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鏖战齐鲁

??? ——抗日战争回忆录

?自??? 序

??? 一个人以往的岁月，无论荣辱曲直，都已成为历史，切切不可自我陶醉、炫耀，也大可不必悲伤、感叹。这种历史，如果有什么价值的话，那只是因为它还值得回味，对我们这些当兵的来说，总寓有血的经验。经过认真仔细地咀嚼，把它富有营养的内涵如实地加以表述，使之成为既反映过去更面对现在和未来的对人民有益的一种历史文化，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似乎是责无旁贷的一件事。在拙作《战斗在川陕苏区》出版以后，又写出这本小册子，盖源于此。

??? 本书所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山东作战的一些战例，并非全部战斗经历。其中除有个别失利外，大都取得了预想的成功，多数受到上级的表彰嘉奖。这些胜利的取得，绝不是由于某个人有何法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原则和一整套战略战术的指导，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山东纵队、山东军区的正确决策与部署，全体指战员的顽强奋斗和英勇善战，兄弟部队和抗日友军的协同与配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和积极参战，就是我们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和主要保证。在这些条件之下，作为指挥员，必须积极开动脑筋，注重调查研究，善于审时度势，精心组织部署，深入前线，身先士卒。简言之，既要敢于斗勇，又要善于斗智，这是每一个具体的战役或战斗取得胜利所不可缺少的因素。所谓勇，就是要压倒一切敌人和困难，而不能被任何敌人和困难所压倒；所谓智，就是知，也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要详细占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分析敌情，并有针对性地制定作战方案。也就是孙子说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实难，但我们必须这样去做，这样学着去做，虽难免还会有失败，但最终的胜利必属于全心全意为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而勇往直前、愈挫愈奋者。

??? 这本小册子完稿付梓之时，恰逢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届时正值我年及八旬。写这本小册子，与其说是老骥伏枥，莫如说是人生八十如赤子，自度蒲柳之质，无富余年，然葵藿之心，益固莫夺，尤期我党我国我军更加兴旺、发达、强盛，巍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同时也愿将它作为献给众多的在伟大民族解放战争中牺牲了的先烈和尚幸存的战友的一朵山花吧！

正是：

??? 抗日烽火遍地燃，泰山脚下布营盘；

??? 汶河沂水传奇策，崅峪岱崮谱新篇。

??? 锻炼十年成钢铁，周旋八载克敌顽；

??? 枥伏老骥犹蹋蹙，梦绕沂蒙山外山。

??? 吴瑞林

??? 1995年2月22日

?

一、延安吹响的号角

???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声震撼了东亚神州，更震撼了中国革命圣地——延安。

这时，我正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这个党校由原中共中央党校和红四方面军党校于1936

年10月在陕北定边合并而成。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我作为从红四方面军出来的一名年轻干部，一直在这里学文化、学政治、学理论。1937年1月，党校从定边迁至延安桥儿沟，我继续学习。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即发布通电，号召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中华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驱逐日寇出中国！“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要“武装保卫平津华北！”要“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这正义凛然的声音，像枪炮里的撞针，强烈地撞击着我们每个共产党员、红军战士一颗颗火红的心。党中央向我们吹响了奔赴战场的号角，每个学员纷纷请缨杀敌，誓与日寇决一死战！“到敌人后方去！”成了我们当时最响亮的口号和最坚定的愿望。在小组讨论会上，我首先举手发言，报名响应，坚决要求到敌人后方去。会后，又向教务主任成仿吾同志提出了这一要求。第二天，见到校长董必武同志，他把我叫住：“小吴，第一个响应中央号召的是不是你呀！？你带了—个好头。第二个报名的是陈庆先同志，其他同志也都报了名。你们高涨的爱国热情和坚定的抗日决心，值得称赞。我准备把你们的情况报告党中央和毛主席，你们等着组织的安排吧。”他那慈祥的目光注视着我，又严肃嘱咐：“在组织作出具体安排之前，还要继续安心学习，认真理解、掌握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充分作好到全国去开创新局面的思想准备，要服从组织决定，听从党中央的统一指挥。”董老的关怀和教导，给了我莫大的鼓励，也给我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 ?日本侵略军继侵占平津之后，又于8月进攻上海，威逼南京。国民党当局迫于形势，同意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并实际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我们的红军主力部队随即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所辖第一一五师、一二0师、一二九师相继从陕西出发，向华北抗日前线挺进。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一一五师分别以吕梁山、恒山为依托，在晋西南和晋东北实施战略展开，并以一部由晋东北逐渐向太行、太岳山区南移；一二0师以管涔山为依托，在晋西北实施战略展开；一二九师以太岳山为依托，在晋东南实施战略展开。毛主席将三个师展开于敌之侧翼及后方，对以重兵进攻山西夺取太原并威胁平汉线和豫鲁之背进而夺取华北五省的日军，构成四面包围的战略态势，是极其英明的。不论在钳制日军、援助友军方面，还是在扩展回旋余地发展自己、创造敌后抗日根据地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这时，董老遵照党中央的委托，已赶赴武汉工作。行前，董老通知我，不是要我去敌后，而是要我准备去苏联学航空，叮嘱我一定要服从组织安排。

??? 不久，华北的抗战局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正面战场，虽然广大爱国将士对日军的进攻进行了英勇的抗击，但由于蒋介石集团执行片面抗战路线和消极防御方针而节节败退。卢沟桥事变后不到4个月，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就结束了，而“以共产党为主 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在江浙，国民党的战线亦“己被击破”①。在这种形势下，我参加了一次较小范围的会议，有幸聆听了毛主席的讲话，令人感奋，深受鼓舞至今仍记忆犹新。

??? “我们这支队伍，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是大浪淘沙淘出来的，是千锤百炼锻炼出来的”，毛主席说：“一、二、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都是这样出来的。我必须告诉同志们，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都是好同志，党中央是信任他们的。对三个方面军的干部，都要一视同仁。”毛主席接着说：“现在，我们这支队伍只有四五万人，数量上比过去是减少了，但可以一当十、十当百、百当千、千当万！目前的形势，要求我们担负更重大的责任，我们这几万人的队伍，在抗战中要起超过几十万几百万人的伟大作用！我说这个话，有同志现在也可能不相信，我们能起这样大的作用吗？同志们，只要我们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打到敌人的侧翼和后方去，放手动员组织千百万群众起来抗日，独立自主地实行游击战争，发展和巩固抗日根据地，事实就会出来作证，你们就会看到这种作用的。”毛主席又讲：“但我们若是老在延安这个山沟沟里待起来，革命事业是得不到大发展的，同志们也是得不到大发展的。现在，我们的八路军打出去了，还打了胜仗，同志们也要跟着打出去。你们一旦打到敌人的侧翼和后方去了，就会看到事情的真相，看到群众是多么盼望你们。只要同志们说声‘我当过红军，爬过雪山，过过草地’，就会有人跟你们一道当红军，领导水平高些的同志就会拉起几千人的队伍，水平低些的同志也会拉起几百人的队伍，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民就会学着你们的样子干，跟着你们一道抗日。你们看，我们这个队伍不就成了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的浩浩荡荡的大军了吗？”毛主席还风趣地说：“许多同志现在还是单身汉吧？不要紧，敌后有的是漂亮的女学生，你们去了，只要干得好，你们每个人都可以在那

里找到称心如意的伴侣嘛！”这一席话，说得大家都乐了，一齐报以热烈的掌声，个个兴高采烈，信心十足。

这次会后不几天，中共中央组织部挑了一批同志作为飞行员人选派到苏联去学习航空技术。陈云同志根据董老曾经提出的名单，决定由我带队前往。当我们一行抵达甘肃兰州准备继续西进之际，适值控制着新疆军政大权的盛世才正在制造捕杀异己的暴力事件，形势紧张，交通被阻，我们只得返回延安。这时恰逢郭洪涛同志要带一批干部去山东敌后，因为中共山东省委在1937年底至1938年初日军侵占山东时，领导人民举行了遍及全省的抗日武装起义，建立了近10支人民抗日武装，为建立巩固的山东抗日根据地，使之成为联结华北和华中敌后战场的重要战略枢纽，党中央同意山东省委的请求，决定增派干部前往加强省委的力量。我立即向中央组织部请示，恳求随郭洪涛同志去山东，获得批准。于是再次告别延安，登上了奔赴山东的征裎，决心遵照毛主席当时教导的，要像杨柳一样随地生根成长，要像松柏一样到处挺拔坚强！

二、东进途中

凌晨起来，按照统一要求，我整了行装，一切准备就绪。日历牌上指着：1938年3月8日国际劳动妇女节。这是一个不易忘却的日子。我怀着一种复杂的似乎又有些矛盾的心情等待出发。从长征进驻陕北到这时虽只有一年多的时间，然而，延安已如一座丰碑巍然矗立在我的心目中。想着在这段时间里直接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谆谆教诲，一旦要离开这革命圣地，真有点舍不得；也正是因为想着这些教诲，为了延安，为了党中央和毛主席，为了中华民族和全国人民，一颗要去远征敌后的战士的心，又如箭在弦上。吃罢早饭，我们一百余人坐上3辆大卡车，由郭洪涛同志带领向西安进发。

路经洛川住了一夜，第二天到达西安。这是我们从延安东进的第一站。

大卡车直开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门前，我们一行人就住进了办事处的几间房子里。因为人多，打地铺，睡起觉来还得头顶头、脚抵脚，虽然拥挤，却很亲热。大家自觉地遵守纪律，不随便逛大街。特别是由于国民党第十七军团胡宗南的部队从鲁南台儿庄前线撤回以后，他的总部就设在西安。我方为了避免发生意外事故，根据驻西安的中共中央代表林伯渠同志的交待，我们都只在指定的范围以内活动。这时国共两党虽然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但蒋介石并未放弃其“防共”、“限共”的反动政策，我们不能不保持警觉。这次我们到山东敌后，是以八路军一一五师游击队的名义去的，要向国民党当局办理证件和佩章，取得合法手续，以免沿途麻烦。就在这个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一拖再拖，我们一直等了二十多天才办好。至于联系乘火车的事，更是难上加难，一延再延，我们只好耐心等待。

在此期间，没有料到我们党内竞有人趁我们进入梦乡的时候，演奏了一个小插曲。4月中旬，我们得知张国焘背着中共中央，以祭黄帝陵为名离开延安，经西安叛逃到武汉，投靠了国民党特务集团。我们这一批东进的干部，除了郭洪涛、霍士廉、王文、王海山等几位同志。其他多数同志都是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曾探受张国焘的迫害，尤其是经过1937年春冬两次开展的反对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斗争和教育，大大提高了识别“左”右倾错误的政治思想水平，早已看清了张国焘所犯的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反党行为等错误的严重危害，对他最后堕落为可耻的叛徒更是嗤之以鼻，个个都义愤填膺，有的同志还自告奋勇要去把他捕获归案。林老便以张国焘这个反面教员作教材，即时对我们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钱钧、杨国夫和我，是我们这一行人中曾在红四方面军担任过较高职务者，林老就首先找我们谈话。“小吴，你对张国焘逃跑怎么看呢？”他首先问我。“张国焘是我们党的叛徒，革命的逃兵！他叛党投降当特务，是他的右倾机会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我过去在他的错误路线危害下吃尽了苦头，几乎被他杀掉，通过党校学习，早已从思想上彻底同他划清了界限。他的叛逃，无损于我们党的一根毫毛。”我回答说。接着，林老又询问了钱钧、杨国夫同志。他们也都表明了自己的坚定立场和原则态度，并异常气愤地说：“他能逃跑，我们就不能去把他抓回来？！”林老听后笑着说：“他已经钻进了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人家把他当宝贝藏起来了，现在是抓不回来了，就让他去尝够当特务的滋味吧！”并鼓励我们：“你们谈得很好，态度鲜明，政治思想觉悟高，都是好同志，红四方面军的同志都是好同志，党对红四 方面军的同志是一视同仁的，祝你们到敌后的抗日战场上建功立业，做出丰功伟绩来。”

这次谈话后的第二天，我们东进的手续才办齐全，领到了新军衣，经西安“八办”交涉，西安铁路局拨给了我们两节“闷子车”，总算能向山东进发了。提起火车，我们不少同志还从未见过，有的过去偶尔见过次把回，却没坐过，曾惊奇地说是“洋房子跑了”。这“闷子车”，我们都管它叫“闷罐子车”，原是国民党运士兵或牲畜的专用车，这次拨出两节运送我们八路军的百余名中高级干部，不知是被尊称为“蒋委员长”的蒋介石“另眼相看”，还是西安铁路局的“特别关照”，我们一概不作计较，只要能尽快到达山东就好，本来我们这批人就像《水浒》里的戴宗式人物，几乎都曾经靠自己的两个脚板走过了千山万水，至今还保留有厚厚的老茧。若是凭脚板，从西安经河南入山东，约六七百公里的路程，我们延误在西安的月余时间足够我们轻轻松松地走去了。但事已至此，既然有了这“闷罐子车”可以挂在“洋房子”屁股上跑，总比我们的铁脚板快得多，又何乐而不为呢！当我们接到通知赶到车站时，“闷罐子车”里的牛马刚刚从车上赶下来，车里遍是牛屎马尿，腥臊气味熏天。见到此种情景，郭洪涛同志号召大家一齐动手。不多一会，我们便把车内打扫得于于净净。一百多号人，每人都带有行李包，加上郭洪涛同志备用的物件和其他一些同志在西安买的大锅饼、大烧饼等，把两节车厢挤得满满的。人挨着人。勉强地坐了下来。火车穿过渭南的山山水水，越潼关，经洛阳、郑州、开封进入山东曹县的柳河车站（现属河南省），就到了我们的目的地。按正常速度一天时间即可到达，而我们乘上的这趟车一路停停站站，竟然坐了两天两夜。实在困倦了，同志们就互相照顾，有的站立一阵子，让别的同志躺下稍微歇息歇息。如此轮换，减轻疲劳。然而，大家的情绪却十分饱满，意气也特别高昂，一路上欢声笑语，歌声不断，《大刀进行曲》、《抗大校歌》、《工农兵进行曲》、《游击队之歌》、《黄河颂》、《黄河谣》等等流行的革命歌曲，都被我们唱遍了。列车上的许多乘客，沿站的众多群众，听到我们的歌声，看到我们军容整齐，纪律严明，不像国民党的许多官兵那样骄横放纵，都流露出惊喜的神情，有的还在那里议论：“他们是毛泽东、朱德的红军！”“不，过去是红军，现在是八路军了!”这些异乎寻常的反响，显示出广大人民群众从内心里是多么欢迎我们啊！????????

我们这批到敌后的人每人每日有5角钱的伙食费。车一到站，只要停的时间长，我和钱钧、周赤萍、何光宇等几个单身同志就下车活动活动，呼吸点新鲜空气，了解点站内情况，并用仅有的几角钱买点热面食吃，大有收获。车到潼关，要停两三个小时。下车后，发现离车站不远的地方，挂着一个“军人接待站”的牌子，我们几个人就进去打听了一下情况。据接待人员说，这是专门为接待过路军人而设立的，吃饭住宿不要钱，只凭证件签字具结，接待站即可报销。当时正好遇上吃中饭，我们也感到饿了，就凭证吃了一顿蒸包，喝了一碗豆芽汤。 经接待人员允许，我们还留下几个包子带回给车上的病号吃。潼关这个险关要隘的古战场，出产著名的酱菜、酱蒜，我们也顺便买了一些带给车上的同志们。郭洪涛同志一尝，说味道好，便要我们又去买了两篓。洛阳也设有这样的接待站，我们又和另外几位同志也凭证去吃了一顿。郑州位于平汉、陇海两铁路的交叉点，台儿庄战役胜利后国民党当局调兵遣将，这里车多人杂，秩序混乱，虽然停车五六个小时，我们都只在站内守侯。列车在开封站没有停多久，我们盼望的目的地——曹县柳河就要到了。

4月下旬，当我们到达柳河车站时，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代表省委领导鲁西北和鲁西工作的张霖之同志早已派来三辆大卡车在站内等侯接我们。郭洪涛及其夫人史秀云同志，白备伍及其夫人曼云同志，以及霍士廉、王海山同志，分别坐在汽车驾驶室里，带领我们向曹县进发。

三、要靠自己的队伍

鲁西南的曹县，这时是国民党第五战区李宗仁的司令部和以沈鸿烈为主席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的所在地。台儿庄战役胜利后，蒋介石决心在津浦线上以徐州为中心同日军决战。于是，第五战区李宗仁的几十万军队云集苏鲁豫皖边，跨淮河两侧，扼津浦、陇海铁路两线，进行防御战的部署，曹县一时成了李宗仁的指挥中心。

经张霖之同志具体安排，我们在这里踏踏实实地休息了两天之后，应邀参加了国民党各方为台儿庄战役胜利而召开的祝捷大会。会上，先由李宗仁、沈鸿烈讲话，国民党山东第六区即聊城地区的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也到会讲了话，接着由郭洪涛同志代表山东八路军讲话。郭洪涛同志在表示祝贺胜利、赞扬友军英勇作战的同时，着重说明我党我军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慷慨陈词，引起很大震动。加上我们百余干部整整齐齐地列队参加，也给人以威严之感。范筑先是位抗日民主人士，拥护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在中共山东省委和鲁西北特委的帮助下开创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坚持抗战，对我们热诚友好。李宗仁这时也持合作态度。沈鸿烈是个反共专家，态度就不同了，认为我们派部队来抢他的山东了，表现出老大不快，会后即暗暗布置武装来抓我们。他的这一反共行动被我们及时察觉，张霖之同志立即安排车辆，连夜悄悄地将我们送至黄河边，我们转乘小船北渡黄河至寿张县，终于脱离了险境。郭洪涛同志向张霖之同志传达了毛主席、刘少奇对鲁西北工作的指示后，我们旋经黄河故道穿过东平湖登岸，到达运河以西的东平县，于1938年5月初进入了我们自己的队伍——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后编入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六支队）的活动区域。这次风波，给我们上了一课，使我深感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使我更加明确地认识到，我们要团结国民党友军抗日，但要真正坚持抗日到胜利，还要靠我们自己的队伍，要靠我们独立自主地发动、组织广大人民，建立并发展壮大我们党领导的真正的人民抗日武装，否则，我们既无力对付国民党的反共活动，又难以团结国民党友军抗日，而且稍有不慎还有亡头的危险，我们怎么去向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交代呢？！吃一堑，长一智。郭洪涛同志要我们都改名换姓，以防万一。他改名为郭洪甫，王海山同志改为王子文，其他老同志也都改了名。我在红四方面军的姓名是吴尚德，这次郭洪涛同志给我换了个名字，叫杨崑。

我们在东平利用一天休整时间，彻底地搞了一下个人卫生。没有浴室怎么办？长征过草地时，我曾用竹杆和木棍搭个架子，四周用床单一罩就是一座“浴室”。这次又照此办法，大家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满身的尘垢和疲劳都一扫而空。第二天在一个树林里听完了张霖之同志作的关于山东抗日形势的报告以后，我们就转移至抗敌自卫团的驻地肥城。郭洪涛同志向抗敌自卫团的干部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除何光宇等四五位同志留在鲁西地区工作以外，我们在抗敌自卫团所派武装的护送下离开肥城后，便独立通过比较安全的敌后地区向泰山区挺进，每天要行军二三十公里。周赤萍同志和我的身上还留有过去的战伤，尚未痊愈，长途跋涉显得特别吃力。钱钧和其他同志很爱护我们，帮我们揹背包，并提醒郭洪涛同志：“他们俩是伤号，替他们搞辆小推车坐坐吧！”郭洪涛同志得知后也想方设法照顾我们。这些深情厚谊，至今仍能激起我最美好的回忆。约两三天后，行至泰安西部接近津浦铁路，要准名过封锁线和铁路线了。从延安出发时，党中央发了几枝短枪，要我们沿途自卫。郭洪涛同志原是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开始对我们从红四方面军出来的干部不很了解，就将短枪交给了原工作在陕北的同志，当他了解我们都是红四方面军中经过战斗考验的指挥员后，过铁路时便将枪转交给钱钧、周赤萍、杨国夫、吴坤同志和我，要我们担任掩护同志们过铁路线的任务，保证同志们的安全，有情况就鸣枪报警。我们几人在铁路线上严阵以待，等同志们都安全越过铁路后前进几里路了，我们才解除警戒跟上去。经过一段行程，进入泰安东南部徂徕山东南麓的一个村镇崅峪，由于此地是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的? 活动区，很安全，我们就住下来。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长、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政委林浩同志已确定，由该支队三团团长汪洋、政委张岗、教导员王一平等同志率部过铁路西出接我们，但因他们分散活动于鲁中各地，西出的路程长于我们由肥城东进的路程，我们行动又较迅速，故当我们“到达崅峪，他们就迎接上了。稍事休息，我们整队听了林浩同志具体分析山东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发展形势的报告，接着参加第四支队为我们举行的联欢会，“欢迎中央派来的老红军干部”的口号声响彻山谷。第四支队当时还为已故司令员洪涛同志举行了追悼会，我们也参加了。

