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曹春耕，1917年出生于莱芜市莱城区牛泉镇南三官庙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31年就读于莱芜县立第二高级小学。期间耳闻目睹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统治，心中气愤难平。他经常和在县农民协会工作的共产党员毕指南、孙启明、王其人等同志接触，并在他们的帮助和引导下，于1932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共莱芜县委地下交通员，党的分区委宣传委员。

1933年，革命处于低潮，中共山东省委连续遭到破坏，泰安中心县委和莱芜党组织也受到重大损失，形势非常险恶。莱芜县委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减少损失，决定改变党内联络工作的方式，采取狡兔三窟的谋略，多建联络点。县委在鲁西镇开设了一处书笔文具铺，作为县委的秘密联络点。店铺字号“文成书局”，由王其人和曹春耕负责筹办。那年曹春耕只有16岁，他毅然辞去舒适而又为人羡慕的教师工作，毫不犹豫地承担起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因党内经费缺乏，书局没有资金来源，县委就发动党员集资，每人拿几元十几元不等，总共凑了300多元，将书局初步建成。此后，王其人又以自己的土地作保贷了300元钱，但资金周转仍很困难。虽然县委允许他们两人的生活费从书局经营中解决，但两人从来没有领取过一次薪金。他们安于清贫，生活用具只有一把铁壶、一个砂锅、一个蒜臼子。两人的衣着也是仅能遮体而已。一次，王其人的母亲看到曹春耕穿的衣服实在太破了，就让他换上王其人的衣服，经过一番补洗后，才勉强顺眼。王其人劝他从书局拿钱做个褂子，曹春耕坚决不肯，说道：“你典地凑钱给书局，我拿不出钱，绝不能再随便花书局的钱”。

文成书局成立后，县委给他们布置了三项任务：第一，在县农会和鹁鸽楼两个活动中心难以开展活动或遭受破坏时，担负起县委领导成员之间及县委与下级党组织的交通联络，并负责县委与泰安中心县委、省委的联系，保证党的各级组织联络畅通。第二，做好小学教师和学生的工作，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主张，撒播革命的种子。第三，利用书局的购销业务，为县委解决国民党明令禁购的油印机、钢板、蜡纸、油墨等宣传用品。为了完成县委交付的任务，曹春耕在艰苦的条件和恶劣的政治环境中，常常披星戴月，肩背装着文件和宣传资料的布褡子，走乡串学，搞地下联络工作。特别是县委有很多重要的会议，都是他和王其人冒着极大的危险采取不同的形式传达下去的。1934年泰安中心县委遭到敌人破坏以后，莱芜县委确定于3月16日夜间在汶河滩召开紧急会议。时间紧、任务重，曹春耕和王其人分头行动，想尽一切办法将会议通知及时、准确地传达了下去，从而保证了会议如期召开。此外，曹春耕还经常在走村串学的时候，带着一些进步书籍，如鲁迅先生的《呐喊》、《彷徨》、《祝福》，高尔基的《母亲》等，广泛传播革命思想。

白色恐怖下，曹春耕不畏艰难，克服种种困难，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四处奔波，莱芜的无数村庄留下了他的足迹。经过两年的努力，到1935年，全县共有70多处学校、150多个村庄、多处农会与文成书局建立了联系。他们出色地完成了党内的交通联络任务，并且以“以文会友”的方式团结影响了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传播了进步思想，撒下了革命的种子，从而壮大了革命力量，为以后革命高潮的到来打下了基础。

曹春耕在长期的革命工作中，始终保持着对敌斗争的坚决果断，具有崇高的革命献身精神。1935年，中共莱芜县委代理书记刘伯戈、县委委员周茂森同党离心离德，腐化堕落，屡次向党组织伸手要钱，叛党的迹象日渐明显。曹春耕是洞烛其奸者之一。当县委开会研究如何处理刘、周时，毕指南、曹春耕、刘子正等同志力主坚决除掉他们。当刘、周叛变，带领捕共队大肆逮捕莱芜的共产党员，疯狂破坏莱芜党组织时，曹春耕又冒着生命危险，将文成书局一部分进步书籍、宣传资料和一些用具拉回家中，保管起来，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损失。

