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毕指南，原名毕炳生，字指南，莱芜市莱城区牛泉镇南三官庙村人。1907年出生于一个较富裕的农民家庭。其父博学多识，秉性耿直，勤劳俭朴，忠厚诚实，常以“做事莫将天理错，存心惟有鬼神知”作为教育家人的座右铭，并常为穷苦群众撑腰立论，深受群众称赞。毕指南的母亲是个勤劳善良的劳动妇女，深刻同情处在水深火热中的穷苦农民，时常为受封建礼教压迫的妇女争理鸣屈。因此，毕指南家里成了受欺压妇女们经常凑在一起“高谈阔论”的场所。毕指南生长在这样一个气氛良好的家庭里，从小就受到自由、平等的教育，提高了他愤世嫉俗的觉悟，造就了他光明磊落、为人正直、见义勇为的性格。

毕指南8岁开始读私塾，12岁考入高级小学。他好学聪慧，才智过人，过目能诵，是同学们中品学兼优的娇娇者，深得教书先生和家人的宠爱。毕指南年龄不大就写得一手好文章，挥洒一手好书法。他每学期的作文成绩总是非常突出，老师经常把他的作文张贴在“学习园地”上，作为同学们学习的榜样，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由于他成绩优异，名列前茅，因而在当地颇具名气，被称为“才气之子”。

毕指南为人持重，急公好义，处事公道，敢于抑强扶弱。他广泛联系群众，善于与同学友爱相处，对家境贫寒、上学有困难的同学，常慷慨解囊相助。从小学到高小，他屡次被推为年级级长，总是能代表师生的意愿向校长如实地反映情况，敢于出面同校方交涉争议。因此，他深得师生的信赖，被视作学生领袖。

（二）

1927年，毕指南娶莱芜知名学者、开明民主人士亓聘如先生的女儿亓隆贞为妻。结婚之后，志图高远、追求真理的他，不贪图安逸的家庭生活，毅然别妻离家，到亓聘如先生任校长的莱芜县立初级中学读书。

在县中学读书的这段时期，是毕指南走上革命道路的启蒙阶段。在学校里，他不仅精习各门功课，还广泛涉猎大量的革命书籍。他与刘仲莹、徐干晨等人为同学，随着不断的交往，他们之间的感情日益笃深，逐渐成为亲密无间、志同道合的密友。他勤于思考，善于接受新思想、新事物。经过不断地学习，开始信仰共产主义，初步树立了共产主义人生观。于是，他将自己的名字炳生，正式改为“指南”。意即：以马列主义为自己一生的行动指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在国民革命军兴师北伐之际，山东各界纷纷声援。消息传到莱芜，激起了县中学学生极高的革命热情。毕指南与刘仲莹、徐干晨等人发起成立了学生自治会，领导学生开展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宣传，进行批斗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革命活动，成为学生运动的核心人物，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毕指南从县中毕业后，出于对党的事业长远发展的考虑，着力于兴办教育事业，并以此为掩护，秘密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开展革命活动。在教学期间，他把灌输新文化，传播新思想，培养和造就党的干部队伍，作为自己的一项义不容辞的重要职责。他利用自己家里多余的房舍办起本村第一所新式小学，自任教师。不久，又与孙启明共同出资筹建了十区大辛庄大圣寺全新式完全小学。学校建成后，成为全县唯一一所拥有砖砌二层楼的小学。为完善该校配套设施，毕指南不惜把自己家的数十株成材树木一并砍伐，请祖叔等木工做成课桌、凳、椅等教学用具。开学典礼时，莱芜教育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纷纷莅临致贺，赞扬他为莱芜的教育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毕指南兴办教育期间，受他先进思想的影响，部分学生相继参加了革命。其中，比较突出的如曹春耕、刘众前、曹廷萼等人，日后都走上了我党的各级重要领导岗位。

随着对马列主义理论了解的加深，毕指南的革命思想日益坚定。1931年，经刘仲莹介绍，毕指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三）