5月21日，郭洪涛同志在中共山东省委驻地一泰安东南部的南上庄召开了一次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对山东工怍的指示。这时，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同志已去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省委由林浩同志临时主持。郭洪涛同志到来后，即接任省委书记。不几天，根据中央指示，山东省委扩建为苏鲁豫皖边省委。我们的工作都由省委统一分配。听了林浩同志的报告，得知鲁西北我党影响下的范筑先的部队和我党独立建立的第六支队有近两万人，鲁东北、胶东、鲁东、鲁中、鲁东南、鲁南、鲁西南等地区的人民抗日武装达六七万人，山东全省的人民抗日武装已经发展到八万人左右，深受鼓舞，恨不得立即投入战斗。会后，第四支队一部从埆峪出发，向莱芜、新泰边莲花山南麓羊流、刘庄，东麓龙廷、土门一带开进，做群众工作，扩大部队。我因尚未分配工作，暂随四支队政治部行动，政治部宣传科的一位女科长杨纯同志给我配了一位新泰地方干部李春之同志当助手。每次出去宣传组织群众，都带着他一起工作，并对他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当他坚决要求入党时，我就当了介绍人。经过一段深入发动群众工作，我们在新泰的土门、龙廷区发展了几名共产党员，组织了十余人报名参军抗日，在新泰县建立了第一个中共支部，受到四支队政治部和郭洪涛同志的表扬。扩大的新兵交给了四支队二团三营。

四、整顿、扩大六大队

一天，霍士廉、王文同志找我谈：“省委要办个干部学校，根据郭洪涛同志的意见，考虑让你去当政治教员，你的意见如何？”我想自己到学校当教员不合适，因为拿笔杆子不行，但到抗日战场组织人民武装拿起枪杆子杀敌还可以，这是自己离开延安到山东敌后的初衷，也符合毛主席鼓励我们到敌后独立自主地组织人民抗日武装、建立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指示精神。因此，我恳求组织让自己到新区去开辟工作，只需要组织上介绍个组织关系，指定个活动地点，保证干出成绩来，并恳请霍士廉、王文同志向省委反映自己的意见。隔了几天，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史秀云同志便把省委重新研究的意见告诉了我，拟派我到驻沂水的第四支队第六大队任政委，罗绩伟同志去任大队长，吴坤同志任副大队长，要我们共同去整顿、扩大这支部队，并问我对这一工作分配的意见。我表示完全同意。当晚，郭洪涛同志找我谈话，正式确定我到六大队去，要我首先摸清该大队的情况，并交待了三大任务：一是整顿、扩大部队；二是建设、发展党的组织；三是建立、巩固、扩大抗日民主根据地。说罢，即以省委军事部长的名义，随手写了一封给六大队的信，介绍我们3人前往任职，并嘱咐我们迅速启程。省委还给我们每人发了三块现大洋和一些零用铜板做路费。

1938年5月下旬，我们3人从龙廷出发，经蒙阴进入沂水，每天行三四十公里路，一边行进一边探悉第六大队的具体位置，历时4天，终于在距沂水县城约20里的西南方向袁家城子一带找到了六大队。

原来，六大队是1938年初建立起来的，大队长是学生出身的鲁滨，政委是老共产党员邵德孚，政治处主任是学生出身的李仲林。邵德孚和李仲林同志在西安事变前因组织武装起义、参加抗日救国运动而相继被捕，西安事变后，他们经张经武同志向当时的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交涉，从国民党监狱里获释出狱，不久由中共山东省委派往忻水等地开展恢复和建立党组织的工作。在山东省委发动全省人民举行抗日武装起义的过程中，他们和日照的范经屈等同志组织沂水北部大小诸葛一带的人民群众建立起抗日武装，组成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第六大队，后为解决给养问题，全队转移至沂水南部袁家城子一带，很快发展为六七百人的一支大部队。但由于缺乏建军经验，给养问题也未妥善解决，大批战士离队回家，部队尚保有二百余人，有待训练和教育，尚需巩固和提高。我们到达时，范经屈同志还在日照活动，鲁滨同志因病在沂水县城就医。见到邵德孚、李仲林同志，我们异常兴奋，一路劳累消失得一干二净，当天就坐下来开会；他们也十分高兴，如实地介绍了情况，谦虚地认为自己缺乏带兵打仗的经验，部队建立快半年了还是稀稀拉拉的，热情欢迎我们的到来。第二天，我们5人到部队看了看具体的情形，确如邵、李两位同志所介绍的那样。不过，当时最为迫切、突出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是几百名战士的吃饭问题。经过研究决定，罗绩伟、吴坤和李仲林同志深入部队同战士谈心，了解情况，做细致的思想工作，我和邵德孚同志去拜会当地的乡长，解决部队的吃饭问题。

乡公所就在袁家城子村内。乡长姓杨，是位开明士绅。我们踏入乡公所，就径直拜访他。邵德孚同志首先向杨乡长把我作了一番简要的介绍，我接着开诚布公地说：“久仰杨乡长是位知名的爱国进步人士，积极拥护抗日救国。日寇入侵山东以来，已接近十个月，上从山东省长，下至许多区乡长，有的逃跑，有的投敌，有的躲避起来，但是杨乡长既不惧日寇，也不怕共产党和八路军，坚守工作岗位，事实充分证明老先生是富有抗日救国之心的。我们之所以登门拜访，首先是表达我军对杨乡长的尊重和敬仰；同时，也是来向杨乡长说明，我八路军四支队六大队是从本地土生土长起来的，是人民的子弟兵，当前最大的困难是吃饭问题，请求乡长就地筹措帮助解决。”还向他宣传了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申明我军同一切爱国民主进步人士团结抗战以拯救国家和民族免于危亡的坚定立场和态度。杨乡长很感谢我们对他的拜访和信任，说他是真诚拥护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帮助当地驻军解决吃粮问题，是地方政府应尽的义务和应负的责任，当即表示马上派人送200斤馒头和30余斤咸菜，先供我们部队活动于袁家城子一带的二百余人急需，然后再继续筹措。这一办法虽非长远之计，但部队的吃饭问题总算获得暂时解决。

为了将部队建成一支坚强的人民抗日武装，我们进一步研究确定了一个整顿方案。首先是建起精干的大队指挥机关。按照上级的命令，大队由罗绩伟任队长，我任政委，吴坤任副大队长，邵德孚任副政委，李仲林任政治处主任。大队部设2名参谋，政治处设2名干事，供给处设5～6名供给员和粮秣员，以加强部队的供给工作。其次是整编部队。按现有兵员，将大队驻沂水南部的二百余人、一百二十多条枪编为第一、三连和特务连；几天后又将李端甫、李怀德同志从沂北带来的六七十名新兵和二十多条枪编为第二连；郭有邻同志从莒县带回的六十余名新兵和十多条枪编为第四连。组编后，即时开展基础训练，由罗绩伟、吴坤同志负责军事课的讲授和操演，士气大振。消息不胫而走，传遍四方。过去回了家的许多战士又重新返回部队，大批青年要求参军抗敌，部队很快由近四百人恢复到六七百人。

当时，有十余名女学生由刘浩同志率领，前来报名参军。部队正需要一批知识分子担负文化教育工作，充实战士文化生活，以提高部队的政治文化水平。没有文化的军队是很难打大仗、打胜仗的。因此，这批学生受到了部队的热烈欢迎，对她们敢于冲破封建牢笼投身于伟大抗日战争的革命精神给予了充分肯定和热情鼓励。为了提高她们的认识和觉悟，我和邵德孚同志专门给她们上课，讲解党的宗旨、路线、纲领和政策，以及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民族解放和妇女解放的相互关系，武装她们的头脑'以利她们在部队和人民群众中积极发挥宣传员的作用。她们学习热情很高，接受能力很强。学完后，留下几名在队部任文化教员，负责教文化课和唱歌；多数分配到邻近村庄去宣传、发动、组织群众，均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许多群众都要求报名参军。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抗日积极性，也蕴藏着宝贵的人才，是我们的兵力和干部的源泉，广招新学员开办训练班，则是培养新战士和新干部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好形武、好办法。认识统一后，我们决定在部队整编任务已基本完成的基础上开办抗日军政干部轮训大队，并以六大队队部的名义发出招生广告，只要积极主张抗日、要求参战参军、身体健康的人民群众都可报名入队受训，不受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的限制。几天之内，报名者达六七百人，遂编成五个中队。由我任干训队大队长兼政委，邵德孚同志任副大队长兼副政委。在开学典礼大会上，我们除了讲解党的路线和政策以及八路军的宗旨，还说明办干训队的总目的是既培训干部又培训参军对象；既培训军队工作干部又培训地方工作干部。规定学习时间为一个半月，明确宣布学员毕业后按自愿原则分配工作的三种方案：愿意参军者，由六大队根据本人条件和斗争需要进行分配；愿意从事地方工作者，可分配到地方工作团；愿意回家乡工作者，可分配回乡就地开展群众抗日救国活动。大家听后都很满意，感到很放心，认为共产党和八路军是相信自己的，是真正为人民群众办事的，因此情绪饱满，学习认真，严格遵守学习和生活制度。我们也有意识地以延安“抗大”为榜样，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针，发扬“严肃、紧张、团结、活泼”的传统作风，着力培养出一批干部，更好地开创和发展抗战新局面。果然，干训队中就有几位同志提前深入到沂水县以北临朐、安丘边界，以景芝镇为中心，组织起了一二百人、几十条枪的抗日队伍。我们准备请示上级，给他们一个第四支队第二大队的番号。金明同志曾任中共安丘县委书记，开辟了该地工作。

经过近一月的整顿和训练，到6月底，部队扩大到近千人，编为5个连队，加上特务连，共6个连队，拥有五六百枝枪，并逐渐涌现出一批干部，可谓兵强马壮了。

?五、鲁中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

近千人的武装部队，吃穿问题比起二百多人的时候更突出、更严重了。自从5月底杨乡长积极帮助解决部队吃饭问题以后，我们主要依靠驻地附近的几个乡筹措征收部队粮草，但地方已渐感难于负担，有一次召集乡绅们开会，他们就当面流露出负担过重的情绪。我想这 个问题已经到了非从根本上解决不可的时候了。特别是这时沂水一带国民党的县区政权早已垮台，日军由于兵力有限对中小城镇和广大农村又鞭长莫及，正是我们在敌后大发展的好时机，因而也是有条件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时候。真是机不可失，时不我待。于是，我决定迅速建立县级抗日民主政权。有了人民的政权，就可以颁布政令法规，统筹全局就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我们不仅要解决部队的吃穿问题，还要巩固现有抗日阵地，并以此为根据地逐渐发展扩大，开创更大的抗战局面，创建更大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

大队几位负责同志经过研究，确定发请贴邀集当地抗日民主人士和开明士绅举行各界抗日民主人士座谈会，共商建政大事。结果有30多位知名人士踊跃参加会议，由邵德孚同志出面主持座谈，大家一致认为很有必要成立抗日民主的县人民政府。我们提出共产党员李贯一和当地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刘民生为县长人选，会上经过民主协商，认定以李贯一任县长较为合适，刘民生老先生也极力这样主张。几天后，又召开第二次各界抗日民主人士座谈会，选举产生了沂水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县长，李贯一同志正式当选。由他提名任命县政府各科科长，组建了县政府领导班子。其中的共产党员有孔庆民同志（第六大队第一连指导员、中共沂水县委组织科长）为民政科长，李子玉同志（县委宣传科长）为教育科长。李贯一同志向大队提出要一个警卫班，保障政府工作人员的安全。我们立即从6个连队中各抽2名战士和1枝枪给他，嘱咐他以这个班作基础，通过地方工作和斗争，继续扩大充实为县政府的保安部队。随后，在县政府的领导下，各区乡都建立了抗日民主的基层政权。从此，不但部队的给养有了保障，而且打起仗来也无后顾之忧了。

为了扩大影响，进一步发动群众，隆重召开了庆祝县政府成立大会，到会群众三四千人，盛况空前，群情激奋。大会由邵德孚同志主持。李贯一同志发表讲话，表示坚决团结各界人民，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忠实地为人民办事，拥护和支援抗日的人民军队，为抗日救国大业作贡献。各界代表纷纷登台致词祝贺，表示坚决拥护沂水人民有史以来第一次通过各界人民代表民主选出的抗日民主县政府，也是鲁中敌后的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特别是刘民生和刘惠民两位老先生也在会上发表了热情、真挚而又简短有力的讲话，他们都说李贯一同志是我们在会上投票选出的县长，这位共产党员我们信得过，我们真心实意地拥护他，真心实意地拥护和支持我们自己选出的抗日民主政府。我代表部队讲了话，表明八路军拥政爱民，为民族和人民的解放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这些讲话，获得了满怀激情的群众的热烈掌声。

县政府组建后，我们又进一步健全了第六大队队部机关，供给处增配了由5人组成的募集队，政治处增没了专做民运的地方工作团，队部增设1名秘书和2名见习参谋，工作逐渐步入正轨。

约在7月问，遇到回沂水的个别商人说，八路军从鲁南滕县、费县返回来了，现驻在沂水西部的岸堤和蒙阴东部的坦埠。听了这个消息，我们认为很有必要去联系一下，若有省委领导同志在，就可以当面汇报请示，并决定由我和邵德孚同志一同前往。我俩的腿都受过伤，是两个瘸子。从袁家城子到坦埠，只有二三十公里路，可我俩整整走了一天，天黑了还没走到岸堤，就在离岸堤两里多路的一个骡马店住下，第二天才赶到目的地。果然见到了省委书记郭洪涛和第四支队副司令员赵杰等同志。原来他们因鲁南人民抗日武装遭到国民党游击纵队的围攻，遂率第四支队第二、三两个团南下驰援，在滕县给反共的国民党游击第七纵队申从周部以还击后，经费县返回沂蒙山区。由于郭洪涛等同志从没见过邵德孚同志，我先向他们作了必要的介绍，接着由邵德孚同志将部队组建、整编和扩大，开办干训队，建立县政权的情况一一作了汇报，我补充汇报了景芝镇抗日武装的情况，并请省委和第四支队对今后工作给予指示。郭洪涛同志听了汇报非常高兴，说：“我正要派人去找你们，恰巧你们自己来了。”他充分肯定了六大队的工作：“你们建军建政的工作都有很大成绩，特别是建立县政权，你们先走了一步，在党的领导和人民抗日武装的支持下实行民主建政的经验很好，有创造性，是一种很好的典范，应该推广你们的经验，各地应该向你们学习。”他指示我们：(1)第六大队扩建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二支队，罗绩伟任司令员，吴坤任副司令员，杨崑任政委，邵德孚任副政委，李仲林任政治部主任。(2)省委机关现在确定驻于沂水和蒙阴间，第二支队应向鲁东南方向发展，在沂水、莒县、日照三县原工作基础上，建立中共鲁东南临时特委，杨崑同志兼任临时特委书记，邵德孚、李仲林同志为委员，以加强党对这一地区工作的领导。莱芜的老党员刘夏峰同志可去日照任县委书记。(3)景芝镇的抗日武装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九支队，由刚从延安到此的刘海涛同志任司令员，刘其人同志任政委，你们将这支部队人枪一并交给他们。(4)你们目前的主要任务仍然是：扩大部队，加强人民抗日武装建设；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建设；建立政权，创建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最后，他还征询我们有什么意见。我们表示坚决执行，只请求省委对内对外分别下达指示和命令，以便依照实施。郭洪涛同志说：“你们先回去，指示和命令，两天内派人送到。”我们连夜返回袁家城子后的第三天，省委的指示、命令以及公告果然一一下达。我们立即召开大会，宣告了第二支队和临时特委的成立。

六、挺进鲁东南的三把火

这时，鲁东南的形势不同于沂水地区。五六月间，由于日军发动徐州战役，沂水地区既无敌军也无友军，我们则因利乘便，先入为主，独树一帜，才获得顺利的发展。而到了七月间，鲁东南地区已形成敌我友顽并存的局面，情况就复杂多了，该地除了日伪军外，国民党第三战区即临沂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张里元在临沂、莒县、日照、郯城、临沭等县都设立了县政府，其区乡政府也正在恢复中；莒县以北和诸城西部驻有由六十九军扩编而成的国民党第十军团所辖新六师，即高树勋部；莒县南部的大店一带驻有国民党骑兵第十三旅，即姚景川部，该县城南沭河西岸的侯瞳一带还驻有贯匪刘桂堂部。我党我军在此地亦有相当影响，1937年底至1938年初，共产党员汪洋、张岗、谢辉等同志在莒县的十字路（今属莒南县）曾组织抗日武装，旋即加入了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留下郭有邻、张省三等同志继续坚持活动，很快又组织起几十人的抗日队伍，在该地打下了一定的工作基础。而二支队这时已经发展到了3个大队共1500余人，称得上是一支强有力的部队，开辟新根据地的任务是能够胜任的。为了贯彻省委指示，胜利挺进鲁东南，我们临时特委的同志认真仔细地调查研究了鲁东南地区的情况，具体分析了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一致认为尽管斗争复杂，任务艰巨，但只要我们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坚决发动组织并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善于打击敌人、团结友军、发展自己，乘八路军的抗战声威，我们就能在该地区站稳脚跟，开辟抗日根据地。于是，我们举行各种会议，从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战士，向全支队指战员们讲形势的有利与不利，讲任务的光荣与艰巨，讲斗争的政策与策略，开展了深入的思想发动工作，树信心，鼓斗志，使全体指战员作好充分的精神准备。接着，我们临时特委和支队就挥戈东进南下了。

高树勋的辖区，是我们东进南下的必经之地。他当时已是国民党鲁东战区的司令长官。我军进入该地区，必须同他建立良好的团结合作、共同抗战的统战关系。郭洪涛同志在我和邵德孚同志向他当面汇报时曾经指出，驻鲁东南的高树勋是西北军的老军人，冯玉祥的老部下，国民党军中的一位爱国抗战将领，拥护我党我军的抗日主张。他的部队中有党派去的同志在做工作，但不知这些同志的姓名，要我们设法了解、接触，与该部建立统战关系。当我们率部离开袁家城子进入莒县境内后，我即挑选了来自莒县的招贤、县城和店子集经过干训队学习的几位同志（记得招贤的是鞠耐同志），派到高树勋的驻地店子集去了解情况。据他们回来报告，高部官兵对老百姓不打不骂，对我二支队热情友好，抗战情绪很高，赞同国共合作、共同抗敌．还从他们的交谈中得知新六师政训处的长官中有个“南蛮子”姓钟名辉，有位大学生姓焦名子佩，为人都很好。听了这些情况，我们一致认定郭洪涛同志的介绍是准确的，我们派去工作的同志极可能就在该师政训处，那个“南蛮子”还可能是位老红军干部。后来我们才知道，高树勋早同我党建立了联系，周恩来同志于1937年9-10月间由太原派往高部工作的共产党员，就是长征干部钟辉同志和学运积极分子焦子佩同志，他们分别任高部政训处主任和副主任。掌握了高部的动态以后，我们经研究决定写两封信，一封写给高树勋，一封写给政训处，给高树勋的信也请政训处转。钟辉、焦子佩同志收到两封信后，给我们写了回信，并将我们给高的信作了修改退给我们，清我们重新写好盖上公章再呈送高树勋，信改得既符合公文格式，又讲究分寸，表现出我方顾全大局，通情达理，意诚辞切，不卑不亢。我们看了都认为改得很好。表现出很高的政治和文化水平．一致佩服他们的才干。高树勋接到信后，非常高兴，立即召集钟、焦二人商量，然后派他的副官长到我二支队来回拜，明确表示了对我东进南下行动的支持。从此，我们同钟、焦两位同志取得了联系，也同高部开始建立起合作关系，为胜利挺进鲁东南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是我部挺进鲁东南的第一把火。

莒县南部是我们要开辟的第一个抗日阵地，并要以比作依托进一步扩大发展，建立莒（县）、日（照）、(临)沭、郯（城）边抗日根据地。因为这一带虽属高树勋的辖区，但还不是他的部队直接活动的驻地，不会产生矛盾，这是一。第二，这一带的广大群众深受刘桂堂 匪部的抢掠和骚扰之害，干训队中来自该地的学员曾多次为民请命，要求我们前往剿灭，该地群众也屡次派人来部队请兵除害，只是那时心有余而力不足，难救民于倒悬。这次向鲁东南挺进，首先以该地为出击点，自然在情理之中。当部队进至莒县南部的岳各庄、小店一带十余个村庄时，离国民党骑兵第十三旅的驻地大店就不远了，我们决定暂停前进，就地驻防。