(二)

抗日战争时期，在历次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中，曹春耕总是不顾个人安危，站在对敌斗争的最前沿。1941年秋，日军“扫荡”莲花山区。担任新甫县委副书记的他和县委书记王醒等几位负责人，被敌人包围在官庄的一个地窖内。情况万分危急，敌人的战马就在他们藏身的地窖边吃着盖地窖门的地瓜秧。曹春耕紧握手枪，镇定自若、沉着应战。内心想到：我这支枪不是打死敌人，就是打死我自己，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反正不能被敌人抓活的。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表现得英勇果断，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得到了充分体现。

在日军的“扫荡”中，曹春耕的父亲不幸被捕，受到残酷折磨。日军企图以此逼迫曹春耕向他们屈服投降。但曹春耕以革命事业为重，不向敌人低头。不久，老人不堪忍受敌人的酷刑，撒手离世。曹春耕得知这一噩耗后，悲痛欲绝。在同志们的安慰下，他将对父亲的无尽哀思深藏在心中，带着对日本侵略者的刻骨仇恨，以昂扬的斗志又投入到了工作中。

1943年1月，日军“蚕食”徂徕山之后，集结了万余兵力，采取步步为营、铁壁合围的战术，气势汹汹地扑向莲花山抗日根据地。进入莲花山后，日军首先占领各个山头、制高点和重要村庄，在新甫县境内安设据点40多处，构筑碉堡50多个，并喊出了“挖地三尺，消灭共产党”的口号。同时，为配合清剿，扶持地方反动势力，建立伪政权，日军主力部队用了近1个月的时间，逐村逐户轮番搜寻抗日人员。对农村党组织和党员软硬兼施，诱逼大批党员“悔过自首”。新甫县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莲花山区的形势极度恶化。虽然大敌压境、敌强我弱，但曹春耕和县委书记王醒等人，并没有被吓倒，他们采取灵活的斗争方式，由公开活动转为秘密斗争。他和县委的其他领导同志转移到山区后，立刻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如何贯彻鲁中区党委关于“保护根据地，反蚕食、反自首斗争”的指示，以及地委关于“坚持斗争就是胜利，多接触群众就是成绩”的指示，商讨如何开展对敌斗争，联系失散的干部和武装人员，恢复各级党组织和武装，建立更多的活动点，创建隐蔽的抗日根据地等问题。经过分析研究，大家一致表示坚决依靠群众，在莲花山坚持斗争下去，尽快打开局面，建设起隐蔽的抗日根据地。

在对敌斗争中，中共新甫县委把县机关工作人员和公安、县大队的人员组成9支精干的武工队，由曹春耕和县委的其他领导同志带领，深入到敌人活动猖狂的区域，采取区别对待、枪打出头鸟的斗争方式，对罪大恶极者进行无情镇压，对胁从者进行教育争取。先后镇压了西五斗村叛徒，八里沟据点的情报员和两个剿共班长，李条庄村宪兵队情报员和一个翻译，以及范镇据点的汉奸王老虎等，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

