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其人，原名任瑞先，莱芜市莱城区凤城街道办事处孟花园村人，1910年11月25日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一）

王其人8岁入私塾，13岁入高小。15岁读完县农中后即到县城古赢丝厂当学徒，17岁到县石印局当工友。受进步思想的影响，他秘密地给进步学生刘仲莹等印发《告全县同学书》等革命宣传品，积极投身革命思想的传播工作。

在古赢丝厂时，王其人对资本家残酷剥削、压榨工人不满，带头组织丝厂工人亓福祥、张新发、唐文海等人秘密结社。当看到工头毒打工人时，他们一拥而上，将工头打了个半死，灭了资本家的威风，使工人看到了自己的力量。不久，又组织了全员罢工，抗议资本家的残酷剥削，要求增加工资。罢工运动，迫使资本家不得不低头退让，答应将工人每人每月1块钱的工资增到3块钱。通过这些斗争，教育团结了工人群众，打击了资本家的嚣张气焰。

1929年，王其人转到县农会成为一名工友。他秘密组织“工友联合会”，开展抗暴、罢工斗争。在农会，他积极与中共莱芜县委负责人刘仲莹、毕指南等联系，共同组织发动群众，开展驱赶国民党顽固派吕志轩，夺取农会领导权的斗争。经过有效斗争，到1932年4月，党组织完全掌握了县农会的领导权。县委决定由王其人负责农会联络工作。同年7月，经刘仲莹和毕指南介绍，王其人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被吸收为县委委员兼农会特支书记。

县委掌握农会以后，王其人充分利用这一“合法”组织，广泛地发动群众，支持县师范的学生运动，并通过县农会在各区自上而下地发展会员，扩大农会组织，积极组织广大农民开展反贪赃枉法、反贪官污吏的群众运动。王其人还发动农会党员充分利用各级农会这块阵地，组织长工、雇工进行抗工价的斗争，紧接着又组织农民进行了反度量衡不准确和驱赶国民党官吏的斗争。这一系列斗争，一浪高过一浪，有力地打击了当地的反动势力。

在斗争实践中，王其人深刻认识到：农会的斗争要靠农民，学生是宣传马列主义的先头军，两者必须结合起来才会更有利于革命的发展；莱芜工人数量太少，在斗争中只能处于配角地位；每个党员要积极进行宣传发动，为农民、学生运动及时指明方向。王其人这些独到的见解，得到了刘仲莹、孙启明等人的高度评价与赏识。

(二)

1933年7月、12月，山东省委连续遭受两次大的破坏，泰安中心县委也随之被破坏，形势非常严峻险恶，白色恐怖笼罩着全省各地。莱芜县委为了应对这一突变，隐蔽自己，保存力量，决定建立一些立足点，做到进可攻、退可守。

根据县委的这一决定，王其人、毕指南、窦秉坤等人分别到青岛、山西绛县范柴南窑和大连三个地方建立了立足点。同时决定开设一处书笔文具店，作为县委的秘密联络点。县委书记刘仲莹向县委各位成员提议，这项任务交给王其人承担，认为他有很多有利条件：第一，他于1927年在国民党县党部石印局当过工人，与段登堂关系较好。段的父亲段西林在口镇西街设有一座“文升堂”书笔店，经营毛笔、字章、石印等生意，能给予王其人必要的指导帮助；第二，他曾销售过石印局印刷的莱芜县地图，有做生意的经验；第三，他在县农会当过工友，跑过交通，接触面大，认识人广。经刘仲莹向县委各位成员推荐，大家一致举手同意，王其人义不容辞地接受了这项任务。

1933年9月，王其人根据县委决定，积极筹措准备，置办书局。他先是到青岛，向其叔伯哥任敬先借得部分资金，采购了一批文教用品。接着又发动县委的同志捐款，筹到了300多块大洋。这离正式开业所需资金还远远不够。他便又通过段登堂父子，得到一批按最低批发价格卖给和赊给书局的货。有了货，没有店铺怎么办?王其人自己动手做了一个白粗线褡子，装满书笔后背着串学卖货，“以文会友”。从此他开始了党的地下联络活动。

王其人想，虽然没有店铺，但总得有个字号。叫个什么名字呢?他想起读书时一位老师题的字条：“墨醉花香动，文成剑气豪”。于是，他便向县委提议用“文成书局”做字号，大家一致表示同意。毕指南的毛笔字写得漂亮，就请他写了“文成书局，癸酉年制”8个大字，绣在褡子的两面。王其人就这样背着装满笔墨纸砚、石笔石板等几十斤重的褡子，不顾夏热冬寒，栉风沐雨，每天行程六七十华里，走村串学。