在驻地，一面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宣传、组织群众，并以帮助群众挑水、修路、打扫庭院、浇灌锄草等实际行动开展拥政爱民活动，建立军民鱼水情，深得群众欢迎和拥护，他们交口称赞八路军真是抗日的人民子弟兵；一面派出工作队与骑兵第十三旅联络，并通过开明士绅进行疏通，主动向他们倡导合作抗战，摸清他们的底细和态度。我们还从青岛方面的日伪报纸上了解到他们的情况。据报纸报道，该旅在诸城曾遭日空军狂轰滥炸，损失严重，溃退至此，尚存千八人马，装备精良，每个骑兵都配有自动步枪，共有轻机枪二百余挺。还报道日伪在打击鲁东南八路军的同时，对该旅要实行追击歼灭。为了争取说服该旅与我军合作抗战，支队决定由我率领几位当地的开明士绅前往拜访，正面接触，共商作战大计。出访前，我们估计了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以礼相见，我们就与之开诚布公地谈；一种可能是避而不见，我们就将载有追歼该旅消息的青岛伪报留下，告辞就走。不论出现哪种情况，都达到了探明其态度的目的，我们也就好作出适当的处置。商定后，我们就前往大店，直奔该旅旅部。果然出现了第二种情况，旅长姚景川避而不见，出面的是一位副官长，态度冷淡。见此情景，我只简要地说明来意，表示我第二支队愿同该旅合作抗敌，说罢，随手给他留下一张青岛伪报，即行告辞。我回到部队不到五六个小时，该旅派人送来一封信，自责对我们接待不周，特赔礼道歉，并提出第二天派参谋长、政训处主任和副官长回访，要求我支队接见他们。该旅既有同我接近之意，我们自然应允，并简明回了一信，表示欢迎前来共商抗敌之计。第二天，对他们的到来，我们以礼相待，并提出，敌入要在鲁东南打击我们两军，我们必须同舟共济，合作抗敌，才能求生存、求发展。建议他们分散开来打游击，与敌周旋，相机歼敌。他们说，骑兵目标大，不好分散隐藏，恐怕难以坚持。临走时，再次表示感谢我们对他们的关照。他们回去后，再也没有同我们联络，该旅接连在当地“自由”了三天，骚扰抢掠一番，便撤往安徽去了。该旅的西撤虽与他们划归第五战区有关，但如此迅速撤走，也与他们怕在鲁东南被歼这一情节有关。我们本想用日伪报纸消息争取他们与我军合作抗敌，那知他们谈虎色变，竟被吓跑了。就其抗日的一面来说，是减少了当地抗战的部分实力；而就其危害人民的一面来说，则为当地人民解除了一大威胁，并有利于人民抗日武装的发展，又是一件大好事。

接着，就是收编地主武装朱信斋部。朱信斋是莒县城西的一个地主，为维护本阶级的利益，拉起了一支武装，有长短枪220余枝，机枪2挺，迫击炮1门。我们进驻莒县以后，他就将2个儿子和1个女儿送到我二支队干训队学习，并提出请求收编他的武装，编为二支队? 的第四大队，听从支队指挥，让他的儿子任副队长，允许他留下20支短枪保护本乡的安全。我们认为，这支武装在本质上属于地主武装，之所以要求我收编，既有想利用我们以图自存的一面，又有受共产党和八路军抗战声威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要求抗日的一面。如果我们的政策和方法正确、适当，而对方又愿意接受教育，就有争取其进步和改造的可能：否则也有叛变投敌的可能。我们不能因噎废食而拒绝之。不过，这是一件大事，我们必须先请示省委，批准了才能办。为此，我和邵德孚同志专程去沂水岸堤向省委汇报请示。郭洪涛? 同志指出：“朱信斋想利用我们，依靠我们求生存，我们也可以利用他来掩护我们开展日照的工作，并可以利用这段共同抗日的时间争取改造他的部队。这就是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嘛！”经郭洪涛同志批准，我们就把朱信斋部编为二支队的第四大队，朱信斋任队长，他的儿子任副队长，由他的儿子带队随我军行动参加战斗，一切服从支队指挥。我在二支队任职期间，朱部表现还是好的，是服从指挥、接受改造的，对于二支队的发展壮大还是有利的。

吓跑姚景川，收编朱信斋，可谓我部挺进鲁东南的第二把火。

我们在莒县的军威大振，立即相机行动，组织发起了歼灭侯疃刘桂堂匪部的战斗。侯瞳，是莒县城南沭河西岸的一个小村庄，有百多户人家。我们进到岳各庄、小店一带时，该地群众的求援信更是纷至沓来，深感彻底歼灭该敌，为民除害，刻不容缓。临时特委和支队的几? 位负责同志一致认为，此为我们挺进鲁东南的初战，是极为关键的一仗，不战则已，战则必胜，只有如此，才能真正振军威、奋民心。战前，除了在部队进行深入动员以外，我们还派熟悉当地情况的郭有邻同志去摸清匪部的兵力和动态，派三连连长李子荣同志带人化装去侦 察地形。我们了解到，侯瞳村庄虽小，但南北各有一个士围子：北围子由匪部一个团长庄白林驻守，他已带人往徐州与日军联络去了，留守的匪兵仍有47人，使用的都是手枪和匣子枪，有50多位青年妇女被掳去关押在里面；南围子有35名匪兵，地形虽高，但房屋不坚固，里面亦关押着被掳的60多位青年妇女。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决定动用特务连和一、二、三连以及两个轻机枪组，以优势兵力分别包围两个土围子，务必做到既要全歼匪部又要保护群众。因此，战斗中一般不宜使用手榴弹．以免造成群众伤亡，但在群众远离战斗阵地的情况下，要趁匪不备，以一切战术手段迅速歼灭之。由我带一部包围北围子，吴坤同志带一部包围南围子。包围南围子时，匪兵还蒙在鼓里，我部集中火力展开围歼，经过3个小时的激战，毙匪17人，活捉18人，被掳妇女全部获救。对北围子先围而不打，占据制高点用机枪封锁，专打企图突围之匪。南围子战斗结束后，吴坤同志迅速移兵加入北围子的围歼战。匪兵夜间曾两次突围，均被打退，凡爬墙而出的一律遭击毙，只一营长腿被打断活捉。至拂晓，我们发动喊话，实行政治攻势，迫令缴械投降，同时组织强大火力展开进攻。由李子荣同志带领突击队，在机枪掩护下冲进围子，用机枪封住门窗，用镐头、撬杠挖墙根，大木杠撞墙，围墙轰然倒塌，匪连长和30多个匪兵皆被砸死，被掳妇女亦全部获救，战斗即胜利结束。计毙匪连长以下50入，俘伤营长以下32人，缴枪80余枝，手榴弹100余枚，现洋5000元，匪无一漏网。群众得知匪巢被彻底捣毁，皆大欢喜，称赞八路军是大救星，立即掀起了拥军、参军热潮。这次战斗还有一个重要收获，就是缴获了日伪阴谋伪化鲁东南的全盘计划。按照日军驻徐州司令官中村四郎与匪首刘桂堂的策划，当日军占领沂水、临沂、临沭、莒县、日照之后，先安设50余个据点，组织3-5万伪军，控制鲁南大平原，切断山东八路军同苏北新四军的联系，并把山东人民抗日武装逼进贫瘠山区困死饿死；同时控制陇海铁路和连云港这些战略要道，保障日军从海上到徐州的供应线，以利对中原正面发动的战略进攻作战。计划还对准备打通哪些路线，安设哪些据点，安排哪些人物，都规定得清清楚楚。这使我们摸准了日伪在鲁东南的真正企图，并掌握了鲁东南的阶级动态，从而取得了对日伪作战的主动权和开展统战工作的客观依据。侯疃战斗的胜利，对日伪的这种阴谋无疑是一次重大打击。这就是我部挺进鲁东南的第三把火。

在向鲁东南挺进的过程中，由于我军声威远播，即不断有从济南、青岛、诸城、日照来的青年学生要求参加干训队学习。为适应这一要求，我们决定办第二期干训队，培训的时间、目的和分配的原则、办法均照旧，于是发出通告继续招收学员。很短时间内，报名者共达700余人，仍编为5个中队。其中一个学文化的工农中队，由刘浩同志任文化教员。这一期学员的成分比第一期的复杂得多。针对这一情况，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群众工作为三门主要课目，要求联系实际开展学习讨论，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侯疃战斗胜利之后，我和邵德孚同志再次前往沂水岸堤向省委汇报请示。郭洪涛同志听了汇报后，十分高兴地说：“你们向鲁东南的挺进已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已经站稳了脚跟。尤其是缴获了日伪关于伪化鲁南的计划，使我们摸准了各种势力的脉搏，更加知己知彼，就有可能先发制人，克敌制胜，这是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于你们的军事胜利的政治大胜利！”他指示我们：“(l)立即行动，扩大战果，带领部队浩浩荡荡地进驻大店，扬我士气，振我军威；(2)进驻大店后，隆重召开祝捷大会，邀请各阶级阶层代表参加，广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深入发动群众参军参战，团结群众大多数，争取中间力量，孤立打击投降派，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3)深入开展地方群众工作，建党建政，开辟以粮店为中心的莒（县）日（照）（临）沭边抗日根据地。

8月，遵照上述指示，我们一进驻大店立即召开了祝捷大会，邀请各界名流、士绅和国民党的区乡村长前来参加。到会群众约四五千人，群情大振。大会由邵德孚同志主持，由我代表支队讲话。我们介绍了侯疃战斗的胜利，说明我军坚决打击日伪的立场和救国爱民的宗旨，揭露了侯瞳匪部残害民众、勾结日寇的罪行，激发广大群众的革命觉悟和义愤。连在会上发表讲话的国民党的庄区长也说坚决拥护共产党和八路军，并表示要予以大力支援。接着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号召本着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的抗日救国精神，筹集款项解决部队的冬装和枪枝的扩充等问题。

这时，我们向莒县、日照、诸城、临沭派去了工作团，实际是四个县委机关，都配有几枝枪，诸城县工作团就配了2枝短枪和5枝长枪。郭有邻同志任莒县县委书记，刘夏蜂同志任日照县委书记。至9月，第二期干训队学员毕业后，除大部参加军队外，有50余人分配到工作团，100余人派回原籍工作。我们工作的重点在莒南，以粮店、大店、小店为依托向四周扩展，发动乡村集镇广大群众，建立自卫队、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职工会，在沂水、莒县、日照、临沭、诸城五县都建立了共产党组织，正式党员和候补党员达300余名，还派人到郯城和苏北赣榆开辟工作，发展党的组织。经过月余努力工作，在苍山至沂水公路以东，建立了以粮店为中心，西北至大店，西南至十字路，东面至日照北部，南面至（临）沭临（沂）边，方圆100多平方公里的莒（县）日（照）（临）沭临（沂）边抗日根据地，为鲁东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全支队4个大队已发展到2000余人，有1000余枝步枪和6挺机关枪。部队中的共产党员达500余名，青救团员达700余名。不久，根据省委的指示，第三大队调出编入了第九支队。

七、开辟桑园根据地

桑园，是莒县东北的一个大集镇，东临日照，东北角与诸城邻近，与莒县县城间隔着店子集，背后有一座大山，属于山区。高树勋部没有进驻过。开辟桑园根据地，是同高树勋合作的成果。

我们向鲁东南的胜利挺进，与高树勋的支持分不开，省委很重视同高部发展合作抗战的良好关系。在我们向鲁东南挺进的时候，省委已获悉蒋介石要将高部调往河北。为了发展与高部的合作，省委随后以二支队的名义给高树勋写了一封公函，由我们送给高树勋。不几天，钟辉、焦子佩同志转告我们说，高司令要接见我支队司令员。临时特委和支队领导研究。认为我们应当去，并共同推举由我代表前往拜访。经请示，获得省委批准。省委指示我们要当面向高树勋报告支队的情况，以示尊重。临行前，我们同钟辉、焦子佩同志通了气。根据他们的建议，我准备在报告二支队情况的同时，还应该讲明三件事：(1)冯玉祥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作为西北军的一位领导人，他在西北军中培养了一批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将领，高将军就是其中之一；(2)杨虎城将军也是一位有影响的爱国将领，他与张学良将军合作，领导、发动了西安事变，成为轰动全国和全世界的大事变，为逼蒋抗日、促进国共合作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还致力于将西北军培养成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战斗部队；(3)高树勋将军一贯反对打反共的内战而坚持抗日斗争，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又率部奋起参加抗战，这是要载入史册的，也是西北军的光荣。有了这些思想准备，便前往高部驻地，先拜访钟辉、焦子佩同志，请他们给我介绍情况。这是我和他们第一次见面。他们说，高树勋很盼望同我们晤谈，很高兴我去拜访他，并以开玩笑的口气对钟、焦说：“共产党、八路军是政治委员说话算数吧！”按照高树勋的安排，第二天上午他要在政训处接见我，并设宴款待，因此我有时间在政训处逗留。钟辉同志的办公室里，挂有一幅山东省的军用她图，我还从未见过，从地图上可以看到鲁东南的全盘地理形势。我就站起来仔细观看，钟、焦两位同志也走过来站在地图前，我们就很自然地边看边研究起来了。从全局看，桑园这个地方有险可守，如果我们派部前来将其开辟为根据地，我占山区，高部占平原，不但不会与高部闹矛盾，反而还能互为依托，对我对高部均有利，我们还可以放手在莒（县）、日（照）、诸（城）边开展工作，同莒（县）、日（照）、（临）沭、临（沂）边抗日根据地相呼应，既可向北发展，又可向南发展，这对创建鲁东南抗日根据地和发展鲁东南抗日游击战争都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些问题上的估计和看法，我们3个人不谋而合，大家都会心地笑了。钟辉同志把我这天在政训处过夜和第二天宴请的事安排妥当以后，对我和焦子佩同志说：“走！到饭店吃饺子去，我请客。”

第二天，高树勋派他的一名副官前来通知政训处，说“高司令上午十点半到达”。听到此信，我在钟、焦两位同志的陪同下赶到1里路外去迎接。见了面，彼此虽然都表现出以礼相待，但是显得无拘无束。他看我大约比他小十几岁，就笑着说：“杨政委（那时我仍用化名杨崑，故称我姓杨），你现在任一个支队的政委，率部名扬鲁南，却很年轻，我痴长你一二十岁，就叫你小弟吧！七年前，我曾到江西参加反共内战，后一气之下离开了第二十六路军十七师，跑到天津去了，没有同二十六路军的参谋长赵博生和二十五师的董振堂一起参加宁都暴动，真是没有眼光，没有远见，现在后悔莫及。如果那时要是参加了，我也会是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的‘大官’啦。哈哈！”他是那么豪爽、开朗，毫不掩饰、做作。我也坦诚相答：“高司令当年大义凛然拒绝反共的时候，我还是个孩子哩！现在，你高举抗日旗帜，坚持国共团结一致，合作抗战，不是很有远见吗？”我们边走边谈，到政训处入席后，钟、焦两位同志作陪，又边饮边谈。高树勋喝了几杯酒后，谈锋更健。我就乘兴对冯玉祥、杨虎城和他本人倾向民主进步、促进国共合作、坚持团结抗战的光荣历史表示了敬佩之情，同时也表明了我坚持敌后抗战的决心和与高部团结合作的诚意。他明确指责骑兵十三旅胆小怕打，从鲁南西逃了；斥骂张里元派个什么徐黑子（即徐树声）到莒县当县长，又派个什么穆胖子（即穆其玉）到日照当县长，其实都是来和他作对的；称赞二支队在鲁南干得很出色，我便插话说：“我们二支队现在就插在他们两者之间，受到他们两面夹击的威胁。”钟、焦两位也插了几句话，说明二支队与他们人数相当，但装备不如他们好。高树勋说：“小弟，你不要怕，我有三个步兵旅，一个骑兵旅，如果他们敢动一动你们，我就去消灭他！”这次面晤比预想的要好得多。事后据钟、焦两位同志说，高树勋对这次晤谈很满意，认为我的态度再次证明共产党真正了解他，赞扬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培养出了一批精干的指挥员，并说今后在鲁东南战场上有二支队和他同心协力，并肩战斗，争取胜利不成问题。从此，我们和高部更加亲密合作，使鲁东南出现了这两支部队团结抗战的新局面，也为我们开辟桑园根据地创造有利条件。我返回部队后，临时特委和支队即时向省委作了书面报告，省委肯定了我们的作法，指示我们要继续发展与高部的友好合作关系，当高部奉命北调时就准备接替他们的防务。遵照这一指示，我们便抓紧制办冬装，购置枪枝弹药，准备北上。

从首次拜访高树勋的晤谈情况看，似乎当时高树勋尚不知道将要被调往河北。但过了不久，大约就在九十月间，高部北调的行动就公开化了。他以河北系平原，更用得着骑兵为由，曾向莒县、日照两县县长提出要买一批马带走，但徐黑子、穆胖子都拒绝给他。为此，高树勋便派人向我们联系通气，说他掌握了莒、日两县长通敌证据，徐、穆两人有叛变投敌可能，他准备除掉他们，当他采取行动时请我们按兵静观，并说要送一些枪枝给我军，带不走的人员亦留给我们。我和邵德孚同志又专程到沂水去向郭洪涛同志当面报告这一情况。郭洪涛同志指示我们：“高树勋处理国民党莒、日两县政府的事，是他们的内部问题，我们不加干涉。他送枪留人我们可以收，但表现不好的人，我们可以不要或酌情予以处置。”后来情况则起了一点变化，徐、穆可能听到对他们不利的风声，一个暗送5万大洋，—个暗送10万大洋，高部遂不了了之。后来事实证明，高树勋的判断是正确的，穆胖子投靠了专事反共的国民党山东游击第三纵队司令秦启荣，徐黑子投靠了伪和平建国军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吴化文。高树勋率部北上前，派了一位副官长来向我们告别，并将莒、日、诸边的防区全部交给我们。省委又以二支队的名义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欢送信，盼他北上后继续和八路军团结抗战，我们做了一面大红旗，上书“抗日先锋高树勋将军”，派专人前往莒北，连信带旗一齐送给他。他看了十分高兴。他率部离开莒北以后，我们一面留下郭有邻等同志坚持莒、日、沭、临边的工作，一面率主力北进，接防莒日诸边大部分地区，并以桑园镇为中心建立根据地。

我们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广为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宣传国共合作、军民团结共同抗战才能争取胜利的道理，号召各界各阶层人民组织起来，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实行人民持久抗战。在此基础上，我们又召开各界代表、士绅名流和乡镇村长座谈会。发出120张清帖，结果到了150人。在会上，我们同他们共商抗战大计，请他们支持部队，解决冬装问题；大家都主动发言，自愿承担起了解决冬装的任务。当天晚上，我们夜间巡逻的部队抓住一个潜入我防区侦察、放毒的汉奸特务，从他身上又搜出了10余包毒药。罪证如山，不容抵赖。第二天恰逢赶大集。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在桑园镇上召开群众大会。把特务押上，当场试验，让狗吃毒药，不久即被毒死，群众看了又惊又恨。我们将这个汉奸特务交群众公审，宣布其罪状，号召群众组织武装起来实行自卫，站岗放哨，防奸、防特、防毒、防破坏。最后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将这个汉奸特务就地正法。其他一些地区也发现有类似的破坏活动。于是就抓住这件事，在我防区广泛向群众开展宣传教育，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和抗战热情。各区乡镇村的群众抗日自卫队和工、农、青、妇各类群众抗日救国会纷纷建立起来，出现了拥军爱民、参军参战的热潮。以桑园为中心的莒、日、诸边抗日根据地正在形成。

八、扬威黄海之滨

我们开办两期干训队的时期，来自诸城县城和黄海之滨泊里镇的男女学员一再反映日伪蹂躏当地人民的暴行，请求部队前往歼敌。侯疃战斗以后，广大民众看到八路军才是真正积极抗战的人民军队，这种要求就更强烈了。但那时二支队活动于沂水南部和莒、日、沭、临边，远离诸城，可谓远水救不了近火。现在，二支队主力开辟了菖、日、渚边，就有了继续东进抗敌的前进基地，11月初，我们就开始出击了。

泊里，在诸城南，现属胶南县，濒临黄海，它的东南面就是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游时曾经登临过的著名的琅琊山。这是一个较大的村镇，有1000多户人家，土地肥沃，农产富饶，商业和手工业比较发达。日军侵占青岛之后，利用青岛的一个大流氓、青红帮头目带领几十个伪军进占该镇，与镇上的地痞流氓相勾结，狐假虎威，在该镇方圆几十里内掠夺财物．残害人民，为当地一大祸根。泊里镇东南约15公里处有一个沿海岸的小渔村，叫贡口，是个小渔港，村内住着几十户渔民。驻青岛和胶州湾的日伪军每日都要派出两三艘汽艇沿海巡逻，常到贡口烧杀抢掠。我们要攻打泊里，必须同时打击侵扰贡口之敌，才无负当地人民的殷殷期望。我们的东击泊里行动，开始可以隐蔽进行，但最终必然惊动诸城的敌人，可我们又不能同时分兵于诸城方面，伸开手指四面出击，面对显然占有优势的诸城之敌更须握紧拳头，一击必胜。因此，我们决定泊里、贡日战斗胜利后，要乘势造成我主力纷纷南下的假象，以麻痹诸城的敌人，便于我攻其不备。