为更加有效地开展对敌斗争，中共新甫县委设立了敌工部，组织各区干部，采取攻心战术，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伪军的斗志。县委组织敌工人员采取多种斗争方式：或利用伪军家属和亲朋做伪军的思想工作，使其少做、不做坏事，给自己留条后路；或直接对敌伪军进行政治宣传，对各据点碉堡进行喊话教育；或打宣传弹，散发传单；或让释放的俘虏把宣传品带回据点；或利用伪军亲友把宣传品送进据点；有时还在夜间把电话线挂在敌伪的电话线上通话；还有的敌工人员深入虎穴，打入敌人内部做瓦解工作。此外，他们还借鉴诸葛亮对孟获“七擒七纵”的做法，对某些伪军采取了密捉密放的方式。曹春耕曾在西上庄逮捕了鲁西据点的特务高某，经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在其有悔过自新、立功赎罪的愿望后，曹春耕将他悄悄释放。此后，高某不仅没有再做坏事，而且还秘密送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通过大力开展宣传攻势，大大影响伪军的心理状态，启发了他们的爱国思想和厌战情绪，对敌人起了很大的分化瓦解作用，极大地削弱了敌人的战斗力。

在与敌伪斗争的同时，王醒、曹春耕等县委的领导同志，带领县区干部深入基层，对党员进行教育，整顿恢复党组织。曹春耕作为分管党群的副书记，除了负责党员教育工作以外，还坚持深入到各区各村。针对日军推行的“自首”政策，对党员进行“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教育。他向党员提出：要做硬骨头、好汉子，共产党员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可屈，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品质是对敌人不妥协，不出卖同志和组织，不论在敌人的法庭上或刑场上都应当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保持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通过教育，大部分农村党员坚定了信心、提高了觉悟。在此后的斗争中，当敌人强迫党员自首时，多数党员坚强不屈，表现出了真正的共产党员的风采。当敌人逮捕和关押党员和干部的家属，强迫他们交出丈夫和子女时，他们宁愿倾家荡产，受尽牢狱折磨，也绝不屈服。汶南区委书记谷乾的父亲在被敌人折磨得无法忍受时，为了保住儿子继续抗日，自缢身死。

曹春耕经过艰苦环境的锻炼，思想政治水平和军事指挥能力都有了较大提高。1943年4月，任新甫县委代理书记期间，他大胆果断地指挥了智取八里沟的漂亮仗。当时，新甫县境内的一部分日伪据点已先后撤掉，但苟延残喘的八里沟等据点的敌人仍然经常地抢杀掳掠，无恶不作，附近村民深受其害。目睹这一情景，曹春耕和县委其他成员研究决定坚决拔除八里沟据点，并确定由公安局局长亓星辰、敌工部部长周笠农、县大队副政委李汉英负责摸清敌情。他们通过党的地下联络员了解到八里沟据点内伪区公所、伪区中队和警察所一共只有百余人，是拔除据点的好时机。他们将了解到的情况向曹春耕等人作了汇报。县委立即确定了智取八里沟的方案：先通过内线关系将伪区中队班长高士朋争取过来，作为内应；由县公安局短枪队为第一梯队，化装成老百姓给伪军送水送柴；县大队两个排为二、三梯队，汶南区中队由区委书记谷乾带领，与之配合；另有一个排准备阻击莱城、嘶马河增援的敌人。曹春耕不仅运筹帷幄，而且不顾个人安危，亲临前线指挥。部队深夜出发，悄悄插入八里沟村预定地点埋伏下来。天刚拂晓，已化装的第一梯队在寨门外叫喊之后，伪军班长高士朋让站岗的伪军打开围子门。接着按照行动计划3个梯队分别冲进据点内的3个院子，将酣睡中的伪军无一漏网地一举擒获，缴获武器弹药物资一宗。这次智取八里沟的战斗兵不血刃、一枪未发，拔掉1个伪军据点，摧毁伪区公所、乡公所、警察所各1个，共俘虏伪军120余人。这一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敌人，极大地鼓舞了当地人民群众的斗志，同时县公安局和县大队经过锻炼增强了战斗力。

曹春耕在新甫县工作期间，以身作则，谦虚谨慎，非常注意搞好县委一班人的团结。任县委副书记时，他的党龄比县委书记王醒的党龄长，但他从不摆老资格，处处维护王醒的权威，与之配合默契，使县委真正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战斗堡垒。只要县委研究形成的决议，他都坚决照办，不折不扣地执行。敌人“蚕食”莲花山区初期，县委冲出敌包围圈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把县委成员分派到各区，领导当地干部群众进行反“蚕食”斗争。曹春耕被分配到野店和圣井。在这两个区的反“蚕食”斗争中，他待人诚恳，开诚布公，紧紧依靠群众，广泛发动群众，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