毕指南入党后，根据党的指示，积极而勇敢地开展斗争，首先夺取了国民党莱芜县农民协会的领导权。

国民党莱芜县农民协会，其前身是莱芜县农会。1928年，国民党为了欺骗、笼络广大农民群众，改组了县农会，换上了他们所信任的国民党员吕志轩任干事长。此人无才缺德，成天吃喝玩乐，浑浑噩噩，不务正业，全县广大会员对此极为愤慨。以刘仲莹为首的中共莱芜党组织，决定夺取县农会的领导权，以便利用这个公开合法的组织开展革命活动。

1932年春，毕指南、吴卓先等人遵照中共莱芜特支的指示，带领60余名农会代表，到国民党莱芜县党部请愿，提出按农会组织法规定，县农民协会负责人应由乡农会代表选举产生，不应由县党部委派，而县党部委派的吕志轩未经选举，也不给农民办事，应该将其撤换重新选举。国民党莱芜县党部负责人苏子诚见民意难违、众怒难犯，便见风使舵，接受了代表们的意见，并提出由县党部负责通知全县乡农会选出代表，出席全县农民协会代表大会，选举县农会负责人。

同年4月，县农民协会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最终选举孙启明、毕指南、吴卓先(吴建章)为县农民协会干事，孙启明为干事长。此时，孙启明正在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学习。毕指南给孙启明写了一封信，通报了驱逐吕志轩、选举产生新县农民协会负责人的情况。于是，孙启明从邹平返回莱芜。孙启明到职后不久，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到1933年春，县农协的毕指南、孙启明、吴卓先、王其人都已是中共党员，其中毕指南、孙启明、吴卓先还担任了县委委员。从此，农民协会的领导权完全掌握在我党手中，国民党县农民协会成了党的一块重要活动阵地。

县农民协会的领导权被夺过来后，国民党县党部和财政局借故停发了县农民协会的一切经费。毕指南和其他同志又同敌人展开了一场争取农民协会经费的斗争。

从1931年底起，县农民协会的经费来源有两条途径：一是每月由地方款内补助40元，二是国民党县党部每月补助20元。但到了1932年7月，被赶出农民协会而怀恨在心的吕志轩，与其密友国民党财政局局长毕华桥密谋策划，停发了农民协会的一切经费，企图用这一卑鄙手段搞垮农民协会，让农民协会自行关门。县农民协会的负责人孙启明、毕指南等人认为，因停发经费而关门，正中敌人的奸计，所以绝不能那样做。他们的意志非常坚定，一度从家里背煎饼坚持斗争。经过多次交涉，才由县党部每月补助农民协会银币40元，但这还远远不够。为渡过眼前的困难，县农会开会商定：两个工友(公务员)每人每月领取8元工资，毕指南、孙启明、吴卓先3人分文不取。因为农民协会为地方上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经费却如此困难，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赢得了进步人士的同情和社会各界的经济赞助。

毕指南等人从社会舆论中得到了极大鼓舞，革命斗志进一步激发。他们天天四处奔波，下乡组织乡农民协会。经过农民协会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在全县共建立乡村农会71处，发展会员2665人。广大会员在农民协会的教育下，政治觉悟大大提高，加上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发动，不少农会组织对土豪劣绅开展斗争，改造了乡村政权。党组织在斗争中也得到了发展壮大。

县农民协会的领导权掌握在党组织手中之后，中共莱芜县特支决定以农会代表的合法身份联合群众和进步人士对贪官劣绅进行斗争。国民党县政府长期重用的财政局局长毕华桥，是莱芜县有名的大劣绅，他长期对人民群众横征暴敛，并且肆意贪污、挪用、滥支巨额公款。但清查毕华桥并非轻而易举之事。这一经济案件涉及上下四方，与毕华桥的斗争自始至终遇到了许多干扰和种种阻力。毕华桥之案轰动一时，不仅成为莱芜的路闻之要，而且惊动了国民党山东省政府。