根据这一作战原则，我们一面派人化装进入泊里和贡口实地侦察．熟悉地形，掌握敌情动态，一面准备火药，秘密修理土炮，进行了针对泊里、贡口作战特点的训练。正当我们作战前准备的时候。省委指示二支队北上，与南下的八路军胶东部队相配合，在胶济线上的高密与昌邑之间，开辟一条从胶东到江苏东北部滨海的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通道，这更坚定了我们攻打泊里和贡口之敌的决心。因为这一进击方向与开辟这一通道的战略意图是相适应的。我们又重新研究了作战部署，将参战部队组成四个小分队，罗绩伟、吴坤、刚调到二支队准备接任司令员的刘涌3同志和我各带一个分队，由来自泊里和贡口的干部作向导，组织镇里的群众相配合，隐蔽行动，乘夜进入镇内，分别包围伪军住的四个大院落。我端着机枪带领小分队冲入院内，直捣伪军大队长的居室。而伪军毫无觉察，有的正在吸鸦片，有的正在打麻将，有的正在喝酒玩女人。我们齐声喝令：“举手投降，缴枪不杀！”敌人面对犹如从天而降的八路军，个个目瞪口呆，乱作一团，不得不一齐举手投降。我们缴了他们的械，将伪大队长和他手下的一群用绳子一个个捆绑起来。我们一枪未发，即生擒了这个院落的全部伪军。罗绩伟、吴坤、刘涌3同志分别率领小分队对各自包围的院落的奇袭，都取得了预想的成功，都是一枪未发而活捉了全部敌人。战斗结束后，我们将100多个被俘伪军押解到一个山沟里看管起来，连夜移兵贡口，与提前隐蔽于贡口附近小山岭树林里的先头部队会合，并控制泊里与贡口间的交通，不使走漏风声。在树林里，只见特务连连长李道德、指导员武杰以及连长李怀德等同志把土炮牢牢地捆绑在大树上，填进黑色炸药，夹上许多秤砣，让炮口对准贡口海岸。他们原是沂水大小诸葛的农民、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共产党，有领导农民武装起义的经验，拨弄这类土武器特别在行。我们一致称赞了他们。经过观察，敌人的汽艇每天上午八九点钟必然从青岛方向出动来贡口停泊，日伪军便三五成群地上岸骚扰抢劫一番，然后登艇而去。我和刘涌等同志转到贡口的山坡上察看以后，同几位连长和指导员商定，待敌艇停定、敌人上岸以后，他们指挥开炮打艇，我和刘涌同志带队用机枪加手榴弹专打上岸进扰贡口之敌，鸣枪为号，一齐开火，务必打准打狠。不出所料，敌艇来了两艘，敌人也纷纷上岸。一声枪响，土炮轰然飞向敌艇，正击中艇上的指挥台架，立即冒出一股浓烟，燃起了熊熊烈火，艇上剩下的几个敌人慌忙跳到另一艘汽艇掉头逃跑了，上岸的20多个敌人均被我击毙或击伤。这一胜利，吓得敌艇十几天不敢进泊贡口。打坏的汽艇，是好几天后被? 敌由飞机掩护用大舰艇拖走。当时新华社和山东的报纸都报道了智取泊里、活捉伪军，士炮打沉敌艇、歼灭贡口敌人的战斗胜利消息。这消息传遍了鲁东南，传遍了山东，甚至传到了全国。二支队的全体指战员和当地人民群众都振奋不已。群众称共产党是真正的大靠山，八? 路军和他们是一家人。

接着．我主力隐蔽北上，准备打诸城之敌。我们依据各方面的情况，进行了认真仔细的分析研究。诸城城高墙固，我们尚不具备攻城能力，因此不能打毫无胜利把握的攻坚战。但诸城东西两端的伪军却孤出于驻有优势兵力的诸城县城之外的东西两端，是敌之弱点，只要善于智取，胜利足有把握的。东关的伪军头目叫王秃子，兵力较大，地区也大些，经济较繁荣；西关的伪军队长叫宋麻子，兵力较弱，地区较小，工农群众受汉奸、伪军摧残较重，苦不堪言，有几户较开明的地主，同样受压。宋、王2人同诸城的地主和资本家之间都有矛盾，可以利用。因此，确定同时突袭两关，以西关为主攻点。为了迷惑敌人，我们以一部兵分三路，在白天大摇大摆地? 由莒、日、诸边向南撤退，并通过干训队里来自诸城的学员回去散播消息，说一贯主张反共的莒县县长徐黑子和日照县县长穆胖子正准备纠集一个旅的兵力联合进攻莒、日、沭、临边的八路军根据地，以造成我二支队南下的假象，而实际上我主力进入了泊里与桑园之间的山区和树林里，开展夜间作战训练，待命出击。届时，由刘涌同志带领主力一、二大队和一个警卫排加一个警卫班，乘夜奔袭东关，第一大队进攻歼敌，第二大队在外设伏，防诸城之敌增援；我带领第四大队和一个警卫排加一个侦察班．同时乘夜奔袭西关，侦察班入关歼敌，警卫排警戒西关口接应掩护，第四大队在关外分三个点设伏，防诸城之敌出援。一到西关，我们立即分头行动。我带领侦察班轻装穿插，直捣宋麻子住处，因攻其不备，也是一枪未发即活捉了宋麻子和他的几个保镖，俘虏了一批伪军。将随身带的布告、传单张贴、散发后，就押着俘虏撤到预伏点。这时，有二三百敌人向我们追来。待敌逼近时，我设伏部队以两挺机枪一齐开火，毙伤敌30余人，迫敌撤回城内去了。我们当即枪毙了宋麻子和另外两个汉奸，放走一个年轻的伪军，让他带些传单回去散发，到处去说八路军活捉了宋麻子，把死心塌地充当汉奸的宋麻子镇压了。东关方面因袭击失利，被迫打了一场对攻战，虽未能袭入伪军巢穴擒获王秃子，但也给敌以一定杀伤，部队撤出战斗，胜利返回。这一战斗的胜利消息，次年1月创办的山东《大众日报》也作了报道，传遍了山东。国民党山东反共军头目之一秦启荣竟也发出消息，妄称袭击诸城是他的部队的战果，以图鱼? 目混珠，邀功清赏。当地老铁山有位老国民党员、开明人士黄鹏飞拿着报纸说：“大家看哟！国民党是多么无耻。我亲眼看到打诸城的是八路军，是我的儿子带着八路军攻进西关去的，根本不是秦启荣的部队打的，他们这样公开厚着脸皮贪人之功为己功，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伪《青岛日报》的报道也说袭击诸城的是八路军的部队。其实，在山东敌后抗日战场上，占主导地位的早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游击战争了，留在这个战场上的许多国民党军不是抗日的功臣，尤其是秦启荣，更是形同汉奸的反共反人民的罪人！他贪八路军二支队抗日之功的结果，恰与其愿望相反，使八路军的战功到处有口皆碑，更加扬威于黄海之滨。

九、北上泰山区

1938年12月，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以郭洪涛同志为书记的由苏鲁豫皖边省委改组的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以张经武同志为指挥、黎玉同志为政委的八路军山东纵队正式宣布成立。第二支队编为山东纵队第二支队。这时，我奉命北上泰山区，接替我任二支队政委的是景晓村同志。同时，由刘涌同志接替罗绩伟同志任二支队司令员。早在泊里战斗以前，省委就派刘涌、景晓村同志来准备改组二支队，并由景晓村同志主持召集鲁东南县区委书记和各工作团的联席会议，成立以他为书记的中共鲁东南特委。当时战斗比较紧张，他们初来乍到，要有一个了解、熟悉和准备的过程，因此没有立即接替我们的工作，刘涌同志就和我们共同率部打泊里、贡口和诸城东西关，并肩作战；景晓村同志就在桑园召开会议。我们留下一个特务连给他，专门担负保卫工作。12月初部队胜利返回时，会议刚刚结束。随着山东敌后抗战局面的展开和变化，我们的党组织和军队作些调整，干部作些调动都是自然的，也是革命事业兴旺发展的一种表现。自己亲手开创的事业固然值得留恋，有待我们去开创的事业更值得向往。山东分局决定建立中共泰山特委，泰山区原直属分局的各县委划归特委领导，泰安、莱芜、新泰、泗水、宁阳、章丘、淄川、博山等均受其管辖。分局认为我可以由做政治工作改做军事工作，而泰山特委缺少可以做军事工作的红军干部，故分局就选上了我，那里的军事部长的任务正在等待着我去担负。有一件事在这里要顺便交代一下。在准备改组二支队之前，曾发生过工作上的某些意见分歧，就是我们当时鲁东南临时特委和第二支队的几个领导干部同省委统战部长刘居英同志之间对一些问题的不同看法。九十月间，刘居英同志受省委委托到莒县检查我们的工作，对我们有许多帮助，不过他认为我们按党的政策收编地主武装朱信斋部是犯了右倾错误；又认为我们与高树勋部合作，在高部离开以后我们北占桑园，因而支特了高树勋对张里元手下的徐、穆两县长的排斥行动，是犯了“左”倾错误。对这两个意见，我们都是不同意的，并作了一些必要的说明，但并未能说服刘居英同志。当刘居英同志返回省委后不久，省委关于改组二支队的指示就下达了。有同志说，这是刘居英同志反映意见的结果。然而我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巧合，因为刘居英同志批评我们的两件事，都是我们向郭洪涛同志当面请示后才办的，而且是严格按照党的政策办的，因而是正确的，郭洪涛同志决不会同意他的批评。但我当时还是到山东分局驻地——沂水大王庄当面向郭洪涛同志反映了我们的意见，申述了我们的理由。郭洪涛同志明确表示：“你们在鲁东南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不存在什么‘左’与右的问题。这些事我了解，你们都请示过我，你们也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政策，因而才干出了成绩。这次调整二支队的干部，准备调你到泰山区，组织上是另有考虑的。”当时因临时有事，话没有谈完。现在要正式接受新任务，必须到大王庄汇报工作情况并领取组织介绍信，我想分局领导同志这次一定会讲明调动原因的。

我走的前几天，鲁东南的老战友、社会贤达、知名人士都来热情欢送，依依告别。邵德孚等同志一定要给我配一马、一枪和一位通讯员，他们才放心让我启程。

从桑园镇出发。整整走了三天才赶到大王庄，就先向分局秘书长杨刚毅同志报到。杨刚毅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他说大王庄的住房已由分局和纵队机关住满了，要我同他住在一起，等侯领导同志的指示。第二天，是郭洪涛、张经武同志谈话；第三天，是黎玉同志谈话。

郭洪涛同志接见我，首先称赞了二支队北上开辟桑园，东进智取泊里、炮击贡口、夜袭诸城的胜利，说分局已向党中央、新华社报送了这些胜利的消息，并由此说到原省委和现在的分局决定建立中共泰山特委，但泰山区缺一做军事工作的红军干部，根据二支队开辟鲁东南的情况，省委和分局认为我改作军事工作是合适的，故决定调我去泰山区。接着，他指出泰山区西贯津浦铁路，北靠胶济铁路，位于泰山山脉的东南麓，其中心区泰（安）东莱（芜）西是泰山山脉环抱中的一个盆地，比较富庶，要坚持以沂蒙山区为中心的山东抗日根据地，必须以泰山区作为依托和屏障。这里又是分局和纵队联系路西河北八路军主力乃至党中央的交通要道，敌人也将会拼命地与我们争夺。因此，泰山特委肩负的创建、巩固泰山区抗日根据地的任务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要作好长期艰苦斗争的思想准备。他还具体介绍了泰山特委书记夏辅仁（泰安人）、组织部长刘莱夫（莱芜人）、宣传部长董琰（新泰人）等同志，确定我去任军事部长，并说特委军事部对外暂称纵队第四支队一大队，对内为军分区，由我兼大队长，夏辅仁同志任政委，调新泰独立营教导员李枚青同志任政治处主任，该营营长李耐夫同志任参谋长。该地区的山东纵队第四支队为野战军，我们军分区部队为地方军，两者系平行关系，联合作战时由四支队统一指挥，分开作战时由我们自己独立指挥。组织上归郭洪涛同志兼任军事部长的分局军事部领导。他指示我们抓住当前大好时机，充分运用淄博矿区产业工人多的优势，大发动大发展，抓紧建党、建军、建政、建设根据地，广泛建立各类群众的抗日救国团体和抗日自卫队武装，准备成立泰山区七县联合办事处，要求我们在泰山区牢牢地站稳脚根。

张经武同志接见时，也是首先肯定了二支队抗日、统战和建立根据地的成绩，接着就作了具体交待。他说泰山区，要抓住时机大发展，要有紧迫感，不可丧失时机。毛主席对山东是寄托了厚望的。现在泰山区有十多个独立营，有大发展的基础，但都没有进行统一整顿，要我去后先集中整编一两个中队作为主力骨干，把机关建立起来（机关宜小不宜大），然后再去扩大部队，干部下去抓部队建设，组建地方武装，县建独立营或中队，区建小队。他指出，有军队在手，就有条件坚持泰山区，但还必须有个“家”，毛主席说“根据地就是军队的家”，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根据地的建设；这一切，都得要有大批干部，但不能靠上面派，应该继续运用鲁东南办干训队的经验，自己培养，以适应大发展的需要。关于与四支队的关系，他强调虽是平行关系，但四支队是主力，在作战上要服从四支队的统一指挥，为此，准备以四支队和特委的主要干部组建军政委员会，我们可先考虑提出特委的人选来。

黎玉同志是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长期在北平、天津、石家庄、唐山和冀鲁豫边地区从事党的领导工作，1936年起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抗日战争爆发后领导山东省委组织发动了全省各地的抗日武装起义，山东党内和广大人民群众中都说他为人朴实谦和，德高望重，很受拥戴。传说他在山东是以拉人力车或黄包车为掩护开展党的地下工作的。在党内总是以身作则，对群众总是循循善诱，因此他在群众眼里既是一位师长，又是一位老大哥。1938年8月，他和张经武同志率大批干部离开延安，于11月才回到省委驻地岸堤。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成立时，他作为分局委员和纵队政委也迁移到了大王庄。当我北上泰山区的时候，第一次有机会能够受到这样一位老同志的接见，能够亲耳聆听他的谈话，自然感到特别高兴。这天，我的穿着也特别整洁。一见面，我向他行了举手礼，他立即起身走上前来与我紧紧握手，亲切地招呼我坐下。只见他一面用两个手指从一个小铁盒里夹出一撮茶叶放到杯子里，叫通讯员倒上开水送到我面前；一面看着我，大概是看我年轻，就问我有多大年纪，出生在什么地方，是什么时候参加革命的，并和蔼地说：“请先喝口茶，不要着急，边喝边说。”黎玉同志对下属如此体贴入微。使我感到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顿时全身放松下来，觉得自己不但是在面对一位尊敬的首长需要如实汇报情况，而且是在面对一位推心置腹的 朋友，可以放胆叙说家常。我看他虽只是30多岁的人，但革命的重担已将他的背压得显然有些弯曲了，不过这也更加衬托他的老练、沉着和长者的风度。我怀着更加深厚的敬意回答说：“我是1915年出生的，四川巴中人，从小就逃出家门讨饭，后被资本家的工头收去做童工，不久加入党领导的工会组织，参加了罢工运动，又加入了共青团。1932年当红军，同年由团转党。今年三四月间随郭洪涛同志离开延安到山东，根据省委部署在鲁东南建立抗日根据地。”他谦逊而又幽默地说：“你干革命的时间与我差不多，还是位年轻的老同志呢！”接着，他详细地询问了鲁东南临时特委和第二支队建党、建军、建政，建立根据地和开展统战工作以及几次战斗的情况，我一一作了汇报，得到了他的充分肯定。他还要我提出对鲁东南今后工作的意见。我想了一下，说了三点看法：一是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团结各阶层人民一致抗日，对愿意抗日的一般资本家、地主等中间力量不要只是单纯向他们要钱要物，而要争取他们团结到我们周围，实行民主合作，共同抗战；二是要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要抓紧有利时机着重发展我们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和进步力量，创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主根据地，我们就能坚持持久抗战，也不怕国民党反共的军事进攻；三是在鲁东南现有的两小块根据地的基础上，一面力求向北发展，一面力求向南发展，向北可逐渐打通与胶东和鲁中兄弟部队的联系，向南可开辟苏鲁边，扩大回旋余地，我说明，向南的发展，我们已派干部到郯城、赣榆准备建立两个县委，但不知进展情形如何，因为到我离开桑园镇的时候仍未得到他们的工作报告。黎玉同志听了很高兴，连连点头示意，并说向北、向南都是鲁东南发展的方向，表示分局和纵队要认真研究这些意见。说着说着已到开饭的时候，黎玉同志吩咐通讯员多打一个人的饭菜，并对我说：“我们俩一同吃饭，边吃边说。”他接着向我交代了去泰山区的任务：“泰山区是扼津浦、胶济两铁路的战略要地，是山东分局和纵队同中央交通联络的一条必经之地，我们一定要把这块腹地牢牢掌握在手里。这个任务现在就交给你了，相信你能很好地担当起来。我这次去延安曾到过武汉，见到了周恩来同志和董老。董老还提及到山东敌后的有个四川年轻同志吴尚德，红军长征时曾担任过党的大金川省委组织部长，兼大金川省少共书记，是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挨过张国焘的整，后因在党校第一个报名坚决要求到敌后，曾受到毛主席的表扬。原来你这个杨崑就是吴尚德！在任何情下，你都不要辜负组织上对你的信任和重托啊！”关于工作的一些问题，他指出：(l)要抓好部队的建党工作，要贯彻毛主席“把支部建在连上”的方针，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2)要抓好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文化教育工作和军事训练工作，使部队成为有觉悟、有文化、特别能战斗的真正的人民武装；(3)要和四支队亲密团结，协同作战，把泰山区建成巩固的抗日根据地；(4)要去四支队一趟。与四支队领导人共同研究、提出泰山区军政委员会的人选名单，四支队司令员廖容标、政委林浩、副司令员赵杰、政治部主任周赤萍和特委的书记、军事部长均应参加，联合办事处或专署也应有主要领导干部参加，但因机构尚未建立，名额以后再补。最后，黎玉同志还特别指示我要注意一件事：泰安县有个独立营，营长是程鹏同志，泰安的一个老区长，拉起民团，积极参加了徂徕山起义。四支队南下天宝山时，他带着独立营回到徂徕山，一直不愿离开徂徕山区，要坚持泰山区敌后的抗战。徂徕山是第四支队的发祥地，又处于泰安、莱芜、新泰三县之交，军事地位十分重要。程鹏同志主张坚持这块阵地有一定道理，我们不要给他扣上什么“地方主义”的帽子，更不能把他当作旧政府官员处理。要我去后找泰安县委书记张烈同志和程鹏同志好好谈谈，要他们坚持徂徕山区的抗日武装斗争，队伍只能扩大，不能缩小，特委要帮助他们发展壮大，要坚持到抗日战争的胜利，保证徂徕山人民抗日武装起义的红旗不倒。该营中要充实适当的党员干部进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泰安县委会讨论独立营工作问题时可以吸收程鹏同志参加，条件成熟时可以吸收他入党；对在抗战中牺牲了的马营长，要树为民族英雄，加以宣传，对其直系亲属要作为烈属加以照顾、安排。黎玉同志嘱咐我一定要处理好这一问题，不要使他们产生什么顾虑。我当即表示“坚决照办”。

与黎玉同志的这次见面充满了亲切温馨的同志情谊，接见结束后我的心情十分舒畅愉悦，久久回味不已。当我回到杨刚毅同志办公处的时候，分局组织部副部长兼妇委书记史秀云同志和妇委副书记郑琳同志已在那里等着向我交代去泰山区后要继续重视并支持妇女运动的开展，因为她们认为我在鲁东南特委工作时妇女运动有起色，要我搞军事莫忘抓妇运。她们还以开玩笑而又认真的口吻关切地对我说：“听说你在鲁东南和刘浩同志的恋爱关系吹了，不要紧，到泰山区去找个称心如意的爱人吧，预祝你成功！”

