不久，刘舜卿被派往反动势力猖獗的二区开辟工作。他利用教学之便，不断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并以家访为名走村串户访贫问苦，向农民揭示其受苦的根源，宣传革命求解放的道理。经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动员，逐步吸收了一批党员，在水河、景家镇等村庄建立起党支部、党小组和团组织。在艰苦的革命岁月里，他满怀革命热情忘我工作，经常通霄达旦地为县委机关刊物《战斗》撰稿或编印传单，激励革命者的斗志。

1933年7月，山东省委再遭破坏，莱芜县委与上级失去联系。国民党捕共队四处疯狂抓捕革命志士。刘舜卿临危不乱，一如既往，他一面稳定人心，一面保持同县委地下联络点“文成书局”的联系，并积极筹措路费让县委书记刘仲莹到外地寻找上级党组织。1934年3月，混入党内的不坚定分子刘伯戈代理县委书记一职。其与县委委员周茂森密谋伺机叛党。刘舜卿对刘、周叛党的迹象有所觉察，曾建议县委对其采取防范和制裁，但县委议而未决。1935年10月初，刘、周叛变。当月28日，两人带领“捕共队”到莱芜大肆捕杀共产党员，顿时莱芜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县区组织瘫痪，同志四处流亡。刘舜卿始终坚持斗争，毫不动摇。他在到青岛寻找党组织未果后，回莱芜隐蔽在景家镇一革命同志家中，白天藏在夹壁墙内写传单、标语，夜晚外出联络同志，贴标语、撒传单，号召革命群众坚持斗争。

1936年1月，刘舜卿到九区何家官庄以教员身份作掩护，把学校作为活动联络点，拿出自己的全部聘金作活动经费，积极开展革命工作。他揭露叛徒罪恶，布置党员转移，联络流亡同志，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与泰安中心县委取得联系，找到部分失散的同志，恢复了组织活动。敌人对他惧恨相加，多次组织对他的抓捕，一次竟错把一个叫“刘顺庆”的农民抓走。血雨腥风中，有人劝他花钱办悔过手续，他严词拒绝道：“革命无过，无钱可花”!

2月12日，省工委书记刘仲莹召集莱芜部分党员骨干开会。6月1日，县委在云台山和尚洞开会，研究“整顿恢复党团组织”。刘舜卿参加上述会议，并在会上提供了大量有关人员动态和形势方面的重要情报。会后，刘舜卿参加了县委的领导工作，并任三区区委书记，后任北区区委书记。同年秋天，受中共山东省委指派，刘舜卿将任教的学校作为莱芜西部地区的联络中心及泰安与新甫两地的联络点，担负起恢复发展党组织的联络任务。不久，省委书记黎玉派秦云川负责莱芜党组织的整顿重建工作。在刘舜卿的积极协助和大力支持下，秦云川到任不久，莱芜的党组织即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至1936年底党员已达130余人。刘舜卿是这一时期在组织瘫痪、同志流亡的严峻形势下，始终坚持在莱芜进行英勇斗争的党员之一。他的工作不仅稳定了基层党员的情绪，为失散的党员提供资助，同时还为莱芜、莱南与泰安中心县委的联系提供了可靠的联络站。

1937年七七事变后，刘舜卿为挽救民族危亡，在当地积极发动游击战争。他广泛召集流亡在外的党员回县参加抗战，经常与刘子正、刘夏峰、刘木易等人讨论局势，研究对敌斗争，并四处募集粮款、筹集枪械，发动爱国青年参加抗日武装。他身先士卒，变卖家产购买枪支，带领适龄亲属参加游击小组。是年9月，山东省委和鲁中工委先后派刘居英等同志到莱芜传达指示、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刘舜卿领受任务后，立即深入莱北地区，广泛发动群众，迅速发展、壮大革命力量。仅在年底，刘舜卿就在莱芜七区、八区和羊里、陈家庄一带，秘密发展了刘波平、王维让、李福亭、李克敖等同志入党，并在陈家庄建立起七区最早的党支部。