王其人坚决贯彻县委“先到有党员的村庄和学校，担当起联络各点的任务”的指示。经过一段时间的活动后，县委认为办书局“以文会友”是搞好秘密联络的好形式，便决定正式建点营业，设立一个门市部。再三考虑后，最终将这一营业点设在了经济文化较为发达，便于党进行活动，离城区30华里的鲁西镇。由孙启明和毕指南出面，租赁了鲁西镇房锡庚的靠大街路北的3间房子作为书局的门市部。

门市部开设后，王其人在搞营业的同时，还兼顾着联络任务，感到有点力不从心，出于工作考虑，他便向县委建议增加人手。经研究，县委派曹春耕到书局和他一道工作。鲁西镇农历四九逢集。每逢集，到书局买东西的人络绎不绝，地下党组织就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巧妙地与王其人、曹春耕互相沟通地下党组织的活动情况：一方面，收集他们掌握的情况与动向；另一方面，通过他们把县委的指示传达给下级党组织。文成书局起到了上承下达的作用。

随着书局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赊欠的人也越来越多，资金周转因此受到影响，经营活动遇到很大困难。为此，王其人深感不安。他觉也睡不着，饭也吃不下。父母知道他的心事后，就向地方老财刘二麻子贷了300块现大洋，月息3分。青岛任敬先又寄来200元。这就解了王其人的燃眉之急，不光添了资本，还疏通了货源。新资注入后，他先后奔赴济南、泰安、周村、博山等城镇，与“中华书局”、“商务印务馆”等出版行的买卖越做越大。利用赊销关系，王其人还为县委购置了国民党明令私人禁购的油印机、钢板、油墨、蜡纸等印刷、宣传用品。从此，书局作为中共莱芜县委的一个联络点，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1934年，泰安中心县委遭到破坏后，莱芜县委于3月16日夜晚在汶河滩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就是王其人通过书局传达给各位与会者的。

王其人常以书局“掌柜”的身份，以采买文教用品为名与泰安、济南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并通过他们与黎玉(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取得联系，接受省委重要指示。他利用下乡赶集卖书的机会，团结了一批知识分子。后来，这些人成了县委在当地的主要依靠力量。王其人还向青年知识分子推荐鲁迅的《彷徨》、《呐喊》，高尔基的《母亲》等进步书籍，并对其进行思想教育，使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日后都走上了革命道路。

王其人在县委的直接领导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活动范围遍及全县。截至1935年，全县约70多处学校包括农村小学、县立师范和高级小学与书局建立了联系。在全县10个区中的一、二、三、四、五、十区开展了有组织的活动，同时还与60多处农会、150多个村庄建立了联系，承担起了全县范围内党的秘密联络任务。

(三)

1935年秋，中共莱芜县委代理书记刘伯戈与县委委员周茂森叛变投敌，出卖了党组织。当刘、周二人带领捕共队抓捕我党员干部时，正值王其人外出购货。鲁西镇“育生药铺”的亓葆荣冒着生命危险，在莱芜城东门拦住了他，告诉他文成书局被抄，叛徒们正在搜捕他。王其人立即躲往孝义龙崮村，躲藏到舅父王清林（共产党员）家。王清林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便果断地把王其人送到本村北山的一个山洞里隐蔽起来，又通过当地地下党组织想方设法让王其人的哥哥任慕先给其他同志报信，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损失。王其人虽然身处险境，但仍不忘革命。他白天隐蔽在山洞里，晚上则外出搞串联活动。在几天时间里，他先后和亓家官庄、何家官庄、丰登官庄、三官庙、柳行沟的地下党小组取得联系，并由山洞转移到柳行沟常佃明家居住。

敌人抓不到王其人，便以清查债务为名，将他的父兄抓进监狱，企图以此诱捕他，同时勾结地主刘二麻子与魏洪业等人，借机敲诈欺压广大群众。为了革命的需要，王其人被迫化装成吊孝的，在常佃明、常风武、孙庆丰、王风成等人的掩护和帮助下，先到三官庙曹春耕家，接着于当晚赶到了泰莱边境的鲁东冶村的张永三家，然后顺津浦路骑自行车经徐州西转陇海路，到山西绛县范柴南窑，找到了先到的毕指南和孙启明，并以最快的速度与刚到翼城的潘德和取得了联系，组成了革命集体。

王其人在山西以织布为掩护，积极与当地地下党组织进行联络。在当地革命群众的帮助下，于1936年春节后找到了地下党组织。中共绛县地下县委书记陈文明接见了他们，并吸收他们参加了绛县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在做好当地革命工作的同时，他们还为争取早日恢复莱芜地下党组织，积极进行了多方准备。