约在12月底，我和通讯员同纵队所派护送我们的6位同志以及军马饲养员一行9人离开大王庄向泰山区进发。行前，张经武和纵队参谋长王彬同志特地向我介绍了去泰山区的路线，并开了一张通行证，画了一张路线图，说所经之地都是我军的防区，不用担心安全问题，只是泰安特委的驻地不详，可能是随四支队行动，得由我自己去找。我们从大王庄出发，经过水帘坡、小王庄，翻越石门岭，当天下午到达新泰的土门。第二天经过蒙阴大黄庄，第三天就到了莱芜颜庄区的颜庄。按照王彬同志的介绍，这一带驻有四支队的四团二营，营长李国林，教导员刘春，通过他们可以找到四支队司令部的驻地。在土门，我向新泰独立营传达了山东纵队关于建立泰山军分区的指示，以及对该营营长李耐夫、教导员李枚青两同志的新任命，并对该营的工作进行了安排，由曹旭同志任营长，曹新甫同志任教导员。他们主动派人去颜庄与四支队四团二营联系，李国林复信表示欢迎四支队一大队和泰山军分区首长路过颜庄。因此，我对李国林的叛变行径没有任何警觉。当我们进入颜庄时，李国林已在村里埋伏下一百余人等待我们，他带着十余人出面笑脸迎接，把我们引至泼村的—个关帝庙，突然伏兵四起，将我们团团围住。我们一行9人被缴了械，遭到武装扣押。这时才恍然大悟，我们遇上了叛军。李国林有恃无恐，公然向我们宣布，他已不再是八路军了，而是秦启荣所部第三十二梯队的司令。我质问他：“你当了秦启荣部的司令官，也还是实行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嘛，为什么无端扣押我们？！”李国林说：“我要把你们当人质，换回我部在四支队学习的二十多个人！”我说：“我们是从这里路过的，你们在四支队学习的人回来也罢，不回来也罢，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们扣押我们是毫无道理的，是破坏统一战线、不利于国共合作的行为，我们要强烈抗议！我们要到莱芜去，你应该以礼相待，送我们启程，才有利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李国林每天都来与我们谈判，我们每次都是提出严正抗议，这样对峙了12天。在此期间，我们对看押我们的士兵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争取、瓦解工作。这个连队的绝大多数士兵都是淄川、博山的煤矿、铁路工人，一般都是在爱国热情的激励下才参加八路军的，只有李国林过去当过土匪头子，连长和个别排长是地痞流氓，大多数干部和战士对他们不满，且因生活较苦，多有思乡之情。其中有位排长叫韩德勤，有位班长叫张志勇，都是中共候补党员。我们被包围缴械时，他们俩曾向我使过眼色，使我意识到这里发生问题了。后来，韩德勤同志还写了个纸条包在小石块上投给我们，又使我们得知刘春同志到四支队开会去了，李国林就乘机投靠了秦启荣。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我们就在韩、张两位同志的配合下加紧做争取战士的工作，公开宣传国共合作抗战中国才有出路、反对积极抗日的共产党和八路军只对日寇有利的道理，同时选择对象个别劝说其脱离李国林，随我们一同跳出虎口归队。正当韩、张两同志从内部策动之际，发现有一班长跑出去告密，我们当机立断，由韩、张带领已表示坚决归队的7名战士和我们一起，连夜从颜庄西门土围墙的缺口处突围，直奔新泰独立营驻地，受到李耐夫、李枚青等同志的热情接待。

我们虽然脱险而归，但这次意外的波折给了我一个极深刻的教训，那就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提高警觉，才能免受损失，立于不败之地。脱险后见到亲人、同志，委屈与喜悦之情交织在一起，一泻而出。我们决定，由李枚青同志前往大王庄向分局和纵队当面汇报李国林叛变和我们脱险归队的情况。李枚青同志回来后，传达了分局和纵队的指示：(l)对我们一行9人临危不惧、分化叛军、胜利脱险给予通报表扬；(2)对韩德勤、张志勇等9位归队的战士予以表扬，并每人奖励3块大洋；(3)继续争取李国林部的战士归队。根据指示．我们决定以他们9个人9条枪为基础组建一大队的第七中队，提升韩德勤同志任副队长，张志勇同志升任排长，该中队受中共莱芜县委宣传部长亓宗禹同志领导，负责对李国林部的分化、瓦解、争取工作。由于我们当时没有钱来执行对韩、张等的嘉奖，李耐夫同志就主动回家变卖了半亩地，带回35块大洋，只能给他们9个人各发了3块大洋，剩下的钱请他们吃了一顿饭。不久，李国林部又有10余名战士经过争取归了队，加入了第七中队。当地青年参军很踊跃，七中队很快就发展壮大了。驻博山一带的秦启荣得知消息后，便调李国林部进驻距他较近的双龙峪。当李国林率部到莱芜徐家店一带骚扰时，被我们打了一个伏击，又有三四十个战士跑来归队。

经过这次波折，组织上决定我改名吴瑞林。我和李耐夫、李枚青同志带领新泰独立营到莱芜、新泰交界的雁门关，立即与泰山特委取得了联系。当时，特委驻在莲花山西部的圣井村。我从大王庄出发的目的地终于达到了。

十、海阔天高

圣井村，是莱芜第十区莲花山西部的一个山村，有七八百户人家，绝大多数为贫苦农民。这里土地贫瘠，人民的革命觉悟很高，村里有一百多名男女青年参加了八路军，村党支部也是全县比较强的中共基层组织。1938年l2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正式决定建立中共泰山特委。特委于1939年元旦成立，地点就是这个村庄。约在同年2月间，我告别李耐夫、李枚青同志前往圣井村与特委诸位领导同志会合。只见村里的道路是用石子、石板铺起来的，充分显示出山区村庄的特色。在村里，终于找到了特委书记兼四支队一大队政委夏辅仁同志，把分局的介绍信和纵队的任命书都交给了他。夏辅仁同志是位很持重的知识分子，白净的面容，语言虽不多，但对人态度和蔼谦虚。我们互相简单地作了自我介绍，他就带我到一个小院子里，说这个院子原是村长们的议事处，早已安排作我的住所，要我先休息好，待他通知特委各位委员来相见，然后再开会研究工作。

这个小院子也是用石块砌起来的，院内打扫得于干净净，一条小石子路直通院门。两旁的几棵枣树和柿子树悄悄地站在那里，光秃秃的，多么盼望有一身枝繁叶茂的春装！室内的墙壁用草泥抹了一层，上面刷了石灰浆，显得洁净明亮；用土坯砌的火炕，烧得暖烘烘的，更是舒适宜人。经过一天跋涉，躺在炕上也想休息一下，但想着想着，突然感到有些冷冷清清，不仅毫无倦意，反而更加兴奋了。整个圣井村，街上虽时有行人，却没有人民的武装；泰山特委刚刚建立，机关不继全，更没有武装保卫；我这个带兵的人的门前。也没有一个站岗放哨的卫兵。想到这些，思绪一下被拉回到十几年前在川陕边白色恐怖下工作的冷清情景，那时关心照顾并掩护我开展工作的，在阆中有我的一个姑妈，在通江有我的一个姨妈，在现时的冷清中我怎能靠特委书记和其他委员同志来厚爱优待呢？更何况现时的这种冷清局面同那时的冷清情景本来就不同，难道不能如同鲁东南那样开创出轰轰烈烈而又扎扎实实的新局面吗？只有改变单纯地下秘密工作方式，转而采取公开的大刀阔斧的工作方式，我们才能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才能按分局和纵队的指示不断发展壮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创造、巩固和发展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于是，自己暗下决心，一定要同特委全体同志坚强地团结在一起，突破工作作风的局限性，通过艰苦奋斗，把泰山区建成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使之成为分局和纵队同延安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联系的一个重要战略通道。想到这里，虽一夜未眠，但也能慢慢静下心来了。

早上刚起床，夏辅仁同志和特委组织部长刘莱夫、宣传部长董琰、工会主席许光明、妇委书记刘军、青委书记彭自芳等同志都来了，夏辅仁同志一一向我作了介绍，大家都热情地说，我们第一次见面，昨天他们就已商定到我这里来共进早餐，以示欢迎。只见刘莱夫同志提来了一篮子成鸭蛋和小咸菜，董琰同志提来了一筐子馍馍，刘军同志提来的是一壶开水，彭自芳同志拿来的是筷子和碗。大家吃得很高兴。夏辅仁同志说：“为了欢迎你，莱夫同志昨天专门去牛王泉镇买来了这些成鸭蛋。”我衷心地一再表示感谢。此情此景，又使我想起10年前一个中秋节的晚上，在川东宣汉东面的山坡上同第一次见面的川东游击纵队总司令王维舟同志借着皎洁的月光分食月饼的情景。同那次一样，这次早餐也是我一生中最记忆犹新的事，永远忘却不了。吃罢，夏辆仁同志就宣布特委会开会。大家自找座位，随和融洽，每个同志的特点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刘莱夫同志，是莱芜三区西上庄人，出生于农民家庭，知识分子，为人开朗，爱说笑话；董琰同志，新泰人，也是位知识分子，抗战前曾坐过国民党监狱，经张经武同志营救获释，他不像刘莱夫同志爱说爱笑，但善于思考，对问题的观察较仔细；彭自芳同志是从平津来的学生，东北口音，穿着长长的黑棉袄，戴着小瓜皮帽，不拘小节，不修边幅；刘军同志，是莱芜第一个参加八路军的女战士，抗战前在济南女师读书，徂徕山起义后参军，热情积极；许光明同志，博山煤矿工人出身，40多岁了，为人忠厚老实，也不爱多说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集体，从现在起，自己要在其中很好地工作、生活和学习，要和这个集体打成一片，同呼吸、共命运。夏辅仁同志要我先传达分局和纵队郭洪涛、张经武、黎玉3位领导同志的口头指示。我尽自己所记，源源本本地作了传达。夏辅仁同志扼要地向我介绍了泰山区的基本情况。特委的工委、青委、妇委都建立起来了，配备了干部；特委所属的莱芜、泰安、新泰、博山、淄川、章丘、泰（安）涸（水）宁（阳）7个县委也都建立了机关，配备了工农青妇工作干部，县以下建有30多个区委，不少乡村建立了支部，共有500余名党员（含候补党员200余名）；各县正着手建立群众组织，工作比较活跃，群众性的抗日斗争正在蓬勃兴起，但对敌占区的工作尚有待研究和布置。这些情况说明，泰山区是有大发展条件的。最后，会议研究了特委和军分区机关究竟摆在什么位置为好的问题。

大家围着夏辅仁同志拿出的莱芜地图，你一言我一语展开了讨论。听了大家的意见，我认为泰山区应以莲花山为中心建立抗日根据地。莲花山西起泰安崅峪与徂徕山相接，东至莱芜四区的碁山观、青泥沟子一带，南连新泰的羊流店、阳村平原与龙廷相通，北达莱芜颜庄与泰（安）莱（芜）公路以南的盆地相依，位居泰安、莱芜、新泰之交，处于泰山区的中心，山岭、丘陵、平原、盆地、河流俱全，物产也比较丰富，是坚持游击战争的好地方。由于圣井地处莲花山西端，靠近泰莱、泰新两条公路，易受敌之骚扰，特委和军分区机关似以设置于莲花山中心地区————李条庄、野店、任家庄、孙家庄、蔺家庄一带为宜。因为这一带东临沂蒙山区，南靠新泰平原，北依莱芜盆地，自然条件和战略地位均优于圣井。我把这些想法说出之后，董琰同志首先表示同意，并认为李条庄处于泰莱新三县边，地理条件最为优越。其他同志也同意这一意见，于是会议一致通过了机关设于李条庄的决定。

经过一段酝酿，为了建设莲花山根据地，特委和军分区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是：(l)改组莱（芜）南办事处，建立莱南县委和县政府。该县处于莲花山东端，辖莱芜的颜庄区和蒙阴的寨子区，以这两区为中心与新泰相呼应，以七中队作为莱南县独立营，在莱南县委的领导下掩护地方工作的开展．并开辟一条联系分局和纵队的通道。(2)放手发动群众，广泛组织职工会、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普遍建立群众抗日自卫队，掀起全区群众性的抗日救国运动的高潮。(3)加紧军分区武装建设，并分区分片开展活动，一中队活动于莱芜的鲁西、汶南两区；二中队活动子新泰、羊流两区；三中队即泰安独立营活动于泰安徂徕山区；六中队活动于莱芜的苗山、石马、文字观、常庄、白水湾、上下古德范地区；八中队活动于大汶口以南津浦线以东的泰泗宁三县边界地区；九中队活动于新（泰）蒙（阴）边的土门、龙廷、太洪峪地区；新建十中队活动于莱芜的寨里、口镇、雪野地区；十一中队活动于博山的夏庄、池上、上下瓦泉地区；淄川县委秘密武装由县委书记赵以川同志领导就地活动；章丘县委秘密武装以莱芜上下游庄为依托进行活动。这些武装一面掩护各县委开展地方工作，一面扩大部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九中队还要同七中队配合，保持泰山区与沂蒙区的联系；十一中队的活动地区要以鲁山北部为中心，保护泰山区与鲁山的通道。四中队则在军分区的直接领导下，活动于莱芜的鲁西区到泰（安）莱（芜）边的范家镇，由一中队相配合，沿泰莱公路打击日军，掩护我过路人员，并开展这一带的地方工作。(4)特委成员实行分工分片负责制。由刘莱夫同志前往莱芜、博山，董琰同志前往泰泗宁、新泰，我前往泰安，分别向有关县委传达上级的指示和特委的部署；夏辅仁同志和特委秘书长刘舜卿同志坐镇特委主持日常工作。将上述决心和部署书面报告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请示审批，并由我和夏辅仁同志向四支队的领导同志当面汇报听取意见。分局和纵队以及四支队的领导同志对这一部署都给予了充分肯定，称赞泰山特委有大发展的决心和气魄，部署周密扎实，很好地贯彻了分局和纵队的战略意图，要我们坚定地干下去，全面地加以落实，取得预期的成果。

十一、迎接罗政委

1939年4月上旬，我受泰山特委的委托，专程赴泰安东南部的徂徕山，在一个小村庄里找到泰安县委书记张烈和独立营营长程鹏同志，传达上级的指示和特委的部署，同他们一起研究了泰安县委的工作，整整花了一天时间，谈得很融洽，取得了一致的认识。

当天晚上，四支队副司令员赵杰同志带领警卫连指导员刘振华同志和该连的一个排突然来到泰安县委驻地。赵杰同志拿出山东分局和纵队转中央的电报，交给我们看了。电报指示四支队负责迎接由泰（山）西过津浦铁路到分局传达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罗荣桓同志。他这时是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的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我们当即研究了迎接工作的行动方案，决定由赵杰和程鹏同志带领警卫连的一个排，以军分区三中队的一个连相配合，前往迎接，并负责泰安方向的警戒；我和张烈同志带领三中队的一个排，负责大汶口方向的警戒；派出一个班到泰安城郊附近，负责对泰安敌情的侦察和报警；派出另一个班化装成农民和商人进到大汶口侦察，警报南来的敌人；派部队警卫徂徕山下的茅茨镇，妥善安排好罗荣桓同志的住处。一切布置停当，立即分头行动。当夜，按预定路线，赵杰同志接到了罗荣桓同志。跟随罗荣桓同志前来的是一个精干的骑兵排，由保卫部长苏静和一个参谋人员带领。他们到了津浦铁路附近，扬鞭跃马，在赵杰同志的接应下，由泰安、大汶口两条警戒线间顺利通过铁路线，疾驰茅茨镇。赵杰同志即令打两颗绿色信号弹，报知各路设伏人员解除警戒，收回部队，按原计划占领各山头关隘，执行警卫茅茨的任务。

罗荣桓同志早在1938年12月和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同志率部由晋西东进，于1939年3月进入鲁西地区，以一部兵力开辟运（河）西，主力继续东进到达泰西地区，决定创建泰西抗日根据地。由于负有传达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任务，他不避艰险，仅带一个骑兵排经泰西和徂徕山进人山东分局和纵队的驻地——沂水大王庄。恰巧这时我要在泰安整顿部队，首次有幸在泰山脚下迎接这位早年即追随毛主席上井冈山的著名的红军将领。第二天清晨，罗荣桓同志就起床收拾行装了。早餐过后，我们便按规定的路线护送他至莱芜寨里、枯河一带，以后至大王庄的护送工作就由四支队负责了。临别时，罗荣桓同志说：“约一个星期的时间，我还会返回这里，再和你们详谈。”我们答道：“我们在这里等首长回来，再送你返回鲁西。”

果然隔了一个星期，罗荣桓同志从山东分局返回来了。我们早就着人为他准备好了一只清炖鸡，煮了挂面，这种招待虽然简单，但算得上是我们最诚心地为他洗尘了。当他稍事休息的时候，我和苏静同志研究了护送方案。为了防备万一，我们先派侦察员分头到泰安城关和大汶口了解敌情，在津浦线上的南北方向各布置了三层警戒，发现敌情及时传递。苏静同志休息后，我又去和程鹏同志商量。对罗荣桓同志的安全，我们必须做到万无一失，觉得肩上负有千斤重担，兴奋得一夜未眠。第二天，罗荣桓同志约我们同他共吃早餐，边吃边谈。他很高兴又很随和，吃了我们从泰安城买回的酱菜，就称赞说：“吃到了泰安的这种名菜，也不亏来山东一趟啊！”淡笑中，他问我来泰安县的任务，问特委部署的落实情况，问泰安县委的工作进展，我和张烈、程鹏同志都如实作了汇报，一致表示了创建泰山根据地的决心，并说明泰安县的部队，从教导员、各队长和分队长到以斑为单位的全体战士，经过谈话，都愿坚持徂徕山的斗争，有信心保证红旗不倒，要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大家斗志昂扬。

罗荣桓同志听了我们的汇报，一面热情肯定我们的部署是好的，工作也很有起色，一面向我们传达去年9-11月党中央在延安举行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说全会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指示我们要依据全会的精神深谋远虑，问题要看得深一点，考虑得要远一点，要估计到两种可能，作好两种准备，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他说：“我们党必须肩负起抗日战争的领导责任。抗日战争的胜利要靠我们共产党，靠我们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人民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根据地。全党同志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周围，这是党团结并领导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基本保证。这就要求每个共产党员必须站在抗战的最前列．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各方面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这是党动员全国人民和我们一道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没新中国的基本条件。同时，我们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除了团结广大工农劳动群众共同抗日外，还要拉着国民党与我们合作抗日，要用长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但是，不能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及其军队身上，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就是坚持毛主席过去说过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方针，把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战区和敌后，不断扩大并巩固八路军、新四军和党领导的游击队，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在今后的抗战斗争中，我们在政治思想上既要反对‘左’的急性病，又要反对右的悲观主义；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既要反对‘左’的关门主义，又要注意反对右的机会主义，必须敢于同国民党的投降、分裂和反共活动坚决进行斗争，反对那种只讲联合不讲斗争、只讲统一不讲独立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你们看到中央转发的晋察冀太行山区的工作经验了吗？这些经验说明，一要团结国民党抗日的正规军，但对一贯摧残人民、破坏抗战的国民党地方惯匪必须予以打击，二要团结国民党正规军中的友军，但对国民党的投降、分裂和反共活动也必须坚决进行斗争，予以反击，决不能一味迁就退让。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才能保持和巩固统一战线，才能坚持合作抗日。这些经验，你们都可以借鉴。当然，不论是党内反错误倾向的斗争，还是同国民党投降反共派的斗争，都不能乱斗一气。党内反错误倾向的斗争，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乱扣帽子，要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要切合具体对象的具体情况；同国民党投降反共派的斗争，也不是一味地斗，是有联合有斗争，以斗争求联合，既不要斗得破裂统一战线，又不能束缚自己的手脚。”停了一会，他又关切地对我们说：“这次我到山东，从鲁西到鲁中，看到山东大好河山，的确对我们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十分有利。你们泰山区又处于津浦、胶济两铁路交叉的三角地带，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以徂徕山为依托的中心区泰莱新三县又是新四军和山东分局、山东纵队经过鲁西同八路军总部直至中共中央联系的一条战略要道。你们可以看出，现在己经充分显示出这一要道的战略意义。由延安东进山东、江苏的大批干部，是从你们这条路上过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许多重要的文电送达山东、苏北、华中各地，要通过你们这条路线；山东的锃亮锃亮的黄金送往延安，也要利用你们这条路线！所以，坚定不移地保持这条通道，是你们的一项战略性任务，至关重要。现在，斗争刚刚开始，抗战是持久的，敌我力量强弱优劣对比形势的变化要靠我们长期奋斗去争取。从长远和发展的观点看问题，今后的形势会更加复杂多变，斗争会更加残酷艰苦，不仅要同日寇、汉奸、卖国贼作斗争，还要同国民党投降反共派作斗争。尤其是你们的新泰、莱芜、淄川、博山都是产煤区，日伪和国民党都需要能源，他们都会同我们争夺泰山区这个战略要地，济南、泰安和津浦、胶济两线上的敌人随时都会出动‘扫荡’你们，你们的根据地也可能变为游击区甚至变为敌占区，对此决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充分估计到这种可能性，全面地作好这方面的精神准备，并采取相应的工作部署和斗争方法，以便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坚持，使徂徕山的红旗坚持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因此，我的意见，第一，在指导思想和工作方式上，要作两手或三手准备，一手是在山区周围的坚持，一手是在根据地周围敌据点的坚持，一手是在敌占区的坚持。徂徕山的面积不大，是座孤山，但周围比较富庶，有几个大村庄。部队在这一带坚持活动，要准备两套服装，有时穿军装，有时穿便衣；要建立两套班子，有时公开，有时隐蔽。泰安徂徕山下的茅茨镇峪，莱芜的鲁西、口镇，要估计到这些大村镇都可能被敌侵占筑为据点，如果被敌占为据点，就要发动群众千方百计地把它孤立起来。使它处于我们的围困之中。在敌占区，要转变工作方式，要由公开转为秘密，把公开暴露面目的人员调到部队，再选派一批干部进去从事秘密工作，长期隐蔽，建立好情报站，组织好情报网，做到对敌情了如指掌，心中有数；在铁路沿线，大汶口南北两段，要控制几个点，泰安城也要设法钻进去活动，做到内外结合，秘密的合法的斗争和公开的武装的斗争相配合；铁路沿线的斗争，不要单纯为了复仇出气就盲目地去刺激一下敌人，而要同整个战役或战斗的行动相配合。第二，要正确运用统一战线这个法宝，对日伪军开展分化瓦解工作，争取伪军反正。要根据情况区别对待敌伪人员，对极少数顽固不化的汉奸、卖国贼要严惩，杀一儆百；但对一般敌伪人员要多做教育争取工作，要他们采取两面态度，‘身在曹营心在汉’，多为我们通风报信，不干卖国害民的坏事，为自己留后路。也可以建立灰色部队，同样要他们采取两面态度。暗地里为我们做事，多做好事。至于对敌占区的一般人员更不要随便给化们扣上‘汉奸，的帽子，而是要耐心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高他们的觉悟，团结他们抗日。第三，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忽视发动、组织、团结、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这是我们力量的源泉，胜利的根本。要大张旗鼓地宣传抗日救国，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利用各种形式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加强党和军队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与团结。为应付可能出现的严重局面，群众组织也要有公开、秘密的两手，能公开活动时就公开活动，不能公开活动时就进行秘密斗争，并要善于保护进行过公开活动的干部和群众。这样就能获得群众的拥护，就能坚持长期斗争。第四，你们还要有独立自主坚持长期斗争的精神准备，即要准备在被敌分割的情况下，遵循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的组织纪律，紧紧抓住建党、建军、建政、建设根据地的工作不放，独立自主地发展自己，独立自主地坚持长期斗争，并与主力、与全局的斗争积极求得战略的乃至战役战斗的配合。总之，只要善于独立自主地保存、发展自己，机动灵活地打击、分化、瓦解敌人，扎扎实实地团结、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你们就能坚持长期、艰苦的斗争，并取得最后的胜利。”说到这里，罗荣桓同志要我留下，另向我交待一些事。