1938年1月1日，日寇侵占莱芜城。当晚，刘舜卿和刘子正等人率一批革命志士，到莲花山的田家林与各地游击小组集结，举行起义，成立一支60余人、50多支枪的游击队，被人们称为“大褂队”。1月6日，队伍开赴徂徕山，参加了省委直接领导的徂徕山起义。徂徕山起义胜利后，党组织考虑到刘舜卿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影响，便决定将他留在莱芜，继续发动群众，以保证部队兵源和供给。刘舜卿坚决服从分配，他串联四乡，加强统战，提出“有人出人，有钱出钱，全民抗战，保卫家园”等一系列响亮的口号，在全县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战高潮。他还编辑出版《抗战青年》，鼓动热血青年杀敌报国，使该刊一度成为莱芜的抗日号角。5月，国民党顽固派秦启荣乘虚攻打四支队驻莱办事处所在地鲁西。危急时刻，刘舜卿和刘木易冲破险阻，星夜赶赴淄川，请四支队主力回师解救，一举将秦部反击至鹿鸣山，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7月，刘舜卿任梁竹航县政府文书。他大力做县长梁竹航的工作，使其对党抗战政策的认识逐渐加深，并促使县政府成立县动员民众抗敌委员会、青年救国团、独立营等抗日组织。这些团体和武装都是党直接领导的，党的活动在对其进行领导的过程中，逐渐公开化、合法化，党组织也得到较快的发展。这是党在莱芜做政权工作的成功尝试。刘舜卿形象地称其为“用别人的手，做自己的事”。刘舜卿的艰苦努力，取得了显著成绩，受到党内外各方称赞。

1939年1月，泰山特委(地委前身)成立，刘舜卿任秘书长。他除参与领导泰山地区的对敌武装斗争外，还全面负责机关事务和军需供应。他在工作中吃苦耐劳，斗争中不怕流血牺牲，无论条件如何艰苦，他总是默默无语地埋头苦干，坚韧不拔地坚持斗争。抗战初期的作战环境极为艰险，物资匮乏，后勤供应极端困难，他时刻把机关的安危、同志们的衣食挂在心头，每当形势恶化、情况危急之时，他总是把安全让给别人，把危险留给自己。5月，日军调集千人进行大“扫荡”。敌人用分进合击的战术把我特委机关压制在一个山峪中。前有悬崖峭壁，后有尾追日军，我警卫部队被冲散，人员伤亡较大，刘舜卿的衣帽已有多处被打穿。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他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全力指挥大家突围脱险，自己坚持最后冲出重围。

8月8日，泰山区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府——莱芜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上级党委派刘舜卿以县府秘书(实为党代表)身份参与领导工作，内部任县委委员、党组书记，以确保党的方针政策得到贯彻执行。刘舜卿和县长谭克平(党外人士)精诚合作，互相尊重，每遇重大问题总是协商解决。在两人的共同领导下，县政府广泛听取民众意见和建议，积极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建立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和各界行业救国团及其附属武装；普遍创办抗日小学，加强抗日文化教育，为抗战培养干部；推行新政、善政，实行累进税法，公粮合理负担，酌情豁免田赋，发放贷款，赈灾济贫，优抚抗属；成立宪政促进会，保障群众民主权利；成立建设委员会，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并发行“合作社流通券”45万元，抵制伪币。县政府还大力动员群众拥军支前，据1940年2月4日《大众日报》报道，仅莱芜妇女半年内就送军鞋6700双，棉衣10051套及其它大量物资。上述一系列政策、措施的采取、实施，促使莱芜的斗争形势日渐好转，出现了蓬勃的抗日高潮。刘舜卿作为决策者之一，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莱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为此，他在莱芜县第一届参议员大会上被评为模范政权干部，受到嘉奖。

1940年秋，泰山区发生“肃托”错案，其中莱芜数十人受牵连迫害，严重挫伤了干部的革命积极性。刘舜卿的内弟吕桂亭是个一贯斗争勇敢、工作积极、敢于坚持真理的青年干部，时任章丘县宣传部部长兼县大队教导员，也在被错杀之列。亲友们由此产生了不满情绪，思想出现了波动。刘舜卿及时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要求他们以革命利益为重，识大体顾大局，不能感情用事，不能计较个人恩怨。对于其他屈死的同志，他积极抚恤家属，为挽回这一错案造成的恶劣影响付出了很大的心血。