在此重大斗争中，毕指南没有辜负党的嘱托和全县民众所寄予的厚望，每一项决策、每一项措施，无不是经过毕指南深思熟虑后才得以确定和采取的。这些决策、措施的运用，对于斗争的胜利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斗争最紧张的日子里，毕指南等人不分昼夜地对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上层进步人士做教育动员工作，及时识破和排除对方所设置的障碍，把火力点始终对准斗争目标。毕指南提出的一项又一项建议和实施步骤，无不高敌一筹、先敌一步。在毕华桥之案的整个审理过程中，他为民请命无所畏惧，先后数十次上诉于国民党莱芜县政府和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在每次县、省法庭开庭时，毕指南都与孙启明密切配合，义正辞严，据理力争，把对方辩得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以致被告及其辩护人见毕指南出庭便胆寒。最终，以铁证如山的事实，揭露了毕华桥贪污、挪用、滥支巨款的罪行，国民党山东省政府被迫将毕华桥押解至济南关押，并追回部分贪污款项，全县人民闻之大快。人们不会忘记，在这场斗争中，毕指南和他的战友们为正义奋起抗争，不屈请命的功劳。事后，全县近百处区、乡农会和社会各界人士，无不称道毕指南是县农民协会的“智囊”、“辩士”。

清查毕华桥的斗争，是在莱芜党组织的正确领导下，通过广泛发动群众进行的一次成功尝试，它标志着莱芜党组织政治上的初步成熟。可以说，这场斗争在莱芜党组织的历史上和人民斗争史上是最具光彩的篇章之一。

毕指南还同孙启明等农民协会的其他负责人，发动群众同贪赃枉法的乔法官进行了斗争。1932年，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委任乔某为莱芜县法官(掌管司法审理案件)，因人们不知其名，故称其为乔法官。此人贪污成性，知法犯法，到职不久即受贿10多起，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公愤。毕指南和农民协会其他负责人共同发动社会各界，上告乔法官贪污受贿。但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派人以检查为名，为乔某开脱罪责，并企图以行贿和受贿同样治罪的章法，压制行贿者。但农民协会通过调查了解，发现乔某在莱城内有一个受贿200元的案件。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后，农协发动群众要求乔偿还，乔抵赖不过，只得承认说钱已花掉，要求缓期交还。农协让他写了欠条。有了这一白纸黑字如山铁证，加上其它一些证据，省里派来的人无奈，只好上报撤销乔的职务，调回查办。

（四）

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中共莱芜特支的领导下，全县各级党组织先后发展了一批知识分子、工友和学生入党，壮大了党的力量。刘仲莹等见时机成熟，便在中共山东省委直接领导下，于1932年建立了中共莱芜县委，全县党员数量达到70多名。毕指南作为莱芜主要的早期党员，担任了县委宣传委员一职。

县委建立后，刘仲莹、黄仲华和毕指南等县委主要领导同志，认真执行上级党组织“隐蔽、秘密发展”的方针，从实际出发，决定继续秘密发展壮大党的组织，进一步建立健全基层党支部，并根据各地发展情况，逐步建立分区委。毕指南按照县委的分工，夙兴夜寐，时常披星戴月奔波于柳行沟、刘封邱、圣井、鲁西、丰登官庄、安台子、冶河、桥沟、店子等村，积极发展党员。不久，他就在党员比较集中、政治基础较好的柳行沟、丰登官庄、亓官庄建立了党支部，并兼任支部书记，党员达20名。很快，党支部由1个发展到3个。在县委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犹如星火燎原一般，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随后，县委建立了4个分区委。其中，以三官庙、鲁西、刘封邱、柳行沟、丰登官庄、亓官庄、冶河等支部组成第三分区委，由毕指南、孙启明、刘夏峰、刘子正等人负责，毕指南兼任分区委书记。

为便于开展革命活动，毕指南以群众基础好、人际关系熟的方下高级小学为秘密联络点，利用校长的合法身份作掩护，白天教书，晚上和课余时间对教职员和学生宣讲马列主义救中国的道理。毕指南讲起话来铿锵悦耳，雄辩有力，道理讲得透彻，方向指得明确，大家无不心悦诚服、点头称是，深感受益匪浅。广大师生从心里钦佩他，愿意与他接近。毕指南很快在学校和附近村庄的农民中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为将来大量发展党员奠定了基础，播下了种子。