张烈和程鹏同志告退后，罗荣桓同志就问起我过去的工作情况。因为是第一次同他见面，我就从参加红四方面军的情况说起，一直说到鲁东南的工作，都简要地向他作了汇报。他开玩笑地说：“我是从红一方面军出来的，那我们就是‘两支兄弟部队会师’啰！”接着又十分郑重地说：“红四方面军的绝大多数同志能征善战，都是很好很能于的同志，只有一个张国焘除外。党中央对红一、二、四方面军的同志是一视同仁的，都是同样信任的。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过去由于全党的团结，三个方面军的团结，才开创了抗战的新局面，今后要夺取抗战的胜利，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还是要靠这种团结，要靠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团结。在山东，目前还有八路军主力和山东纵队要团结，山东纵队的几个支队之间、支队与军分区部队之间也要团结。从全局着眼，互相支持，互相配合，协同作战，争取胜利，既是这种团结的体现，也要靠这种团结来保证。”他停顿了一下，略加思索，放慢了声调：“你们关于创建泰山根据地的部署的报告，就体现了这种协同作战的精神。我在分局看了这个报告，曾建议分局转发给各区区党委和特委，要求各区都作出全局的长远的具有战略性的部署，并团结一致地为之奋斗下去。关于整个山东的形势，我和分局的同志也作了一些研究。沂蒙区，包括蒙山、沂山和鲁山，统为沂蒙山区，是山东的心脏。我们要占据山东抗战的领导地位，就要占据这个心脏地区。向南、向东南、向东、向西、向北的发展，都同这个中心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发展、巩固和坚持密切相关。现在，蒙山以北、鲁山和沂山以南的东里店和韩旺一带富饶的盆地，早被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占据了，南麻、鲁村、悦庄一带富饶的盆地，又被国民党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所辖的东北军占据了，我们在鲁中这个核心地带的力量已处于劣势。从战略上看，这是敌我必争之地，而为了坚持抗战到胜利，同国民党投降反共派的斗争也不可避免，这就更增加了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但我们必须顽强地进行斗争，要一直斗到底。我们进出沂蒙山区，仅靠经徂徕山通鲁西这条道是不够的。你们提出从莲花东端莱蒙边再开辟一条联系分局的通道；以鲁山北部为中心开辟泰山与鲁山间的通道，都是很有远见的部署。还要想办法创造条件在胶济线上开辟工作；再在济南至德州间开辟通道。这样，我们的行动就方便多了。”这时，吃晚饭的时候已到，通讯员送来了饭菜。我又陪着吃了晚饭，即准备送他启程。

按计划，我们乘夜很快到达津浦线上。“你们请回吧！我说的一些意见可以转告特委的同志们。我们后会有期。”罗荣桓同志紧紧握着我的手。说罢，他飞身上马，扬镳西去，迅速消逝在漫漫夜幕之中，留下的则是他那深谋远虑的音容，这在我的记忆中是永远都消逝不了的。

第二天，在中共泰安县委会议上，我传达了罗荣桓同志的一些有关指示，同志们认为这些指示代表中央的声音，切合泰安的实际，听了心明眼亮，信心倍增，一致表示热烈拥护。会议重新研究了全县对敌斗争情况，分析了哪些是根据地，哪些是游击区，哪些是敌占区，并区别不同情况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和做法。会后，约在1939年4月上中旬，我返回莲花山，首先向夏辅仁同志简要地说了罗荣桓同志指示的精神。他当即召集特委党委会议，有刘莱夫、董琰、李枚青、刘舜卿同志参加。我又原原本本地作了传达。这些同志过去长期在白色恐怖下从事艰险的地下工作，远离党中央，凭坚定的党性进行斗争，很难听到中央关于政策和策略的指示。听了传达，他们都心情激动，感慨万千，认为这是第一次听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过去由于不大懂党的政策和策略，吃了不少苦头。罗荣桓同志指示的基本精神，是要我们不仅敢于苦干，还要善于巧斗，要从全局出发，善于区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政策、策略和方法，苦干显精神，巧斗更强精神。特别是面对强大而又狡诈的敌人，处于复杂而又多变的环境，更是如此；更要求我们多学点唯物辩证法，多懂得党的政策和策略。说着说着，几个同志激动得热泪盈眶，都表达了一个共同的信念：只要我们正确贯彻首长的指示精神，方向对，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好，做好各种准备，坚持长期抗战，我们就一定能够在山东打出新天地！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就一定会通过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夺取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的胜利！会议决定特委和军分区联合召开全区县委书记、县长、县武装部长会议，传达贯彻罗荣桓同志的指示。这时，因秦启荣于3月曾指使所部在博山东面太河镇伏击残杀我南下受训干部和第三支队护送部队指战员共700余人，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组织主力向该地秦启荣部实行反击，我们军分区要派部前往支援主力作战，这次会议便推迟到5月中旬才在莲花山野店庄举行。会议在夏辅仁同志的主持下，由我传达罗荣桓同志的指示，并联系泰山区的实际分析了敌情，提出根据敌人连续“扫荡”冀南、泰西和莱芜大汶河以北地区的动态，我们莲花山区的反“扫荡”斗争在所难免，这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必须作好充分准备。夏辅仁、刘莱夫、董琰同志都作了关于领会指示精神的讲话。在两天的会议中，同志们情绪饱满，都认为第一次听到了中央的声音，提高了认识，增强了信心，并结合讨论研究了泰山区的形势和任务问题，明确部署了根据地、游击区、敌占区的工作。如淄川、博山的敌占区工作在会前即已着手建立，章丘县委在会后即以莱芜七区为依托，开始了向章丘山区的深入。会上还确定：特委办地方干部训练班，培训各级政府工作和工农青妇群众工作的干部；军分区办武装干部训练班，培训班排连干部，提高军事技术水平和带兵作战能力。这次会议在泰山区来说数头一次，是非常重要的一次会汉。会后的斗争实践，证明了这次会议具有多么深远的影响。

十二、泰山脚下两出奇兵

当我在泰山特委常委会议上传达了罗荣桓同志的指示以后，我们收到莱南办事处、蒙阴寨子区和该地群众的告急求援信，说国民党反共军秦启荣部包围了蒙阴西北面新（泰）莱（芜）边的丈八丘镇，扬言要打进去“自由三天”。军分区立即开会研究采取行动。李耐夫、李枚青同志了解当地情况，首先作了介绍。该镇有2000多户人家，附近的村庄早被秦启荣部奸掳烧杀，当地群众被迫逃难，许多人已携家带口到莲花山区谋生。有同志提出请四支队派主力去解围，因为我们军分区的部队都是新兵，能否取胜没有把握。我认为我们的部队是新部队，四支队也是新部队，正因为是新部队，需要通过实战才能取得经验，得到锻炼；而丈八丘属于我们寨子区的范围，又是泰山区通向沂蒙区的战略要道，解救该地群众是我们应负的职责。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同意这个意见。我随即提出具体的作战方案：一中队抽出150名精干人员，由该中队第一分队队长（连长）鹿洪九、指导员边逢棲率领；二中队抽出150名精干人员，由该中队第一分队队长（连长）环振民、指导员曹星步率领；大队警卫连抽出50人，由连长赵肃清率领，随我行动。这三支部队调集后，进行了三天组训，由我讲进攻战、伏击战和阻击战的打法，讲射击、投手榴弹等战术动作要领。指战员们对打顽固反共反人民、与汉奸不相上下的秦启荣部，个个战斗情绪饱满。组训一结束，我们即开始运动部队。一中队分作三个梯队，从莲花山出发，每隔2个小时发出一个梯队，分三批到达新莱边距丈八丘约20公里的桑梓峪隐蔽集结待命；二中队也按三个梯队每隔2小时从莲花山南麓的雁门关出发，陆续到达莲花山东头的庙子村隐蔽集结待命；我和李枚青同志带警卫部队为此次作战的指挥部，随一中队跟进。各部必须夜行军，自带干粮，不走群众居住的村镇，务必在拂晓前绝对隐秘地进入集结地。

到了桑梓峪，通知莱南办事处主任亓宗禹、蒙阴寨子区区委书记张子明、区长郑玉清同志前来汇报情况。经过分析研究，决定当天黄昏时分，由区委书记、区长和当地受害深而又愿意帮助我们的地主当向导，部队分三路，仍避开村庄，隐秘行军，长距离奔袭丈八丘西头的三个顽军据点，以我所带领的一路部队的行动为准，各路见信号即迅速突袭，务求全胜，不给反共军任何反击之机。我带领的部队，由受迫害的地主带路，先干掉了反共军的岗哨，接着悄悄地摸进了反共军盘踞的地主家庭院。此时反共军都已入睡，他们赤身裸体，不仅枪支未能上手，就是衣服也未来得及穿上，便被我们全部包围，一个个都缴了枪，当了俘虏。我令信号兵发了三发红色信号弹。一、二中队见信号同时行动，突然包围了另外两个据点的反共军，也是一枪未发，将反共军全部生擒活捉。按计划，这时集中兵力向东进击，直至全部歼灭丈八丘西头的反共军，才结束战斗。此次全靠突袭、近战的战术优势取得首战大捷，共毙伤反共军200余人，浮400余人，缴获机枪1挺，长短枪350余支。该地反共军残部向东逃跑。新生的军分区部队军威大振。

战后，部队在丈八丘休整一天。当地群众敲锣打鼓，自动送鸡、鸭、猪、鸡蛋等食物慰问部队，开明地主主动报名，向部队捐了3000套夏装。第二天，召开了数千民众参加的祝捷大会，进一步揭露秦启荣部的罪行，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抗日救国主张，号召群众组织自卫队和其他抗日救国团体，站岗放哨，盘查汉奸，保卫家乡，保卫生产，将广大群众高涨的抗敌热情汇注到建设丈八丘抗日根据她的斗争中去。从此，我们打通了从莱蒙新三县边莲花山东端到沂蒙山区的一条捷径，使泰山区与沂蒙区连成一片，因而受到山东分局的书面表彰和山东纵队的通令嘉奖。返回特委和军分区驻地莲花山的中心李条庄以后，根据特委的意见，又召开了莲花山区军民祝捷大会，夏辅仁、董琰同志在大会上讲了话，由我宣读了表扬书和嘉奖令，表彰了立功受奖人员，其中警卫连长赵肃清同志作战勇猛机智，打死了反共军的一个团长，缴得一挺轻机枪，特给予立功奖励。大会一结束，部队立即掀起了练兵的热潮，群众则掀起了拥军参军和建立区村基层群众组织与抗日政权的热潮，莲花山区的面貌焕然一新。

正当我们祝捷之际，接到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的命令，要我们军分区主力部队进至博（山）莱（芜）边，参加反击在博山制造太河惨案的秦启荣顽军的作战，限我们5天内赶到博莱边的文字观、响水湾、常庄和博山的上下瓦泉一带待命。为了掩护主力按时北调参战，特委和军分区决定：由夏辅仁、李枚清同志率部先进驻莱（芜）北寨里的边王许一带集结；由我带领从警卫连挑选出的50余人精干队伍，在莱芜汶河北岸泰莱公路上的嘶马河伏击日军，战后即会同夏辅仁同志北上；由李耐夫和泰山区七县联合办事处主任亓象岑同志率一部兵力活动于莲花山区迷惑敌人，防备泰安、莱芜两县城之敌南侵。嘶马河是日军运输汽车往返于泰安、莱芜两县城的必经之地。每隔一两天，必有三五辆日军汽车结队来回通过一次。我们早已掌握了敌人的这一活动规律，侦察了地形，准备在此伏击日军，锻炼部队。这次主力部队北调，正是打这种伏击的时机，使敌人摸不着我们的动向。我将警卫连分为两部，一部设伏于嘶马河西岸的河堤下，一部设伏于汶河北岸的河堤下，两部各带一挺机枪，并准备好手榴弹。这天9时，果然从莱芜城开来了三辆汽车，每辆车上载着10余个荷枪的日本兵。当汽车驶至嘶马河西岸的河滩时，就不得不减速，正好进入我伏击的射程之内，我两面伏兵一齐开火，先打敌人的汽车头和车轮子，使其开不动、逃不了；再集中火力歼灭敌人。共毙敌16人，伤敌11人，仅用5分钟就取得了毁敌汽车3辆、歼敌大部的胜利，我军无一伤亡。我当即下令撤出战斗，迅速向预定方向转移。被击毁的汽车和被毙伤的敌人后来都由莱芜县城的日军出动汽车拖运回去了。我们军分区部队对日军的首战胜利，被当地群众广为传颂。与此同时，李耐夫、亓象岑同志率领部队先在莲花山杜官庄住了一天，后转向八里沟，复返回莲花山以南，留一个排在山南掩护地方开展工作，其余人员分头在莲花山区发动群众，李、亓两位同志则带着我的大枣红马到处转移指导地方工作，造成我军分区主力部队仍在莲花山区的假象。这就是我们军分区部队二次投入战斗时给敌人布下的一种迷魂阵，起到了掩护北上反秦、南保山区的作用。

十三、学习甘兴霸

1939年4月中下旬，我带领警卫连从嘶马河北上和夏辅仁、董琰、李枚青同志会合后，便从边王许出发，以3天的时间率部到达文字观、常庄、响水湾一带暂驻。我和夏辅仁同志立即赶到博山去见正在那里指挥反秦作战的郭洪涛、张经武、王建安等同志，向他们报到，接受命令。一见面，他们热情表扬了我们在丈八丘和嘶马河的两次战斗胜利，并问我们带来了多少部队，参加这两个战斗的部队是否也来了，我们回答说都来了，有两个营和一个警卫连，共800余人。这时，四支队的几位领导人廖容标、林浩、周赤萍同志也都赶来了，大家互致问候，亲密异常。张经武同志开始向我们说明太河惨案的情况，现第三支队政委霍士廉同志及其所带领的一个团，仍在太河地区处于秦启荣所属王尚志部的包围中，情况十分紧急，故决定调集纵队第一、四支队和泰山军分区部队反击秦部，援救第三支队。他交待各部的具体任务是：第四支队从夏庄北面山梁上向东面池上进发；第一支队在太河流域断秦部后路；泰山军分区部队打中路，中间突破．从山沟里面打出去。张经武同志还决定从第四支队拨一个营加入中路作战，归我指挥。我说要不了这么多人，只拨给一个精干的由150人组成的加强连就够了，但我们的手榴弹巳消耗殆尽，则需要大量补充。廖容标同志说：“好！那就把钢八连给你吧。连长刘振江、指导员陈军两位同志都是能打仗的。手榴弹补给你五百颗。”我满意地说：“这就足够了！”

遵照张经武同志的部署，我和夏辅仁同志从钢八连、军分区的警卫连和一、二中队中挑选出500名战士，组成4个梯队，以刘振江、陈军率领的钢八连为第一梯队，赵肃清、朱成斋率领的警卫连为第二梯队，鹿洪九、边逢棲率领的第一中队为第三梯队，环振民、曹星步率领的第二中队为第四梯队，各带机枪和手榴弹。我们指挥他们缩编战斗队形，并由我给他们上课，讲形势、讲任务、讲要求，强调战斗的突然性和艰巨性，鼓励大家要勇往直前，发挥以一当十、以十当百的优良战斗作风；讲战术、讲打法、讲作战的机动性和灵活性，要善于掩护自己、歼灭反共军，务必将其打乱打跨。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又向纵队领导作了汇报。四支队的同志也在场，廖容标同志提出部队行动时间最好是第二天拂晓；我表示同意，并希望四支队在粱上打得快点，对我们在山沟里的行动就会更有利一些。张经武、王建安、廖容标同志都同意这个意见，并说“兵贵神速”，都要争取一个“快”字。我还提出，我们在太河地区向秦启荣部实行反击，秦启荣必然派部击我侧背，以增援王尚志部，故建议由夏辅仁、李枚青同志率军分区一、二中队的剩余部队，占领杨家横南头的两个炮楼和东西两面的两个山头，在这三个方向设伏，如秦之增援部队前来，即坚决予以阻击，确保我后方和侧翼的安全。大家都同意了这个建议，由我们进行具体安排。王建安同志说：“中路由于三面临敌，突破的任务艰巨，只有一支队和四支队协同快速动作，才有利于中路突破。谁先与三支队会合，谁就得奖。”张经武同志说：“这次反击秦军，各路指战员都要学三国孙权手下的名将甘宁。甘宁就是甘兴霸，他仅率一百名精锐骑兵突然迅猛地袭击拥有几十万兵力的曹操的中军帐，杀进杀出，杀得曹营大乱，自己无一伤亡，得胜而归。我们这次作战，也要有甘兴霸的战斗作风，尤其是打中路突破的部队更要发扬这种作风。”郭洪涛同志最后说：“这次反秦作战，是要坚决歼灭围攻我三支队的秦启荣部，既为我们的死难烈士报仇，又要打通被秦启荣切断的泰山区通向沂蒙区的战略要道，更好地开展山东的抗战局面。因此，这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各部务必做好思想动员工作，打好这一仗，在战斗中立功！”大家都表示决不辜负分局和纵队的重托，进一步做好准备，只等一声令下。

我和夏辅仁同志返回部队，再次进行动员，说明作战的意义，分析中路突破的有利与不利条件，指出不利条件是三面临敌，有利条件是秦部麻痹无备、战斗力不强，我军迅猛突袭、士气旺盛，强调只要我们从中路打乱打垮秦部，冲出去与三支队会合，就有利于其他几路兄弟部队的作战行动，号召全体指战员学习甘兴霸。

笫二天凌晨5时，按纵队命令发起突袭。一梯队首先打响，我带领三梯队随后跟进，秦部还在睡大觉，我们冲杀进去，打得他晕头转向，三、四梯队接着冲杀进来，轮番战斗至9时，一股气杀开了五道关口，冲出了约20公里的山沟，胜利地与三支队会合了。霍士廉同志见到我，非常激动地说：“老吴啊，你来得好快啊！”我赶紧请他指挥三支队投入战斗，同时命令赵肃清同志只给我留一挺机枪和一个警卫班，主力部队和三支队协同作战，抓紧有利时机追歼秦军。于是，我们又从南边迂回过来，协同四支队围歼山梁上之秦军。此战毙秦军300余人，伤其200其人，缴枪300余支，将王尚志部全部击溃。同时，夏辅仁、李枚青同志率部在杨家横阻击秦启荣的增援部队，将其击退，毙伤秦军100余入，俘30余人，取得打援战斗的胜利，保卫了后方指挥机关，支援了主力作战。

太和地区这次反秦战斗结束后，我们军分区部队胜利返回莲花山区，迎接5月传达贯彻罗荣恒同志指示精神（实为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全区大会的召开。

十四、敌“外”我亦“外”