1941年3月，日军对莱芜进行“扫荡”，实行“三光”政策，抗战形势非常严峻。为适应作战需要，上级将莱芜县一分为三，刘舜卿任莱东县委书记兼行署主任(县长)、县大队政委。他和当地干部群众打成一片，同生死、共命运，很快掌握斗争的主动权。在敌伪遍布，据点林立，到处是“封锁沟”和“遮断墙”的险恶环境中，坚持开展反“蚕食”斗争。他采取措施加强武装建设，使区有中队，乡有民兵联队，村有民兵队和游击小组；广泛建立“根据村”、“堡垒户”，实行村自为战，人自为战，使日伪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针对因敌人抢掠而民不聊生的现状，刘舜卿提出“抗战不忘生产，生产为了抗战”的口号，要求各级领导抓生产。人民有了饭吃，抗战情绪饱满，缴纳公粮极为踊跃。1941年莱东县超额完成第一期征粮任务，受到泰山专署的嘉奖。刘舜卿还采取精兵简政的措施，提高机关行政效能和部队战斗力，减轻人民负担。他加强对县公安局的领导，设立司法处，开展“虎口拔牙”式的除奸反特、反霸斗争，有力地打击了各种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形势的发展使敌人恐惧不安。9月，日伪军纠集6000余人“扫荡”泰山区，在莱东一带抓走百姓3000多人，火烧村庄近百个，抢劫牲口数千头。刘舜卿立即组织有关人员慰问遭劫群众，解决其生活困难，很快稳定、恢复了群众情绪。11月，刘舜卿调任莱芜(北)县长兼县大队长。敌人恐惧不安，悬巨赏对他进行通缉。面对复杂艰险的形势，他和县其他领导一起，采取依靠群众，保存有生力量，准备长期斗争的方针，在战略上暂取守势，在战术上灵活机动，把公开斗争与隐蔽斗争相结合，将县机关化整为零，分散到敌占区开展工作，寻机打击敌人。同时，大抓武装建设，围绕反“扫荡”、反“蚕食”、反“自首”开展一系列斗争，有力地配合主力部队的军事行动，激发全县军民的抗战热情，扩大抗日武装的活动范围，为莱芜抗日军民争取到一个较为理想的生存空间。

1942年，泰山区形势恶化到了极点。灾荒瘟疫蔓延，吴化文等一批国民党顽固派公开投敌，一时间“降军如潮，降将如毛”，叛党投敌的刘伯戈也与敌伪勾结，莱芜(北)根据地几乎丧失殆尽，抗日军民的生存再次受到严重威胁。刘舜卿冒着枪林弹雨游击于敌伪顽之间，昼伏夜袭，时常处于弹尽粮绝、四面被围的绝境，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这时敌人对刘舜卿打拉双下，悬赏缉捕，写信劝降，并利用莱芜士绅宁子彬对其游说利诱，均被刘舜卿严辞回绝。敌人逮捕刘舜卿之妻吕明亭、女儿学兰、次子一斌等3人作人质，威逼他投降，并3次野蛮捣毁他的家，逼得他全家离乡背井，吃草根树皮，宿山野洞穴，颠沛流离，逃难10余年。在流浪中，刘舜卿的3个孩子被活活饿死，父亲也摔成了重伤，终因忧愤贫病交加而死。面对这一切，刘舜卿志不可摧。他经组织同意，就家属被捕之事给大汉奸张文正写信，严厉警告道：“你抓去我3口人，要杀要砍随你的便，但逼我投降，痴心妄想!你的日本主子长不了，终有一天我要割下你的脑袋去祭那些惨遭你们杀害的父老兄弟!”与此同时，重拳出击，消灭奸特。他派自己的警卫员潜入敌据点，惩处掉一个罪大恶极的叛徒；派公安局侦察队长化装混入敌营，镇压作恶多端的寨里伪警察所长。刘舜卿有一族兄任伪乡长，死心踏地事敌，民愤极大。在他落入我军手中后，其亲友多次找刘舜卿说情。但刘舜卿铁面无私，执法如山，量罪判刑，坚决将其处决。

1943年伊始，日伪顽军互相勾结，对莱芜进行灭绝性的大规模“扫荡”，妄图一举彻底摧毁我抗日根据地。百姓倍受残害，又逢春夏大旱，庄稼颗粒无收，约有5000多人饿死。面对这天灾人祸，与群众息息相通、血脉相连的刘舜卿心急如焚。他带头节粮赈民，规定干部战士每人每天节省二两粮捐给灾民。部队机关供给极其困难，有时一人一天的口粮只有二两豆饼，既便这样困难，刘舜卿也要掰给断炊的房东一块。为从根本上解决粮食短缺问题，他带头开荒种地，领导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和减租运动。通过采取这些措施，减轻了群众负担，加强了军民的鱼水关系，也涌现出李顺章等一批著名的劳动模范。