(三)

在解放战争期间，曹春耕不知疲倦地忘我工作，深入基层发动广大干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改革，为推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争取人民的早日解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1946年底，曹春耕调任中共安丘县委书记兼独立团政委。1947年初，国民党集结大量兵力，对山东解放区发起重点进攻。盘踞在安丘城内的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分子，乘机向安丘县的解放区进行反扑。曹春耕和其他县委成员，广泛发动群众，顽强地开展武装斗争。他们及时召开县委会议、区委书记会议，层层进行动员发动，布置各区分别召开“诉苦复仇公审大会”，追悼死难烈士，镇压匪特，限令伪顽家属订立约法，振奋群众的斗争情绪。其间曹春耕组织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反特大逮捕行动。县独立团和各区、各村的民兵一齐上阵，勇敢参战，对敌人进行突然袭击。全县共逮捕国民党特务、反动道会门头子、地主分子等2000余人，处决了90多人，破获敌特案件50多起。这次斗争声势浩大，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中共鲁中三地委总结介绍了安丘县发动群众、镇压匪特的经验。

曹春耕除了组织对敌武装斗争外，还注重加强对敌人的政治宣传。通过安丘城的地下党组织，对城里的国民党军队发起了方式多样的宣传攻势：在敌军内部宣传我军各个战场胜利的消息，涣散敌人的军心；对流入县城的人员进行调查，分清地富、伪顽和受骗或被挟持的群众，宣传解放区的政策，动员回乡参加春耕生产。仅安丘城南关一带就有100余人先后返回解放区。在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家属中，开展“叫子还家”运动，较短时间内就动员国民党军政人员、还乡团人员及其在外家属900多人弃暗投明，回到人民的怀抱中，同时带回20多支枪。为此，《大众日报》以“安丘群众性的对敌政治攻势”为题，作了专题报道。

安丘县委在发动群众粉碎国民党重点进攻的同时，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以及华东局《关于目前土地改革，土改复查并突击春耕生产的指示》，放手发动群众，号召无地与少地农民大胆地向地主、恶霸、汉奸清算诉苦，要回被非法剥夺的土地、房屋及其他财产，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曹春耕和县委其他成员，身先士卒，入村进户，进行土改复查试点，在取得经验后推而广之，指导全县土改工作。同时组织各区举办土改复查训练班，部分村成立了土改复查委员会。到1947年7月，安丘县的土改复查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形成高潮。土改运动的开展，推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解放了农村生产力，翻身农民欢天喜地，精神振奋，积极支援前线，为彻底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奠定了群众基础。

(四)

新中国成立以后，曹春耕先后任青岛国棉七厂、六厂军代表，由指挥武装斗争转向领导经济建设。曹春耕在工作中非常重视培养和选拔管理干部和技术干部，把这项工作看作是百年大计。仅他在两个厂工作的3年时间里，就培养选拔厂级和车间级干部110名，发展新党员100多名。