全区大会后，泰山特委和军分区紧紧抓了反日军“扫荡”的准备工作。

当时，敌人对冀南进行了“扫荡”，接着就对泰西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发动九路围攻。并对活动于莱芜汶河以北泰（安）莱（芜）章（丘）边地区的我第四支队也发动了袭击，又对泰（安）泗（水）宁（阳）地区实行合围。因此，我们认定，敌人的下一个“扫荡”目标必将是我莲花山区。为了对付即将到来的“扫荡”，我们做了四个方面的准备工作：一是建立精干的两级指挥机关。首先健全军分区（大队部）及其政治工作机关，并将一、二、四中队划为军分区的直属部队，机动作战，其余各中队分别划归各县委直接领导，在各县区配合主力开展游击活动，打击汉奸，保护群众，使集中兵力作战与分散机动游击结合起来，加强部队的机动性和灵活性。二是整顿训练部队。各中队一面开展政治教育，深入进行反“扫荡”的思想动员，一面开展练兵活动，主要练射击和投掷手榴弹，练夜战和近战，提高战斗力。三是组织群众实行空室清野，主要是动员帮助群众收藏粮食和贵重的衣物等财产，人员分散隐蔽，尽量避免遭受敌人摧残。四是寻机打小仗，进行实战练兵。我带头领着小部队，采取有利就打，打了就走，冷枪冷弹杀伤敌人的麻雀战。在泰（安）莱（芜）公路上设伏袭敌，既练了兵，又打击了敌人，扩大了八路军的影响。

1939年5月底至6月初，日军调集主力5万余人从南、北、西三面向沂蒙山发动“扫荡”，企图一举围歼我山东纵队指挥机关和第一、二、三、四支队。泰山区紧连沂蒙区，又是我四支队的活动区，莲花山区的反“扫荡”斗争已迫在眉睫。由于敌人在外线以优势兵力实行分进合击，妄图将我泰山区的抗日武装就地歼灭，若不能就地“扫荡”，就以“铁壁合围”统统逼进沂蒙区聚而歼之，我们必须掌握敌人动态，以分散对集中，及时跳出敌人的合围圈，从内线转为外线，到敌人的据点附近去，变被动为主动。根据这一方针，我们作出了如下部署：

（一）一中队的三个分队（连），留一个分队随我们的指挥部行动，另二个分队隐蔽进至莱芜城东的安仙、辛庄、颜庄间分散活动。

（二）二中队的三个分队（连），留一个分队亦随我们的指挥部行动，另二个分队隐蔽进至新泰西部的羊流店一带分散活动。

（三）四中队隐蔽进至莱芜城西的鲁西、范镇间丘陵地带分散活动。

（四）军分区指挥部带领警卫连和一、二中队的两个分队进至莲花山东头的桑梓峪一带隐蔽活动。

（五）各县区武装在中共县、区委的领导下，以班排为单位分散活动于群众中，县区党政干部也一律随部队和群众活动，保护群众，组织群众开展反汉奸、反特务、反“扫荡”斗争，实行空室清野，掩护老弱妇幼安全转移，并及时向指挥部报告敌情，以便主力依敌情机动作战。

正当我们紧张地按照上述内外线结合的部署实施主力外线展开之际，从新泰、羊流、莱芜、颜庄、泰安、鲁西、范镇出动的七路敌人，果然向我莲花山区举行分进合击的“扫荡”。由于我军分区部队已经分散隐蔽，主力跳出了这一合围圈，使敌人扑了一个空，我未伤一兵一卒。

约在6月下旬，敌人又从泰安、新泰、宁阳、泗水调集兵力，向活动于泰泗宁边的第四支队一部发动四路围攻。该部开展了反“扫荡”作战，乘势跳出了敌人的合围圈，安全转移至莲花山，但又误入“扫荡”莲花山的敌军的合围圈，因而又遭到敌人的进攻。第四支队的同志们组织反击，带着四个连队再次跳出敌军的包围，但有一个营部和一挺机枪尚未撤出。我得悉这一情报后，立即命令赵肃清同志率警卫连从西面打下去，环振民同志率二中队的一分队从东面打下去，以猛烈的火力两面夹攻，将敌击溃，把该营部100余人全部援救出来，一挺机枪也带回来了。在鹿洪九同志率领的已占据制高点的一中队一分队的掩护下，我带领警卫连和该营部l00余人安全转移至莱（芜）蒙（阴）边的桑梓峪一带休整，旋即转移至丈八丘一带活动。我和夏辅仁同志和四支队的战友做慰问工作，让他们洗衣、理发，搞个人卫生，并在我们的护送下军容整洁地返回部队。廖容标、林浩同志亲自出来迎接我们，感谢我们对该营部战友的援救，热烈表示要向我们学习。

敌人这次“扫荡”的主要目标是沂蒙山区。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增调第5、21、32、114四个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五旅团以及大量伪军，从诸城、临沂、费县、平邑。泰安、新泰、莱芜、临朐、安丘等县城出动，分别侵占了莒县、沂水、蒙阴等县城，突破莲花山，直逼沂蒙山区的大王庄、东里店、鲁村这一核心地带，即我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国民党山东省政府、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部的所在地。国民党沈鸿烈、于学忠两部虽作了一定的抗击，但很快溃败，损失较大。我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则实行内外线结合，广泛开展游击战．积极从外线打击敌人，及时援助友军脱离险境，坚决粉碎敌人的大“扫荡”。莲花山反“扫荡”胜利之后，我军分区部队奉山东纵队的命令，向津浦、胶济两铁路线出击，积极开展破袭战，打击敌人，特别是打击新组建的伪军，取得了许多战斗的胜利，大力配合了我沂蒙山区军民的内线斗争。在转入外线的山东纵队各部的打击下，日军被迫回援，防守铁路干线去了。7月初，敌人的这次大“扫荡”就被我沂蒙山区根据地军民粉碎了。

反“扫荡”后，我带领部队转至新泰、莱芜、蒙阴三县边界地区开展工作，恰巧遇见了在泰西反“扫荡”以后来到这里的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恒同志和代师长陈光先同。“你们在反‘扫荡’中有没有损失？”罗荣恒同志一见面就这样关切地问我。我说由于我们事先分析了敌情，早有准备，实行了以分散对集中的方针，及时跳出了敌人的合围圈，转至外线，接近敌占区，袭扰敌人后方，部队没有受到任何损失，而处于内线机动的部队还营救了被敌包围于莲花山地区的第四支队的百余人枪。罗荣恒同志非常高兴。陈光同志则在我背上打了拳，满怀激情地说：“老吴，你们有预见，打得好！”果然，没过几天，我军分区部队就受到了山东纵以的表扬。

这次反“扫荡”虽然胜利了，但莲花山区的斗争是更加艰苦复杂了。敌人除了占据蒙阴、沂水、日照、诸城、莒县等城镇外，还在我泰山区新安设了一些据点，并加强了原据点，如泰安的黄泉，组徕山|前的崅峪，新泰的羊流，莱芜的颜庄，章丘的文祖，博山的北博山和青石关、夏庄，等等，把我们的大片根据地分割成了几块。敌人凭仗这些据点，对我区展开“蚕食”作战。同时，还加紧派遣汉奸、特务，从根据地内部对我进行破坏活动。我们发动根据地军民，一面打击在反“扫荡”中暴露出来的汉奸、特务，进一步提高群众的觉悟，开展防奸反特斗争，一面在边缘区开展反“蚕食”斗争，在游击区建立两面政权，对敌据点则千方百计地加以打击和孤立，并从其内部开展分化瓦解敌伪的工作，逐步巩固了我们的抗日阵地。

十五、打开战略通道的斗争

1939年7月，即取得夏季反“扫荡”胜利之后，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八路军山东纵队指示泰山特委（不久改为地委）和军分区在莱（芜）新（泰）蒙（阴）边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粉碎日伪修筑莱新公路的企图，并同国民党反共军秦启荣部在这一地区的反共活动作斗争，保证泰山区与沂蒙区之间的这条战略通道畅行无阻。

接到这个指示，我们进行了讨论，决定：以军分区的四、七两个中队部署于莱芜地区，加强战备，对付从莱芜县城出动之敌；以三、五两个中队西进泰安、大汶口一线，准备迎击、钳制从津浦铁路出动之敌；以六、八两个中队部署于泰（安）莱（芜）公路线以北，向胶济? 铁路靠近，配合第四支队作战；由我率领一、二两个中队进入莱新蒙边。部署后备部立即行动。

莱新蒙边，包括以青泥沟为中心的莱芜南部，以太洪峪为中心的新泰东北部，以黄庄、寨子、石庙子、丈八丘为中心的蒙阴西北部，方圆七八十公里，有30余万人口。到达该区驻定后，即会同中共莱南区委书记亓宗禹等同志讨论贯彻分局和纵队的指示，分析敌情和民情，研究开展工作的步骤和方法。同志们一致认为，这一地区处于莱南莲花山东端的颜庄、辛庄的各一部，都是靠鲁山西南面的丘陵地带，而靠蒙阴西北部和新泰东北的丘陵地带则是四面环山的一块盆地，粮食作物比较丰富，人民生活比较安定，但政治情况比较复杂：占据莱新蒙三座县城的敌人对这三县边地区虽暂时鞭长莫及，但妄图依靠修筑莱新公路加以控制，且敌颜庄据点对我威胁很大，我部队尚无力加以拔除；秦启荣对这一比较富庶之地也一直觊觎不放，誓必与我进行争夺；该地区人民虽受到抗战大潮的影响，但广大群众尚未组织起来，掌握政权的仍是地主阶级。因此，这是敌我必争之地，我们必须争取时机，迅速在这里广泛深入发动群众，开展统战工作，积极恢复和发展中共地方组织，打开抗战局面，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建立政权，扩大人民抗日武装．建立起坚强的抗日根据地。认识统一后，我决定着手进行下列几项工作：

（一）将中共莱南区委改建为县委，仍由亓宗禹同志任书记，领导党的建设工作。

（二）将莱南办事处改建为县政府，由王醒同志任县长，领导区乡村政权的建设工作。

（三）召开民主人士和士绅名流座淡会，宣传党的政策，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日，逐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四）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广泛宣传和组织群众，普遍建立抗日救国群众组织。 经过3个月的努力，这几个方面的工作都有很大的进展，完成了预定的任务。特别是我们主动纠正了以往工作中的一个错误，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事情是这样的：莱南原颜庄区即四区区长亓道宏保存有10多枝长短枪和一批子弹。我原莱南区委亓宗禹同志没有对他深入进行动员工作，就要他交出枪枝子弹，见他迟迟不交，就把他的父亲抓起来当人质，强迫他交。据说亓道宏是个孝子。我们的同志认为，他为了救回父亲，一定会交出枪来。但是这种做法，既伤害了亓道宏父子的感情，又导致一些上层人物对共产党和八路军产生误解，还不自觉地给国民党投降反共派提供了一个反共的口实。我率部进驻这一地区后，发现这种错误做法，立即做莱南县委领导同志的工作，帮助他们深刻认识并主动纠正这一错误，然后向一些上层人物做解释工作，又通过他们去做亓道宏的疏通工作，表明我们要向他赔礼道歉。接着，我们又召开民主人士和开明士绅座谈会，特地邀请亓道宏前来参加，并热情地宴请他们。在座谈会上，我说明了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解释了只有全民动员，有人出入，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团结对敌，才能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抗战胜利的主张。在宴席上，我同亓道宏先生及其父亲坐在一起，当面把他的父亲交给他，当众向他们父子承认强行抓人索枪是不对的，我们领导者对干部教育不够，承担责任，特赔礼道歉。他们父子被感动得流着眼泪，和其他一些开明士绅同声高喊“共产党好！”“毛主席好！”宴请后，又送他们父子一起回家。第二天，亓道宏先生亲自送来了12枝长枪和一支匣子枪以及2000发子弹。乘这个机会。我又和亓道宏先生个别淡活，进一步向他交待政策，期望他与我们长期合作，彼此以诚相待，同时嘱咐他为了应付敌人，表面上要装得灰色一些，要注意掩护自己，不要暴露出真心对我、假心对敌的面目，这样做对抗战有好处，对我们有好处，对他自己也有好处。他听了这些话，更为感动，噙着热泪说：“我过去受国民党的毒太深了，所以对你们总有戒心，有隔阂，现在理解你们了，我要宣布退出国民党。”我指出国民党里也有许多真正的爱国民主人士，有许多真正的抗日分子。像秦启荣坚持反共、破坏抗战的败类只是少数。劝他不要退出国民党，说明只要他真心实意拥护共产党和八路军，积极参加有利于抗战的一切活动，而又善于掩饰这些活动，善于同敌人虚与委蛇，就是对抗战大业做出的贡献。他最后连连点头：“我懂得了！我明白了！”回去后没过几天，又亲自送来他保留的3枝步枪和1000发子弹。亓道宏先生的爱国行动，一方面教育了我们的干部，使他们进一步认识到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的重要性；一方面带动了许多开明地主、士绅自动向我们送枪送粮捐款，使他们感受到共产党和八路军是真正团结他们抗日的。当地的一些红枪会组织也因此受到影响，纷纷要求我们将他们改编为抗日自卫队。广大人民群众更加相信和拥护我们，积极参军参战，活动于莱芜的四、七中队得到了发展壮大。???

1939年9月，我带着部队驻进莱南的石庙子地区，在这一带保卫群众秋收，保卫群众欢度中秋节。为此，我对兵力作了部署：一中队由中队长孙黎率领驻东石庙子，警戒莱芜、颜庄的敌人；二中队由中队长环振民率领驻南石庙子，控制南面的两个山头，警戒新泰方面的敌人；我带警卫连两个排，设指挥所于中石庙子。各部都安排有哨兵日夜巡逻。这年庙子地区风调雨顺，群众满怀喜悦过中秋、庆丰收。中秋节之日（9月27日），群众家家户户吃饺子。我的房东对我们特别热情，这天晚上一定要请我们吃羊肉饺子。吃了饺子，我检查了巡逻的情况，至晚10点钟以后才睡觉。是夜下着瓢泼大雨。突然间，听到哨兵鸣枪报警，我的指挥所旋即遭到敌人掷弹简的攻击，原来敌人已偷袭进来了。眼看我指挥所的小楼成了敌人集中攻击的目标，我迅即转移到楼下一个地窖里指挥反击，警卫连长赵肃清以及警卫员赵魁阳、小亓、李小石等同志各占据楼下的有利位置狙击来敌。对着准备翻墙进袭的敌人，我专用匣子枪打，来一个打一个，一枪一个，弹无虚发，连续打死了20多个日本兵。赵肃清同志在这次反偷袭的夜战近战中冲进敌群里展开肉搏战，接连刺死数名敌人。赵魁阳同志年仅18岁，个子很大，见敌人冲上来了，端着枪，上上刺刀就勇猛地向前冲刺。我喊道：“赵魁阳，先上顶门火！”“知道了！。只见他冲上去，先用顶门火击毙了第一个敌人，接着刺倒第二个。他扔掉上衣，光着膀子，同头戴钢盔、脚穿皮靴的全副武装敌人拚搏，敌人在他面前倒下了，退缩了。警卫员小亓和小李也都冲在前面，英勇杀敌，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就这样，我们警卫连的钢铁战士打退了七八名日军的突然袭击，毙伤敌60多名；我方牺牲战士5名，伤7名，取得反偷袭作战的胜利。我看到战士们奋不顾身，打红了眼，想乘胜消灭剩下的10余敌人，并夺取敌人的机关枪。这高昂的歼敌情绪一时是难以制止的。这场反敌偷袭的殊死战，从中秋节午夜后2时一直打到天亮后上午10时。战斗行将结束之际，敌情发生了一些变化，新泰、莱芜的敌人出动增援。原从颜庄出动偷袭的残敌向我施放催泪弹和毒气弹，霎时烟雾弥漫，我被熏昏过去了，并被炮弹和枪弹重伤多处，特别是下腹部和右腿及脚背伤得厉害。赵魁阳同志见我负伤，掩护警卫员小亓和小李将我背下阵地，向北转移至莲花山东头的獐家屋，卫生员为我包扎好伤口，临时搭了个床铺让我躺下。由于流血过多，我一直处于昏迷状态。这时，环振民同志率领的二中队在南石庙子已打退了新泰出动的增援之敌：一中队的第一分队队长鹿洪九同志发现中队长孙黎带队北去，感到孙黎行动可疑，又听到中庙子激战的枪声，估计一定是指挥所遭敌袭击，便主动率队在东石庙子加强警戒，也打退了从莱芜出动的增援之敌；七中队在韩勤生同志的率领下，亦赶来石庙子增援。正是在他们的掩护下，警卫连才胜利撤出阵地，并将我转移至安全地带。

这次中石庙于所以遭敌偷袭，主要原因就是孙黎的叛变。他把我指挥所的位置、兵力和夜间使用的口令都出卖给了颜庄的日军，战斗一开始就撤离警戒带队北逃，给敌人让路，敌人才得以毫无阻碍地奔袭我指挥所。孙黎原是青年学生，曾在陕西云阳青年训练班学习，但他出身于地主家庭，染上了花花公子的坏习气，生活作风不正，群众已揭发他常和一地主家寡妇通奸，还把白面儿（鸦片）放在卷烟里吸毒。我们对此有所察觉，李枚青、李耐夫同志还提出了撤换他队长的意见，我和夏辅仁同志也认为调换一下职务好，但由于原特委个别同志坚持认为这些问题均属内部问题，应加强教育，而不宜撤换职务，这样才没有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让这个腐化叛变分子一直掌握着一个中队的武装，终于酿成了这次遭敌偷袭事件。所幸全体指战员英勇善战，才没有造成严重损失。

??? 我们的鲜血没有白流。庙子战斗的胜利，打出了泰山军分区部队的声威，受到当地各阶层人民的交口称誉，因而也大大增强了莱新蒙边根据地抗日军民的团结。从此，这块抗日根据地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始终保持了泰山区和沂蒙区之间的战略通道，保征了中共中央和山东分局间通过这条要道的联系。当然，这都是经过反复、艰苦的斗争才取得的。罗荣桓同志曾当面对我明确指出：“开辟和保卫这条战略要道的任务，你们领导干部要亲自抓，要下大力抓。此地是敌我必争之地，要经过多次反复的较最，甚至要付出代价。我们才能巩固地占领并保持之。”我们的斗争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预见的正确性。

? ??十六、鱼水情深

??? 1939年9月28日中午12时，我们结束了庙子战斗，取得反敌人偷袭并打退敌军增援的胜利。这时，我逐渐从昏迷中清醒过来，同志们才松了一口气。当天下午，夏辅仁同志和我的妻子刘军同志赶来看我。我简要地向他们说了战斗经过和孙黎叛变的情况，请夏辅仁同志及时加以严肃处理。他们看我伤势严重，立即指定警卫连长赵肃清同志带两个排护送我过泰（安）莱（芜）公路，到驻莱芜二区五色崖村（此为山区）的第四支队卫生处治疗。由于当时遍地布满青纱帐，担架便于隐蔽，警卫连的同志们迅速将我护送到五色崖村。四支队卫生处长张一民同志带着护士接收了我。他检查后，对我的伤势特别是腹部的重伤感到难以诊断，如何治疗也就无从下手。正在踌躇为难之际，刘军同志的父亲，我的岳父刘化东带着原山东济南齐鲁医院的王子修大夫赶了来，真是“火救燃眉”。这也要感谢我们军分区部队的供给处长亓伟同志。他在我受伤后及时告诉了我的岳父，我岳父便利用关系马上请来了住在莲花山的王子修大夫。经王大夫观察，发现我腹部的伤口呈人口状张裂着，内突出像舌头一样的一块肉堵着伤口。复又检查下身，发现左边的一个睾丸没有了，于是断定由于腹部受伤裂口，睾丸因韧带收缩被拉到腹部伤口上了，必须施行手术将睾丸推至原位。他对我岳父说明了这个诊断意见，并说虽带来了一点麻药和止痛药，但要这样治疗非要忍受巨大痛苦不可。我岳父将他的意思转告我和刘军同志，并征求我的意见。我当即回答：“只要治好伤，再大的痛苦我能忍受，就请王大夫放心地动手吧！”在四支队卫生处的协助配合下，王子修大夫先给我打上麻药，然后慢慢用力将收缩到腹部伤口处的睾丸向下推挤，时间一长累得他满头大汗。经他精心推挤，睾丸回复至原位，伤口也合拢了，但必须要用手按着，否则睾丸又会缩上来。先是王大夫按着，后由警卫员赵魁阳和小亓两位同志轮流帮忙。3天后就用绷带固定起来。伤口都重新包扎好，同志们都放下了心，我也就安心养伤。十几天之后，伤口都大致愈合了，但击中腿部的弹片由于无法开刀取出，我的腿一时还伸不开，脚不能落地行走，组织上又把我转移至莱芜的台头继续养伤。

??? 在台头养伤期间，王子修大夫继续为我精心治疗。国民党进步人士刘梅岑先生、泰莱新边知名人士亓道宏先生、莱芜的著名绅士亓聘如和李莆山先生，以及蒙阴黄庄和寨子一带的民主人士，或亲自骑毛驴来看望我，或派自己的儿子带着礼物来慰问我。他们的这种深情厚谊，表达了他们对共产党、八路军的信赖和景仰，当时给了我极大的鼓励，至今依然时时激起我无限的怀念。