随着党的活动范围和影响的日益扩大，党内某些不安定因素也逐渐暴露出来。为防万一，经毕指南提议，县委决定在鲁西设立书局，以经营书笔文具为掩护，开展党的地下联络工作。于是毕指南会同鲁西区农会负责人倪汉章，在鲁西镇选定当地村民房锡庚的3间房子，设立了书局门市部。不久，经过准备，书局正式开张营业。共产党员王其人为书局掌柜，曹春耕为助手，毕指南亲笔书写了“文成书局”、“癸酉年制”8个大字，垂在王其人外出赶集上店时背的搭子两头。从此，文成书局便成为莱芜县委同山东省委、泰安中心县委以及基层党组织进行联系的联络站。“一校一局”式联络网的建立，为莱芜党组织安全开展革命活动起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出于长远打算，莱芜县委还通过毕指南等人多方面的关系，在外地开辟了青岛、大连、绛县等多个隐蔽点。使我党在形势恶化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降低损失，保存了革命力量。

（五）

在危机四伏的秘密革命时期，毕指南好像一个在黑暗中摸索探行的人，他苦苦思索革命的道路到底该怎样走，怎样才能把广大民众最大程度地发动起来，同反动势力作斗争。莱芜党组织在早期革命活动中，宣传的方式大多是在群众中口头讲解。为改变这种单一的模式，毕指南负责宣传工作后，立即着手用印刷品进行大规模宣传的工作。1933年7月1日，刘仲莹、毕指南等人主持创刊了县委机关报——《战斗》，由毕指南具体负责编辑，不定期地印发，向全县党员干部进行教育宣传，吹响了战斗的号角，为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呐喊助威。同年秋，刘仲莹、毕指南共同起草了《告莱芜全体民众书》，用农会的油印机印刷后，向全县各地下党组织作出了秘密张贴的部署。毕指南身先士卒，带上宣传品，到鲁西、三官庙、毛埠一带散发、张贴，进行宣传。全县的青年学生和农民群众受到极大鼓舞，各级党组织和群众团体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壮大。

（六）

毕指南在政治上具有敏锐的洞察力，高度的警惕性。在1933年到1934年期间，共产党员刘伯戈、周茂森放荡不羁、腐化堕落，引起了毕指南的高度警觉。他透过表面现象，洞察到刘、周二人的反革命倾向，并立刻同王其人、刘子正等人向县委反映刘、周的骄横奢侈、荒淫无度的糜烂生活，以及任意放纵、不受约束的不法行为。认为两人极不可靠，有朝一日可能会叛变，建议县委引起高度警惕。

1935年三四月间，刘伯戈、周茂森以谋求职业为由，到济南追逐腐化生活。二人挥霍无度却又缺乏经济来源，于是就想法诈骗，开始伸手向县委要活动经费，后又向县农会借款，因农会早就停发经费，只有每月30元的办公费，无钱出借。但县农协负责人孙启明出于同志间的友爱，仍想方设法，尽量满足其要求，到5月已借出200余元。事后，孙启明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就向县委书记刘仲莹作了汇报。刘仲莹表态认为：农会本来没有经费，开始就不应该借给他，今已骗去200余元，以后也很难使其满意，要坚决制止。5月底，刘、周又找到亓聘如，恬不知耻地让他给毕指南捎话，说：“孙启明、毕指南家中有钱有财，他们要是真革命，要是真共产党，就要先共自己的产，再共人家的，得叫他俩多出点血。你让他俩每人借给我们500至1000元，不然就不让他们”。亓聘如先生当场就对刘、周进行了批评教育。毕指南对刘、周的无理行径进行了坚决抵制。

贪得无厌的刘伯戈看到无法如愿，便伙同周茂森不断向县委施加压力，并向王其人、刘子正扬言：“共产党内部有钱的人享福，无钱的人受穷，什么共产党、国民党，只要有钱花才是英雄好汉”。刘、周锋芒逼人，连续不断地向县委写信提出要40块现洋。在遭拒绝后，他们就气势汹汹地找到毕指南、刘子正、吴卓先、孙启明等县委的领导同志，言辞极为猖獗。毕指南对刘、周的文恬武嬉、任意放纵、不受约束的不端行为怒不可遏，当着二人的面义正辞严地说：“县委的经费现在分文没有，就是有钱也不能供你们随意挥霍浪费。”

1935年夏，中共莱芜县委在鲁西镇“文成书局”召开扩大会议，分析刘、周大量借款的目的。毕指南力陈己见，认为许多迹象表明，刘、周叛党的可能性很大，建议县委采取非常措施，加以制止。但会议因意见分歧，议而未决。