在培养选拔干部的工作中，曹春耕经常深入到工人群众中间，促膝谈心。注意从群众中选拔有技术经验、有管理能力、思想进步、群众威信高的同志，作为培养对象，动员他们积极参加政治学习和文化学习，吸收他们参加一些政治活动，并分期分批地让培养对象到培训班学习技术理论。被培养和提拔的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后，均表现出高度的责任心，他们勇于开拓，以身作则，带领大家忘我工作。有的千方百计进行技术革新，节约原料，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在曹春耕和厂里其他负责人的因势利导下，掀起了3次轰轰烈烈的生产竞赛，涌现出了一大批劳动模范。郝建秀就是其中的一位。1950年，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开始以后，郝建秀以火一般的革命热情，不知疲倦地忘我工作。她开动脑筋，大胆进行革新试验，终于创出了一套新的工作方法，使工作效率直线上升，成为全厂工作效率最高，原料消耗最少，产品质量一流的生产尖兵，创造了后来被推广到全国纺织行业的“郝建秀工作法”。作为负责厂里全面工作的曹春耕，深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他的倡导下，厂里成立了郝建秀工作法研究会，认真总结郝建秀的工作经验，采取多种形式大张旗鼓地宣传推广，在全厂掀起了向郝建秀同志学习的热潮，呈现出了一派热火朝天的喜人景象。这一活动在全厂开展得扎实有效，全厂产量稳步上升，1950年比1949年增产棉布76．7万匹，创历史最高记录，产品成本不断下降，而且产品的质量也普遍提高。

曹春耕在青岛国棉七厂和六厂任军代表的3年中，不仅重视生产和培养人才，而且十分注意改善职工的生活，从各方面无微不至地关怀广大职工，尽最大努力解除职工的后顾之忧。解放初期，青岛的大中型企业由于遭受国民党的严重破坏，致使企业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特别是职工的生活条件极差。国棉六厂4000多名职工中没有住房的就占一半以上，有些在外居住的工人天天步行10多里路上班；不少职工一人负担着三四口人的生活，一家人得不到温饱，小孩上学、入托更是谈不上。目睹这一情景，曹春耕寝食不安，心急如焚。他在全厂干部会议上说，职工生活条件的好坏，直接影响到职工的情绪，影响企业的生产，必须尽最大努力改善职工的生活条件。曹春耕立说立行，一方面立即着手建盖新宿舍，修理旧房，扩大可居住面积，缓解住房困难；一方面在全厂调整宿舍，使一批远路职工在厂里有了落脚之地。对生活有困难的职工，厂里作出规定，职工家庭按工资每月每人不足1元的厂里救济。原来厂里食堂饭菜价格高，品种少，许多工人钱少吃不起，只好从家里带菜饼子和地瓜干。厂里就安排食堂改善和增加饭菜品种，调整价格，使职工人人吃得起。原来职工子女上学、入托是大难题，厂里就立即扩建校舍、幼儿园，增加师资力量，使孩子们都高高兴兴地上学、入托。广大职工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人人心满意足，干起工作来有使不完的劲，全厂生产搞得红红火火。

(五)

1952年曹春耕调北京工作，先后任国家纺织工业部监察局副局长，北京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兼生产委员会主任、物资局局长，外交部总务司司长，驻挪威大使，外交部部长助理等职。在北京及驻外国工作的20多年时间里，他始终以对党和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不知疲倦地忘我工作，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品质。

曹春耕在北京市计划委员会和生产委员会工作期间，“大跃进”运动正在全国开展得如火如荼。在“以钢为纲，元帅升帐”的口号下，“家家搞钢铁，户户赶英国”，削弱了农业，挤掉了轻工业，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失调，物资供应紧张。面对这一严峻局面，曹春耕看在眼里，急在心中。他天天思考怎样才能适当发展轻工业，生产出能满足人民群众日常生活需要的商品，逐步解决重工业和轻工业比例失调的矛盾，解决工业和商业失调的矛盾。尽管他没有回天之力，但为了最大程度地满足几百万北京市民的日常生活用品的需要，他硬着头皮，冒着风险向国务院的领导反映情况，力陈己见，终于得到了支持。于是他在工业生产计划的安排、工业生产的调度等方面，力求在保证完成重工业生产任务的同时，尽可能地多增加一些轻工业商品的指标。在他和北京市计划委员会工业生产委员会及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北京市的轻工业生产在夹缝里顽强地得以维持和发展，受到广大市民的称赞。