渡过经济难关后，刘舜卿等县领导又采取了一系列工作措施：加强政权建设，选拔优秀干部充实各级政府；扩大统一战线，实行“三三制”，并改变过去对会道门武装的不妥做法，团结其一道抗日；集中主要精力，全面开展对敌斗争，将莱芜抗战转入战略进攻阶段；对敌伪开展政治宣传，政策攻心，瓦解敌军；镇压与争取相结合，做伪政权的工作；反奸特大打游击战、自卫战，把群众性的武装斗争开展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他们在战斗中采取封锁包围战、奇袭游击战、攻防拉锯战、地雷战、地道战等多种方式，特别是从1943年秋开始的地雷战，铁雷石雷一齐上，经常遍地开花，敌人被炸得血肉横飞、失魂落魄，龟缩在据点中不敢外出。1944年，山东战时工作委员会(省政府)召开全省县以上政权干部会议，莱芜被评为抗日模范县，刘舜卿被誉为模范县长。

1944年5月，莱芜县第二届参议员大会召开，刘舜卿再次当选县长。百姓的信赖，人民的重托，深深地激励着刘舜卿的赤子之心，他决心领导莱芜人民抗战到底，直至取得最后胜利。他和县委一班人调整斗争部署，重新组织力量，开展规模性战斗，有时一夜连炸15个碉堡，一次横扫多处据点，一举消灭敌人6个连，使敌人难于立足，不得不龟缩进县城，终日惶惶不安。1945年8月，得知日本投降的消息后，刘舜卿心情激奋，欣喜若狂。他连夜制定受降方略，决定调集莱芜的一切武装力量，对莱城、口镇、鲁西等地敌人采取封闭式围困，施加强压迫敌投降。经过7个昼夜的围困，敌人终于在29日上午10时撤至泰安，刘舜卿11时即率县机关和县独立营进驻莱城正式办公。9月1日，全县人民在莱芜城官寺举行万人群众大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1945年10月，刘舜卿调任泰山专署副专员、地委委员，继而任专员。1946年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刘舜卿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带领泰山区军民坚决打击进犯之敌。他和张敬涛负责支前司令部工作，没日没夜地在各地奔波，进行广泛地宣传发动，在全区掀起一股参军支前热潮。他亲自为参军青年牵马、抬轿、戴光荣花，极大地激发了参军者的斗志，他们纷纷表示：不打倒蒋介石誓不罢休！至年底，全区参军人数达12000人，超额一倍完成任务。1947年2月莱芜战役中，刘舜卿组织的民工仅莱芜县就出常备担架3376副、16903人，为我军取得歼敌7个师56000人的战绩做出了重大贡献。战后，陈毅感慨地说：“莱芜人民支援很大，应去慰问”。此后，刘舜卿又组织人力、物力相继支援了鲁西南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泰山地区的民兵、民工推着小车，扛着担架，始终跟随主力部队，直至打进南京城。

1949年2月，泰山、泰西两专署合并，成立泰安专署，刘舜卿任专员，后兼地委副书记，1951年，任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在全国基本解放的大好形势下，他积极领导泰安地区人民重整河山，医治战争创伤，大力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建设富裕强大的新中国争做贡献。

战争刚过，百废待举。刘舜卿首先抓土改，让人民体会到当家作主的喜悦；继而抓剿匪镇反，让人民过上安宁的日子。宁阳县匪患严重，耿匪(继武)横行无忌，祸害百姓。刘舜卿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拍案而起，气愤地说：“蒋介石800万军队都被消灭光，岂容几个蟊匪称狂”。他带领军分区指战员经过周密计划，将其一举剿灭，广大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赞。他重视保护文化遗产。在告示全体民众的同时，指示有关部门对泰山和岱庙加强管理，严加保护，不准破坏一草一木，保证古文物完好无损。他积极扶持莱芜梆子剧种，并送剧团进京参加汇演。刘舜卿为泰安地区古文明焕发新生气作出了贡献。