(四)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王其人通过降县党组织与陈文明的关系回到莱芜，参加了中共山东省委组织发动的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起义胜利后，王其人被编入山东纵队四支队三分队。由于他的革命热忱和卓越的才能，很快便于1939年1月被提升为中共山东分局总务处处长、组织部组织科长。

1940年春，由于湖西区在反“扫荡”的斗争中出现异常情况，山东分局派王其人和刘居英一起到湖西单县作调查工作。随后，党组织派王其人担任中共单县县委书记。他领导全县人民同敌伪军进行顽强的斗争，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取得了很大成绩。

1941年8月，王其人被调到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学习，1943年又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44年下半年，被山东分局选为党的七大代表，并于1945年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五)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王其人与一大批干部从延安出发，奔赴山东开辟工作，王其人担任干部中队的党支部书记。在行军途中，他处处以身作则、乐于助人，时刻关怀体弱多病的同志，保证了全体人员无一人掉队。到达山西麻田八路军前方总部时，又接到中央通知，到东北地区工作。于是，他们经过3个多月的艰苦行军，于11月到达沈阳。

到达沈阳后，王其人被中共东北局任命为中共旅顺市市委书记。初到旅顺，困难重重：人民政府虽已建立，但各项工作尚未走向正规；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还处在解放后的初建阶段，真正的革命秩序尚未建立；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封锁，旅顺的交通与外界基本断绝，物资供应尤为困难；工业处于瘫痪状态，工厂不能全力开工生产，渔民不能出海捕鱼，生活用品奇缺，口粮短缺问题尤为突出。无数穷苦群众处于饥寒交迫之中。此外，苏军后勤供应在当地的所需部分，也是新政府难以解决的课题。反动势力乘机造谣，抓紧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妄想配合蒋介石“变天”，整个社会秩序比较混乱。针对这种困难局面，王其人充分利用苏军军管这一有利条件，带领市委、市政府广大干部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反奸清算运动、土地革命运动、大生产运动，最大限度地团结和调动工、农、商各界群众的积极性，粉碎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封锁、破坏，摧毁了暗藏的反动组织“铁血青年团”、“九宫道”、“爱民会”等，扩大了党的影响，提高了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各项生产，夺取了1946年的工农业大丰产，涌现出“农民们赶着马车，排着长队，打着红旗，敲锣打鼓，争先恐后踊跃交爱国粮”的动人场面，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解放战争。

王其人非常注重党组织建设，注重干部的使用和培养。在旅顺期间，他兼任市委组织部部长和干部培训处处长。1945年到1946年，共发展中共党员500余人，组建基层党委8个，并始终坚持整顿与发展相结合的原则，培养选拔了大批党的干部，从根本上保证了党的各项任务的完成。

王其人还十分重视处理好与驻地苏军的关系，注意尊重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在各项工作中力争取得苏军的支持和帮助。他从友好合作的大局出发，大力宣传中苏友好，积极开展拥苏活动，认真帮助驻地苏军解决实际困难，增进双方的友谊。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做到了在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的同时，又照顾到苏联方面在外交政策上的需要，在实际工作中创造性地采取了一些变通形式，圆满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六)

1949年4月，根据全国形势发展的需要，旅大第一批1000多名干部南下，王其人任大队政委。入关后，王其人被分配到中共南昌市委任市委副书记，后兼任市工委书记。1950年又调往汉口中南局，任中南人民监委财经监察处处长(地厅级)，后任监委副秘书长、秘书长。这段时期的工作中，王其人处理过多起大案。广东省某县有个资本家叫袁家尧，他向国家贷款10亿元(旧币)开发煤矿工业，当地群众检举他有违反政策、剥削工人、坑害国家的问题。监委组织了一个工作组对此进行了调查。调查后，工作组大部分人认为，袁家尧是守法的，是能为国家创造财富的。但王其人经过对揭发材料的反复研究，认为袁家尧有问题，需进一步调查。于是他同监委的张俊良亲临矿山第一线，同广大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不分昼夜地谈话了解情况，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证实了袁家尧骗取国家贷款剥削工人，榨取工人高额利润，大发国难财的犯罪事实。为此，王其人先后向华南分局汇报了9次，最后经华南分局调查核实后，依法将袁家尧处决。