10月初，刘伯戈、周茂森到济南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公开叛变投敌。

刘、周叛党事件发生后，莱芜有10余名党员、群众被捕，党的4个分区委、县农会特支、县师团组织以及文成书局均遭到破坏，县委失去主要活动阵地。中共莱芜县委总结经验教训，认为毕指南等人的意见和以往提出的措施是正确的，县委在刘、周事件上过分迁就，没有采取有效措施，以致二人叛党投敌，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惨重损失，应作出深刻检讨。为最大程度地减少损失，县委决定部分党员到早已建立的几个隐蔽点暂时隐蔽，毕指南、孙启明、王其人等先后到山西绛县范柴村隐蔽。他们虽在外地吃尽了苦头，受尽了磨难，但始终对党、对革命抱有坚定的信念。他们秘密开展革命活动，期待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毕指南在革命斗争中，强调积蓄革命力量，利用合法的身份进行党的活动和斗争。1932年到1936年，既是党的发展时期，也是党遭受重大挫折的时期。党的活动多半是在学生、农民、工人、上层知识分子、开明民主人士中间进行。由于受王明、博古的“左”倾错误路线影响，再加上缺乏斗争经验，以至出现了许多失误，特别是没有充分利用合法的斗争方式，没有将隐蔽斗争与公开斗争紧密有机地结合起来。此外，在斗争中没有采取有效措施，保存和积蓄力量，没有及时总结积累与敌人斗争的经验。鉴于此，毕指南多次向县委提出意见，建议县委作出了如下决议：

(一)党应从遭受严重破坏的挫折中接受教训，工作重点应放在发动工、农、兵、学等广大群众上，尽量利用合法组织(如地方伪乡村政权，地方伪团队等)，积蓄力量，发展组织，待机组织武装起义；

(二)在党的活动中，应采取较为隐蔽的形式开展工作，避免过分突出和暴露，随时注意不要暴露自己，尽量利用乡村中的同乡会、读书会、学生抗日救国会等受群众欢迎而又合法的群众组织开展工作，使斗争有理、有力、有节，适可而止，以保存和积蓄力量，开展更大规模的斗争；

(三)接受一个重要教训，就是首先必须纯洁党的内部组织。不然，历史的教训又会重演。刘、周的叛变就是一个血的事实和惨痛的教训。

毕指南同时指出，把一些爱国知识分子作为发展党组织的来源之一是对的，但在知识分子中，有的出身较好，掌握了一定的马列主义理论，对党的主张有清醒的认识；有的却认识不清，动摇徘徊；有的品质恶劣、投机钻营，随时都会被敌人收买利用，而变成反革命。所以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时，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了解培养，并在党的活动和斗争中加以考验，经过慎重考察后，才能吸收入党，以保证党组织的纯洁性和战斗力。在党内之所以出现刘伯戈、周茂森这样的叛党分子，就是在建设和发展党组织过程中过于轻率，没有及时甄别其真伪造成的严重后果。

（七）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共莱芜县委遵照山东省委作出的在全省各地举行抗日武装起义的决定，积极组织发动，准备参加省委组织的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作为县委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毕指南，审时度势，抓住时机，一面开展救亡宣传，一面给在外地隐蔽的党员一一发信，催促他们立即回莱芜参加党的工作。县委的其他负责同志分头到各区传达县委的指示，发动广大党员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参加抗日武装起义。经过深入宣传发动，全县参加武装起义的人员达到70多人。

1938年1月1日，日军侵占了莱芜城，县委立即领导举行了武装起义。毕指南和同胞弟毕炳文(又名毕秀山)一起参加了这次起义。1月3日，毕指南按上级指示，与孙启明、王其人、亓象岑等人组织的队伍在亓聘如家集结。毕指南携带着他们筹措到的莱芜起义部队中唯一的一挺轻机枪，到莲花山下的田家林村，与全县起义部队汇合。1月6日，开赴徂徕山，参加了武装起义，编为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三中队。