1965年曹春耕调外交部工作。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之一是不懂外语，他清楚地懂得作为一名外交官员，不懂外语，是很难胜任外交工作的。根据他个人的要求，组织上决定，让他到外交学院学习外语和其它外交方面的知识。年近50的曹春耕，在没有任何学前基础的情况下，学起外语来其难度可想而知。学院特意安排一名教师对他重点辅导。于是他从一个个字母学起，反复读，认真练，一遍一遍地学。早晨天刚亮就起床练习发音，晚上是熄灯最晚的一个。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年的艰苦努力，终于掌握了一定的外语词汇，学会了许多的日常用语。

1966年，曹春耕任外交部总务司司长。他坚持勤俭办外交的方针，勤勤恳恳，任劳任怨，重视节约，反对浪费，关心群众生活，被大家誉为“出色的后勤部长”。人所共知，总务工作是一项繁杂琐碎的差事。外交部总务司要负责外交人员的办公、住房、交通、医疗等多方面，甚至连食堂、幼儿园都要管，特别是每个驻外大使馆的后勤工作更是具体，当时中国同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驻外工作人员7000余人，后勤工作任务相当繁重。曹春耕为此不分昼夜地忙碌，将全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当时国家经济有困难，住房紧张，交通工具少，医疗、入托等条件也较差，在有限的条件下，曹春耕立足现实，不等、不靠、不要，与同志们想方设法，尽最大努力照顾好大多数。虽然曹春耕已竭尽全力，但从早到晚总有人找上门纠缠不清，曹春耕总是苦口婆心地耐心说服，做细致入微的思想工作，直到来访者思想转变，心悦诚服为止。

1972年9月，曹春耕出任中国驻挪威大使，并兼任大使馆馆长。曹春耕深知作为一名外交人员，特别是驻外使节和一馆之长，肩负着重大的政治使命和历史责任。其举手投足、一言一行，无不代表伟大的祖国。他和同馆的其他工作人员一起认真执行我国的外交路线、方针、政策，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时时注重维护我国的尊严。在对外表态的讲话中，他严格按中央指示去办，慎重从事，从不随意表态，对有些不甚了解的、一时拿不准的事情，及时向外交部和党中央请示，得到确切答复后，方才对外表态。他为了及时了解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总是如饥似渴地阅读为数极少的几份中央文件和国内报刊，直至滚瓜烂熟、倒背如流。他通过学习，一方面掌握了中央的精神和国内形势，更重要的是在外交工作中做到了心中有数，表态准确，不出纰漏，避免影响不良的事端由口而出。曹春耕还利用每年回国述职的机会，集中学习中央文件和重要报刊，并按照外交部的安排，不顾疲劳，马不停蹄地到全国各地视察工厂、农村、学校，了解全国各行各业的形势，以便跟上形势的发展，使自己的思想认识和党中央的决策高度统一起来。

曹春耕任挪威大使5年的时间里，为发展中挪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谊，为促进两国的贸易往来做出了积极贡献。期间，我国曾派杂技团、体育代表团到挪威访问。两国每年互派大批留学生，促进了两国的文化交流。挪威有着广阔的海域，渔业是其一大支柱产业，船只的需求量很大，客观上为我国的船只出口提供了大好机会。当时我国造纸业所需纸浆严重缺乏，而挪威盛产木材，大量出口纸浆，我国就从挪威进口。随着互利互惠的贸易往来的不断扩大，双方友谊日渐加深。不久，两国分别成立了友好协会。

曹春耕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一贯坚持原则，光明磊落。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坚决抵制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错误路线。他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祸国殃民的罪恶行径深恶痛绝，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后，他带病积极投身到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的日子里，恰逢曹春耕身体不适，但他依然精神焕发，对加速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满怀信心。在病情较重的情况下，仍然忘我工作。他在病重住进医院期间，仍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外交部的工作，并坚持批阅文件，为党为人民的事业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1978年12月18日曹春耕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