王其人不放过一个坏人，也绝不让一个好人蒙冤。闻名全国的武汉“纪凯夫冤案”就是王其人复查出来的。1951年，在武汉市第二医院发生了一起保险柜巨款被盗案。案发时纪凯夫是医院会计，王清是书记，都是嫌疑对象。市卫生局局长因纪凯夫一再向上级反映医院及卫生局的问题，早已对纪凯夫心怀不满，意欲借此报复，于是便草率地认定纪凯夫是盗窃犯，并促使公安部门将其逮捕入狱。而武汉市副市长周季方是卫生局局长的爱人，所以一再催促吴德峰市长最后定了案。纪凯夫对此不服，多次向中央、中南局上诉。案件转到中南监委，担任秘书长的王其人立即召开会议，组成联合调查组，到第二医院调查情况。经过多方面的调查、研究，终于找到了给医院保险柜配钥匙的人，证明钥匙是医院书记王清私配的，案件终于真相大白。中南局将案情转报中央，给纪凯夫平了反。

(七)

1954年，中共中央中南局撤销，中央组织部准备安排王其人到中央监察部或燃料工业部工作。但王其人考虑到国家正处在严重缺油的困难阶段，石油一线更需要干部，因此主动放弃到北京工作的机会，毅然向组织提出到新疆工作的要求。经中组部批准，王其人于1954年12月奔赴新疆，任中苏石油公司党委书记。

20世纪50年代的新疆中苏石油公司，执行的是苏方的一长制管理体制，根本谈不上党对企业的领导。党的组织在企业里不能列入编制；党的工作经费和专职工作人员的工资全由新疆分局单独支付；党的理论学习只能在工作之余进行。交接后，部分苏联专家撤走，中方的工程技术人员又奇缺。面对这些困难，王其人和党委一班人在燃料工业部、石油工业部和自治区党委的支持下，从全国石油系统和有关方面，调来了一批领导骨干、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接替苏方的工作。同时，改革党对企业的管理体制，一改企业一长制的管理体制，实行党对企业的领导，建立健全党务工作系统，建立了一套适合中国企业的管理体制。这些措施的采取，企业很快正常运转起来。

为了给国家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石油，王其人和张文彬(局长兼第二书记)认真分析了新疆石油开发形势，在深入调查研究后，决定派钻井队到黑油山找油。1955年6月，青年钻井队长陆铭宝率队进入黑油山新探区。10月，黑油山地区的第一口探井喷油。公司立即报告党中央、石油部，引起了党中央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李富春的高度重视，并立即派遣石油部部长李聚奎带领部分司局干部到新疆进行实地考察，同时传达党中央指示：“要加快黑油山的勘探开发，石油公司的全体职工要以最大的努力和信心，担负起艰巨的任务。”经现场考察，石油部决定扩大油田开发范围。王其人和党委一班人深入生产第一线，了解情况，研究方案，与广大职工同甘共苦，艰苦奋斗，顶风沙，战严寒，斗酷暑，终于在茫茫戈壁滩上建起了新中国第一个大油田——克拉玛依油田。

为了加快南疆的石油勘探，王其人从库尔勒到库车、阿克苏、喀什、泽普、和田等地，往返行程数千里，深入野外地质勘查小队，了解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并教育职工艰苦奋斗、大干快上。1958年发现了依奇克里克油田，结束了南疆没有油田的历史。地质勘探队9进9出塔克拉玛干沙漠，完成了重磁力普查任务，打破了“死亡之海”的神话，创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石油地质勘探队员征服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奇迹，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同时也为日后大规模开发整个新疆大油田积累了必要的地质资料。

正当克拉玛依正在大干快上之时，大庆油田也随之开始会战，石油工业部要求新疆石油管理局在人力物力上给予大力支持。王其人在局党委会上多次强调：“要人给精兵强将，要设备给最好的。”先后调去克拉玛依和独山子油田两个矿区的党政主要领导干部，派全国石油钻井标兵之一张云清等大批骨干力量到大庆参加会战。

在三年困难时期，新疆和田、于田少数民族地区的口粮严重短缺。由于运力不足、运线太长，从北疆到南疆汽车往返一趟需半个多月。自治区党委要求石油管理局支持运送。而石油管理局本身运输任务也很紧张，但王其人没有因此而推诿。他在党委会上动员鼓励大家，积极完成了送粮任务。当南疆库车地区发生水灾时，王其人亲临灾区第一线，察看灾情，解决困难，并发动石油局捐款10万元、衣服3万件支援灾区人民。王其人以坚定的党性，克服种种困难，尽最大努力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的困难，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加强了民族团结，提高了党的威望。

1964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为调整充实乌鲁木齐市领导力量，调王其人任中共乌鲁木齐市委第二书记兼第一副市长。