八路军第四支队建立后，部队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逐步离开泰安、莱芜、新泰，进军沂蒙山区，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为了发动组织广大群众支援抗日前线，更好地开展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友党、友军以及各阶层进步人士共同抗日，并孤立打击顽固的反革命势力，山东省委和第四支队司令部决定建立八路军驻莱办事处，以公开合法的抗日组织形式，领导地方各项抗战工作，开展对敌斗争。八路军驻莱办事处的领导班子由孙启明、亓象岑、毕指南、王其人等同志组成。八路军驻莱办事处的建立，对发展壮大莱芜的抗日力量，建立抗日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

根据党中央关于“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中共中央制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的“全国人民总动员”的精神，县委和驻莱办事处对做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非常重视。当时，八路军四支队与国民党顽固派秦启荣部队争夺莱芜的斗争异常激烈，为战胜秦顽，毕指南提议由亓象岑同志出面，团结争取地方“硬拳道”的力量打击秦顽。

硬拳道，原称红枪会，其性质是一种搞封建迷信的落后群众团体，最初是组织各村民众保家护院，后来这一组织逐渐扩大，成员扩展到7个区91个村，达到上万人，成为一支人多势众不可忽视的力量。

当时，党内不少人认为，硬拳道大搞封建迷信，整天吃符念咒，全是些愚昧落后的人，党和他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根本不能搞联合。但毕指南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分析说，对硬拳道的看法不能以偏概全，他们具有两面性：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国民党顽固派继续打内战，国难当头，他们也是受害者，也愿意起来同敌人血战一场，这是他们好的一面；另一方面，他们搞封建迷信，是落后的一面。但眼下中国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动员全体民众共同抗日，打击顽固派，他们只要愿意同我们合作，我们就应该争取他们。毕指南力陈己见，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大家无不心悦诚服。

从此，莱芜县委和驻莱办事处的同志积极争取硬拳道一致抗日，打击国民党顽固势力。1938年初，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和驻莱办事处的同志，在王大下小学主持召开了硬拳道各宫长参加的会议，专门研究建立统一战线联合抗日的问题。会后，在鲁西镇成立了以硬拳道为主的联合办事处。至此，八路军和硬拳道联合抗日的统一战线形成。这一战线在打击敌伪顽的斗争中，起了一定作用。秦启荣占据莱城后，国民党莱芜县政府县长谭远村等率武装近千人，组织全县大游行，进行反共宣传，并在各区安设区公所，建立区队武装，推行“政令”。中共莱芜县委决定由毕指南、亓象岑、周次温等人出面，利用各种关系及四支队的影响，争取士绅中立，抵制秦部建立区政权。

1938年5月，谭远村率武装700余人进驻堂子庙。在县委和驻莱办事处的发动下，硬拳道首领亓象德率众袭击谭部，毙敌10多人，伤70余人，将谭部主力打垮。不久，秦启荣部在刘家庙、沈家岭一带烧杀抢掠，企图攻占鲁西镇，我军向敌发动攻击，一举攻至鹿鸣山，在这次战斗中，硬拳道积极援助我军，起了一定作用。

1938年夏秋间，驻莱办事处主任亓象岑和毕指南等人与县抗日动委会密切配合，做了大量工作后，将硬拳道改编为抗日独立师，亓象德任师长，并召开了成立大会。从此，八路军和硬拳道的关系有了进一步发展。遗憾的是，到了1939年下半年，由于多种原因，硬拳道与我党的良好关系破裂，逐渐走上反动立场。

八路军驻莱办事处在以公开合法的形式领导抗战的工作中，在做好统一战线工作的同时，努力做好筹粮募款和动员民众参军参战两大任务。毕指南借助他在三区等地的影响，天天风尘仆仆地奔波于各区、乡、村，夜以继日地在群众中进行宣传发动工作，筹粮备款，动员参军参战，支援抗战。

1939年5月15日，毕指南因工作任务一人前往封邱乡，在经过方下村西火石岭时，同日寇和汉奸队遭遇。在被汉奸出卖，身份暴露的危急关头，他大义凛然，宁死不屈，被敌人残酷杀害，时年32岁。5月17日，中共泰山特委、泰莱新中心县委在圣井村召开追悼大会，泰山特委政治部主任李枚青代表中共泰山特委和军分区沉痛悼念毕指南，称他是“我党优秀的老地下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党的优秀干部”。中心县委书记陈明达号召全县党员“向优秀地下党员毕指南同志学习，化悲痛为力量，投身到抗战洪流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