在工作中，刘舜卿始终视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1950年，老家不少亲友找他安排工作，他均加以拒绝，并劝他们安心务农。相反他对烈军属及荣军则关怀备至、百般照顾、妥善安排。并指示有关部门成立烈士子弟小学，收容教育烈士遗孤。泰安所属的东平县地处黄河溢洪区，汛期来临时，刘舜卿夙兴夜寐，坚持战斗在第一线，指挥抗洪大军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把群众和财产转移到安全区，尽力将损失降到最低程度。他在领导各项运动中，严格把握政策界限，坚决保障群众利益不受侵犯。在镇反、肃反、“三反”、“五反”中，他对送审案件逐卷细阅，严格把关，必要的还亲自调查了解，以防误伤好人。他常说：“人都有三亲六故，处理错一个，影响一大片”。1951年，军分区机关挖出一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此人曾向军分区文工队指导员、刘舜卿的女儿刘学兰投过毒。办案人员提出对其严办，刘舜卿得知后指出，要据实量罪行罚，不要因人而异。刘舜卿心系人民，对其亲戚也绝不徇私情。他的连襟是经他介绍入党的，后成为两面政权的村长，为抗日做过一定工作，但也为敌人干过不少事。镇反中，刘舜卿综合平衡后，坚决判其10年徒刑，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崇高的思想境界，赢得了周围干群的赞同。

为了群众利益，刘舜卿甚至敢于“抗上”。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时，他为了做好这件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大事，亲自下乡作调查研究。当他发现征购过多，销售限制太死，严重影响到群众生活时，便把实际情况及时报告山东分局，建议上级减少征购任务。分局主要领导人对他的建议置若罔闻，并批评他执行任务不坚决，说这是党性不纯的表现，还几次派人甚至亲临督战，要求刘舜卿思想不通也得“组织通”。刘舜卿不计较个人得失，不怕打击报复，把情况如实地向中央作了反映。

1954年4月，刘舜卿告别工作20多年的泰安地区，赴东北支援工业建设。历任鞍钢土建公司党委书记、鞍山市委组织部第一副部长、市委常委、监委第二书记、市委候补书记、市委书记等职。先后分管农业、商业、政法、工业等部门，以及辽阳市、辽阳县和海城县的工作。他勤勤恳恳，孜孜不倦，坚持下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他走到哪里就干到哪里，到工厂就同工人一起劳动，下农村就同农民一起插秧。为更深入地了解民情，他下基层时很少坐车。1963年，他骑自行车到远郊检查工作，因坡陡路滑，从车上摔倒在坡下，左肩脱臼留下后遗症，从此再也抬不起来。既便是这样，他仍然不改初衷。1960年鞍山地区遭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刘舜卿和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分别任抗洪救灾指挥部正副总指挥。他同抗洪抢险军民一起吃住在现场，哪里有险情他就出现在哪里。他曾冒着生命危险乘一小船颠簸在洪水中，沿太子河而下，察看两岸灾情；他曾跋涉10余里水深半米的路途到现场指挥……。为最大限度地赈济灾民，他建议市委号召市民每天节省一半口粮调往灾区，他自己全家更是首先带头执行。刘舜卿对工业建设也付出了巨大努力。他同市委一班人同心协力，发动群众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于1960年总结出“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大型企业管理经验，被毛泽东主席批示为“鞍钢宪法”。

“文革”期间，不与“造反派”同流合污的刘舜卿在劫难逃，对他的诬蔑不实之词从天而降。运动刚开始，鞍山市委第一书记王鹤寿病休，主持市委工作的刘舜卿成为众矢之的，但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几次向李富春副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及其他中央领导反映鞍山的运动和生产形势，引起中央的关注。在鞍山一片混乱、鞍钢几近停产的严峻时刻，刘舜卿毅然出任鞍钢生产指挥部副主任，一面承受猛烈冲击，一面紧抓生产。1968年鞍山市革委会成立，在周恩来总理直接关怀下，刘舜卿当选为革委会副主任(主任为军代表)。1969年12月，辽宁省召开落实毛泽东主席“辽宁农业要翻身”指示的大会，刘舜卿抱病率团参加。这期间医生多次劝他休息，但他始终坚持工作第一，未作丝毫松懈。12月19日，他突然倒在会场上，溘然长逝，是年5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