到任后，他在生产上突出抓了三件事，按他自己的话概括说，即：出钢、放水、上南山。出钢，就是要搞一个小钢铁厂；放水，就是修南梁水库，为绿化乌鲁木齐市解决用水问题；上南山，就是在乌拉泊戈壁滩开垦一个农场。经过充分准备、合理实施，三件事都取得了预期的成效。为了整顿和治理乌鲁木齐市市容，他组织力量修建了“青年渠”，并将沿和平渠的河滩修筑起一条18公里长的标准公路，命名“河滩公路”，沿渠植树造林，进行了绿化。为了使农业有配套的水源工程，他带领全市人民疏通了乌鲁木齐河，修建了三通碑水库。在市内西大桥附近修建了“红山公园”和“红山游泳池”。特别是引水上了红山，使红山这一光秃秃的石山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绿色和生机。

王其人不但亲自组织指挥，而且还经常和大家一起参加劳动。他的劳动不是做样子，不是为了宣传，而是与群众在一起实实在在地干。他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顺着正在施工的乱石滩从北往南巡查，一走就是一个多小时。从明园走到中桥，只身一人到达工地，一边指挥一边挽起裤腿就跳进冰冷的水沟里和大家一起劳动。有一段时间，王其人的一只胳膊不慎摔伤，绷带吊在脖子上照样到工地和大家一起干。有位维吾尔族老太太给工地送水，看到这幕情景后，感动地流下了热泪。乌鲁木齐市宽阔的河滩公路、雄伟的南梁水库，以及无数耸立的高楼大厦无不浸透着王其人的心血和汗水。

(八)

十年浩劫中，王其人虽然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身心健康受到摧残，但他仍坚持共产主义信念。1978年，王其人调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他在工作、生活上处处严于律己，即使对下属、家人也从不放纵。

对己严。王其人经常说：“做领导的，不要躺在被窝里喊别人起床。”就是说，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必须做到。

对亲属严。这是他的妻子和子女真真切切感受到的。爱人梅雪友本是最高人民法院中南分院刑事庭副组长，可调到新疆石油局后，他不让她当领导，只让组织部门给她安排个地调处干事的位子。王其人的做法得到了大家的交口称赞，特别在领导干部如何对待自己亲属问题上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王其人严于律己，廉洁奉公，艰苦朴素，为人师表。有一次他在广州看演出，那是一次高层次的演出，观看人员的级别有规定。进门时，服务人员左看右看，觉得他的穿戴不像干部，不让他进，可他又有票，不让进又说不过去，勉强让进去了。但服务员总是觉得不踏实，过了一会儿，又赶到座位旁，问他是在哪个单位，干什么的。等服务员向有关部门打了电话，问清楚身份后才放下心来。又有一次，他到一个地方出差，服务人员看他和他的秘书穿的都不起眼，起初不愿意给登记，磨了半天嘴皮子，才答应登记很差的房子。过后，王其人气愤地批评了这种现象。他穿着是朴素的，他言行也是朴素的，但其思想却是崇高的。

王其人在新疆工作近30年，身为副省级待遇的老红军干部，为群众的住房等生活问题操碎了心。然而在这30年中，他7口之家的住房面积最多时也未超过38平方米，最少时只有16平方米。他个人的工资从1952年由国务院定为9级，到离休前仍是9级。好几次都是组织上给房子他不要，给提级他不肯。虽然配有专车，但他只是公务才用，私事从不用公车。平时总是随身携带月票，搭公共汽车上下班。有人问他：“王书记，你为啥坐公共汽车?”他笑着回答说：“坐公共汽车有什么不好的，便于我听听大家的意见，了解实际情况，比开座谈会实在得多，何乐而不为！”车上的群众听了无不肃然起敬。因此，王其人被乌鲁木齐群众形象地称为“老坐公共汽车的书记”。

(九)

1982年，王其人离休。他总是念念不忘战斗过、工作过的地方，念念不忘掩护过他的老房东，念念不忘山东的建设。他毅然离开了大城市，到泰山脚下安家落户，住进了省干休所。他人退心不退，到干休所后的当年就当选为党支部委员，参与干休所的管理工作。他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带头挖厕所，打扫庭院，清除垃圾，疏通水道等，把干休所整理得像花园一样。不论是工作人员，还是在所的老干部都对王其人赞不绝口，称赞他是干休所的好“管家”。干休所号召全所干部学习王其人人退心不退的革命精神。

1988年，王其人突然患病。在治疗期间，他依然壮心不已，时刻关心已去世的老战友的纪念文章的修改和发表。后因病情严重，被送往济南住院。在院中，他一面顽强地同病魔作斗争，一面以超人的毅力，口述回忆文章。

1991年10月26日，王其人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