??? 眼看就进入秋冬之交了。时间已过去了两个月，我腿脚的伤势却未见什么好转。这时，接到参谋长李耐夫同志送来的情报．得知莱芜城内敌人增强了兵力，有可能出动“扫荡”，他已带领部队在莲花山一带做好了反“扫荡”的准备。我将情报转交四支队，他们虽似乎不太相信，但还是有些担心我的安全．要派部队保护我转移。我坚持不同意他们这样做，他们才没有派。我的警卫连长赵肃清同志返回部队的时候，给我留下了4名警卫员和4名侦察员，带有长短枪。我们都穿便衣，剪短了头发，化装成老百姓，从台头又回到莱芜山区五色崖村，和群众一起准备反“扫荡”。果然，敌人从莱芜城出动了，四支队也转移至此。为了更好地分散隐蔽，我拄着双拐和警卫员、侦察员带着警卫员赵魁阳同志的母亲以及五色崖村的群众转移至五色崖东北面的山坡上，4名侦察员白天睡觉，夜晚站岗放哨、侦察敌情。我们和群众在一起，安全避免了敌人的“扫荡”，人员无一损失。回到五色崖村后，我住在一位老乡家里，又请来了一位中医为我治腿。因为我的右脚神经被打断，右脚总是下垂，不听指挥。这次医生一面为我按摩，一面采集刺柳煮水为我烫洗。同时，我备了一根特制的小木棍，一坐下来就把木棍放在地上，用脚搓来搓去，以增强腿脚的伸拉力。为了帮助我尽快康复，附近的群众不断送鸡、送鱼、送蛋来，还怕我不接收，都异口同声地说：“你吴司令要是不收下这一点心意，就是瞧不起我们，同我们还不是一条心！”警卫员赵魁阳同志的母亲就住在这个村。她差不多每天都来看我，给我煮稀饭、包饺子，就像对待她的儿子一样对待我。住在五色崖山坡上时，她也住在我身边，多方照顾我、掩护我，寸步不离。我们还一块搬到杓山后坡一位姓盛的老乡家住了几天。就是远离五色崖村的莲花山的人民群众，我听说他们也常常在探问我的消息，挂念着我的伤情。由此，我更加深切地感到广大的人民群众就是我的父母，给予我的关心、体贴、照料，成了我的勇气和毅力的源泉。正因为如此，我下定决心进行治疗、锻炼，再苦再疼也要坚持。自己已经经历了25个春秋，虽为党为人民做了点事，那算得什么。今后革命的道路还长着呢，只有加紧锻炼，加速康复，返回部队，再立新功，为泰山区人民的解放流血流汗，为人民的革命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才对得起党。才对得起人民。想到这些，我就浑身是劲！

1940年春节前夕，中共泰山区地委机关已移至莱芜、博山边的莱芜东北部六区文字观、响水湾、常庄、上下瓦泉、池上一带开展工作。我就随之移驻文字观与地委机关会合了。文字观的张华岑老先生听说我到此养伤，就常来找我，交谈对抗日战争的想法和意见。当时，地委正在响水湾筹备召开泰山区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界救国会代表大会，因为泰山区的淄川、博山、泰安、莱芜、新泰等县都建立了县级抗日民主政权，需要建立正式的专区抗日民主政权。在3月底4月初举行的大会上，正式改泰山区7县联合办事处为泰山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选举出赵笃生同志为专员，同时成立了泰山区各界救国会联合会。出席会议的代表提出要求我到会与他们见面。一天晚上，赵笃生同志来到文字观对我说：“代表们都要求你去与他们见见面，如果你不能去，他们就要来看你了。”我实在不能拒绝，便连说：“我去，我去”。第二天，依然下着漫天大雪。临走时，警卫员特备了一匹马，把我扶上马后，还要帮我扛着双拐，照顾我慢慢行走，因为我的腿脚虽然经过锻炼有所好转，但仍不能扔掉双拐着地独立行走。从文字观到响水湾，只不过1公里路，若在平时花十几分钟就走到了，这次骑马也花了这么长的时间，真是给警卫员赵魁阳同志增添了许多麻烦，一种内疚之感和感激之情不觉油然而生。代表们见我拄着双拐到会看望大家，都报以热烈的掌声，要求我讲话，令我十分感动，噙着满眶的热泪，止不住地流落下来。我讲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性，讲了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在共产党、八路军和抗日民主政府的周围，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就能最后战胜敌人、夺取抗战胜利的道理，讲了在抗日民主政府和各界救国会联合会的组织领导下，广泛发动群众参军参战，开展拥政爱民、拥军优属活动，加强根据地各项建设，增加生产，增强军政、军民团结，就一定能把泰山区建成巩固的根据地，泰山区的人民就一定会迎来抗战的最后胜利！我的这些话获得了代表们的热烈反响，我的心也和代表们的心更贴近了。我决心要以新的战斗胜利，来报答泰山区人民对我的厚爱。

十七、从地方军到野战团

响水湾会议后，中共泰山区地委和泰山军分区举行会议，传达贯彻八路军山东纵队关于整训部队的指示，主要任务就是要使主力部队正规化，地方武装基干化。根据中共山东分局、山东纵队的指示，决定调我到第四支队任第一团团长。这时，由于我长时间治疗休养，夏辅仁同志又早已随郭洪涛等同志赴延安，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已调第四支队副司令员赵杰同志任泰山军分区司令员，由刘莱夫同志接任泰山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因比，山东纵队副指挥王建安同志找我谈话，说我们当前要加强野战主力军的建设，要组建几个旅，几个支队都要加强野战团，纵队主力要由游击性向正规化发展，指示我去四支队任第一团团长，说他要兼任第一旅旅长，希望我好好带领部队多打胜仗，问我有什么意见。我坚决地表示一切听从组织安排，党指向哪里自己就打到哪里，并竭尽全力完成分局、纵队和支队交给的战斗任务。

回到地委机关，立即向同志们汇报了自己调动工作的事，大家都直率地表示了彼此间经年余战斗建立起来的深厚革命情谊，说留不住人但总要留下几句“临别赠言”吧！刘莱夫和地委组织部长蒋方宇、宣传部长董琰等同志都恳切地要我讲讲工作上的意见。我要求互相交谈交谈，请同志们对自己提出批评意见。同志们都很谦和，给了我很多鼓励，说我在泰山区带出了一支3000多人的有战斗力的部队，打了许多胜仗，只要一提到是“吴瘸子的部队来了”，连日本鬼子都怕三分哩！引得大家一起哈哈大笑。我趁这种热闹劲，就推心置腹地说了三点想法，以表我们共同战斗中所得到的一些感受。第一，我们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一定要坚决、全面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如我们既要坚持统一战线，又要坚持独立自主；既要坚决抗日，又要敢于反顽，等等。这些方方面面，我们都不能感情用事，盲目蛮干，不能因小失大，要讲党的原则。过去我们对秦启荣反共活动退让迁就，有过血的教训；在莱南统战工怍中也有某些失误的教训，都值得加以总结，认真吸取，避免今后重犯类似的错误。第二，我们的工作和斗争中要不断加强军政、军民团结，要真心爱护群众，保护群众利益，始终深入于群众之中，发动和依靠群众，同群众建立起鱼水相依的关系。取得了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我们就能克服一切困难，战胜一切敌人。得民心者存，失民心者亡。这是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必须牢记在心。第三，要擦亮眼睛，分清是非，分清敌我。是非问题，原则上要在内部加以批评教育，不能乱扣帽子，要热心帮助同志改正错误，决不能不分敌我乱杀人，乱杀人是违反党的政策、不得人心、脱离群众的；但对敌我问题我们又不能麻痹大意，姑息养奸。这两方面我们都有过深刻的教训，如对暗藏的奸细处置不力我也是有责任的，愿和同志们共同吸取这些教训。地委几位负责同志听了这些意见后，都表示赞同，说很有针对性，并感谢我坦诚地讲出了这些意见，对他们大有帮助。

1940年三四月间，山东纵队第四支队司令部仍驻在莱芜东北部的常庄。当时我的伤势虽尚未痊愈，但由于部队整训任务紧急，我就拄着双拐到常庄上任了。在司令员廖容标同志的主持下，召开了四支队整编后的第一团成立大会，宣布由我任一团团长，老红军陈奇同志任副团长，山东徂徕山起义参加者李伯秋、孟英同志分任团政委和政治处主任。我和李伯秋同志都在会上讲了话'向全团指战员表明了为带领部队实行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完成纵队和支队交给的光荣任务而团结战斗的心愿。会后，廖容标同志要我们4个人到他的办公室，研究组建团部的问题，决定：以八连连长子廉、孙起孟和另一位同志分任作训参谋、侦察参谋和通讯参谋，团参谋长暂缺；郭子明、董超和另一位同志分任政治处的组织、宣传、民运股长，董致宽同志为政治处的特派员；夏天佑同志为管理主任；王云同志为供给处长，下设粮秣、军需、会计三股和卫生队（杨超同志任队长）。整个团部机关30多人，是比较精干的。这个团是由四支队的原一、二、三团合编而成，其基础是山东徂徕山、黑铁山起义的两支部队，以及十字路汪洋、张岗两同志带领的起义部队，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在抗战中不断成长壮大，越战越强。统一合编后，加上团直属的炮兵连、侦察连、警卫连，全团3个营，共15个连队，3000余人，堪称建制充实的主力团队。怎么带好这支有光荣战斗历史的部队，我想还是坚持一个字：“严”。

团部机关组建后，经我们研究决定，向全团下达军训命令的第二天就开始训练，以便更好的迎接新的战斗。训练的基本内容和要求是：(1)每天早操；(2)紧急集合；(3)射击；(4)投掷手榴弹；(5)土工作业；(6)夜行军。作训股据此编好计划，作出安排，逐步进行。对直属连队、机关，按其不同业务提出不同要求，各自安排训练内容。一般是上午训练，下午以班排为单位进行讨论。训练计划下达到各营连。第二天拂晓6时，一响起床号，我即起床漱洗，着军装骑马到操场。在操场上，我拄着双拐督操。值班员报告：“二营营长和三个营的教导员没有出操。”“命令全团指战员明天按时出早操。”我严肃地对值班员说。第二天早晨，我又提前到操场，部队集合后，值班员报告：“营长都到齐了，教导员和指与员未到。”我再次命令：“明天全团按时出早操！”第三天早操，值班员报告说营长和教导员都到齐了，大部分指导员也到了，我命令各营以连为单位点名报人数。到第四天早操时，全团人员终于到齐。值班员作了报告后，我在队前讲了干部按时出操的重要性，讲了今后全团的一切训练、作战行动，干部必须以身作则，必须和全团战士一起锻炼，一起战斗，一起生活，同甘苦，共命运，带出一个好作风，部队才会有坚强的战斗力。接着，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又着重讲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强调良好的军风军纪的养成是人民军队战胜敌人、联系群众的重要保证。全团干部必须牢记，必须率先垂范，要求战士做到的，自己必须首先做到。只有这样才能使战士心服口服，才能带领战士冲锋陷阵。会后，我拄着双拐和李伯秋、陈奇同志到各连队、营部去视察内务，了解战士的生活情况。从检查中，看到部队仍存在一些散漫现象，便决定搞一次夜间紧急集合，作一次实战性的总检查。结果暴露出许多问题，不少战士不会打背包，不会着装，临时找不到帽子和鞋子，有的光着脚板，有的提着裤子跑，丢盔弃甲，狼獗不堪。于是又发动全团对这次紧急集合开展检查评比，结果三营最好，一营次之，二营最差。为了进一步引起大家重视，又召集各营值班员和团部两个值班参谋开会，向团部领导汇报检查结果，摆出了许多不符合战斗要求的现象，团里几位领导同志听了都为之一震。我在会上讲了练紧急集合的目的在于检查部队的战斗力和战备态度，训练部队在紧急情况下能拉得起、走得动，能及时以迅猛之势投入战斗。我说：“过去红军时期，在徐向前同志的率领下，我们经常这样训练部队的适应能力，同时训练夜行军，练走路，练飞毛腿，硬是要练出一双铁脚板。训练时，徐向前同志骑马在前，我们跟在马后跑，他到山头，我们随他爬上山头。他训练战士严，要求干部更严。他要求团长点名到排，用背对背的方式点名，点营、连、排干部的名字要倒背如流，以此来考验团长是否熟悉全团干部，如点不下全团排长的名字就撤团长的职。”我明确表示全团的训练计划一定要严格按时完成。李伯秋、陈奇、孟英同志都讲了话，强调了严格训练部队的必要性。经过半个月的整顿训练，全团内务整洁，风纪严明，环境卫生良好，居住条件改善，严格训练的自觉性增强，战斗力大为提高，求战情绪更加饱满、高涨。

??? 四支队新整编的这支主力团队，以焕然一新的面貌迎来了“红五月”的光荣的战斗。

十八、挖心战术

1940年“红五月”来临时，八路军总部和山东分局、山东纵队有电报命令：泰山区部队要重新打通徂徕山、莲花山和莱芜、博山边通向沂蒙区的两条战略要道。因为在我负伤疗养期间，日军乘机在这一带大量发展会道门红枪会等反动组织，以徂徕山脚下拥有3万余人口的崅峪镇为核心据点，实行蚕食伪化，委任当地红枪会头子方长瑞为山东“剿共”总司令，组成“皇协军”，在崅峪建立了总司令部，在莱芜、泰安、新秦、汶上、东平等16县设立了地区司令，依靠这类反共土顽到处捕杀共产党人、抗日地方政权干部和抗日军人家属，掠夺人民的财产，残害人民的生命，极力破坏泰山区抗日根据地，并截断了我泰山区到沂蒙区的两条战略通道，因而成为泰山区的一大祸害，必须加以铲除。早在1939年底和1940年初，八路军总部就曾指示山东纵队要采取措施解决这一问题，山东纵队决定由四支队去完成。当时，泰山军分区首先派了一个团去打过汶河以南即莱芜西南部石门岭、官庄据点的伪红枪会。由于种种原因打了三天未能攻克，敌人便乘势向莲花山大肆扩张，我军分区部队被迫放弃莲花山转向莱北。廖容标和胡奇才同志来看望我伤势谈及此事时，嘱我伤愈后即凋到四支队任职，第一件事就是执行此项任务。到了“红五月”，山东纵队下达了各部多打胜仗、多歼敌人的战斗命令。四支队遵照上级新的电报命令，就把歼灭“皇协军”，再次打通战略要道的任务交给了一团。

为此，廖容标同志主持召开了一次会议，作了全面仔细认真的研究。参加会议的，除四支队的领导同志外，还有一、二团的团级干部和泰山军分区的负责同志。廖容标同志传达了上级的电报指示，说明了当前敌我斗争形势和打通两条战略通道的意义，要我先提出这次战役的设想和具体作战方案，以便会议讨论。四支队政委胡奇才同志和泰山军分区司令员赵杰同志都赞同先由我提出具体意见再作研究。经过考虑，我发了一次言，大意是：当前日伪的基本企图在于蚕食、伪化、分割我根据地，我们的行动要作全面部署，打通战略通道的战役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问题要联系起来加以通盘解决，一是崅峪问题，二是博莱边问题，三是章（丘）莱边问题，这三方面的问题要统一筹策，作出相应的部署。因此，可由我带一团的二、三营去解决崅峪问题，由莱、新、泰三县的独立营配合作战，歼灭方长瑞的“皇协军”总部。这是第一个战役。第二个战役，就是解决博莱边的问题，建议由二团团长叶声同志和政委于辉同志率全团在该地作好战斗准备，一团留下一营配合行动，以迎击从博山出动南下之敌。第三个战役，就是解决章莱边的问题，建议由赵杰和刘莱夫同志率泰山军分区部队，在该地雪野区的上下游庄一带准备迎击从章丘出动南下之敌。大家听了我的建议，均表赞同，并补充了具体安排，廖容标同志最后肯定了这些意见，认为考虑得比较周到，指出北面两个方向的来敌可能有先有后，但都有出动的可能，尤其是博莱边的可能性最大，不可不防。他说：“这次战役的主攻方向在崅峪，我本应该带队前去，由于吴瑞林同志熟悉那里的情况，决定这次战役由他去那里统一指挥。”胡奇才和赵杰同志也一致同意这一决定。

一回到团部，我们立即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决定由我带二、三营去攻打、收复崅峪，打通徂徕山、莲花山与沂蒙区的联系，重新控制这一战略通道。在莱芜东北部常庄练兵时，我曾派出侦察员到莲花山，莱南县侦察敌情，了解民情。对获得的情况，我们作了仔细的研究和分析，一致认为：(1)反动武装红枪会已变成皇协军，决不是我们的团结对象，必须坚决对其进行军事打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借鉴太行山区的经验，以军打击为主，同时辅以分化瓦解工作，只有在军事上取歼灭战的完全胜利，才能为分化瓦解工作创造更加有的条件；(2)对这类汉奸反共武装的上层及其骨干分号必须予以歼灭性的打击。根据这些结论，我们确定整个战役分为三步实施：第一步，用牛刀子挖心战术，擒贼先擒王，奇袭崅峪，歼灭方长瑞“剿共”司令部，同时下距崅峪仅有七八公里的碾庄据点；第二步，拔除坚固设防的莱芜城西南25公里的石门岭、官庄据点；第三步攻克莱芜城西的鲁西据点，歼灭莱芜县红枪会头子亓象德的“剿共”司令部。为了争取战役的胜利，我们还决定采取隐蔽行动，夜行昼宿，用4个夜间从莱芜东北部插到莲花山西部的降沟村集结。这样远距离的夜行军难度很大，特别是因为在距崅峪1 0公里左右有泰（安）莱（芜）边的范镇敌据点，内驻日伪军100余人，有泰（安）新（秦）公路上的石河岭敌据点，亦驻日伪军100余人，攻打崅峪必须通过纵深30余公里的敌人多层封锁线，其难度可想丽知。因此，高度的隐蔽性，不被敌人发觉，就成为争取这次战役胜利的首要关键。虽然半个多月的常庄练兵，是有意识地针对执行此项任务的战斗需要进行的，但实战的要求更严，这对新组建的一团不能不是一次严峻的考验，自然也是对平时训练的最好检测。所以我在出动前再次作了深入的政治动员和充分的象想准备，并将二、三营分为两个梯队依次穿插跟进。

当我团二营出发以后，我率三营和团部三个直属连队跟进。我们夜间成功地穿过了敌人30余公里的七八道纵深防线，先后到达指定集结地点。一到降沟村，我又召集中共莱南县委的负责同志了解、研究当地情况，对整个战役作出具体部署：三营主攻崅峪，以三个连歼灭方长瑞“剿共”司令部，以另一个连的两个排在崅峪以东设伏，狙击从新泰、羊流、石河岭出援之敌，该连另一个排作营的预备队；二营主攻碾庄，以三个连歼灭碾庄之敌，以另一个连在崅峪以北设伏，狙击从范镇出援之敌，该营务必于发起总攻的当夜拂晓前全歼碾庄敌人，按指定地点休整待命，作为总预备队，打击可能增援崅峪之敌；莱芜县我地方武装主要破袭新泰与羊流间的公路，两部务必于发起总攻的当夜ll时半开始执行破袭任务；团部侦察连以一个排于5月5日晚8点半开始切断泰莱新三县间敌之有线联络；团部炮兵连和特务连（即原警卫连）作为团指挥所的预备队。各部均于5月5日下午5时半从驻地出发，务于当日夜1l时半到达攻击地点；当夜12时二、三营同时发起总攻，并与团指挥所沟通有线联络。

5月6日凌晨4时，二营攻克了碾庄据点，全歼守敌，缴获步枪20余支、红缨枪500余支和其他物资一部，战斗进行得比较顺利。全营主攻部队于当日凌晨5时到达指定地点，作打击敌人可能增援的准备。崅峪攻坚战就不同了，打得相当艰苦。这个据点的周围有七八座重防工事，是由日本顾问指导修筑的，镇内大街小巷都筑工事，明堡暗垒，比比皆是。三营分三路于6日l时攻入据点，遇到墙堡，就用小炸药包炸倒墙壁，再迂回到背侧摧毁地堡群。三路部队在进击中都要解决四五个地堡群，才能进至核心地带。经过6个小时的激烈巷战，主敌退守其司令部的核心防御阵地。敌人将周围50米内自障碍物尽行拆除，以严密火力封锁，使我攻击部队无法前进。我拄着双拐带着工兵班艰难地走近核心据点察看地形，发现通往核心据点的路都是用石头铺筑的，不能挖坑道掩护进攻，而炮兵还要留作石门岭、官庄战斗之用，于是同三营和工兵同志们商定用桌子、箱子连成长长的通道，再将从敌人那里缴获的棉被厚厚地盖在上面，用水将棉被浇个透湿，工兵凭这种掩体接近敌核心据点，并同步兵一起实施连续爆破，将敌人核心据点的数十个地堡全部炸毁，方长瑞躲在一个坚固工事里也被炸死。我三路攻击部队共歼敌200余人，俘300余人，缴获机枪l挺，长短枪300余支，红缨枪2000余支，以及敌人准备发出的20余面日本太阳旗和l麻袋日伪印章、委任状等，使固守崅峪的敌人无一漏网。同时，从范镇、羊流出动的援敌，也被我早已埋伏的部队击溃，毙伤敌10余人。此役我方共伤67入，牺牲30余人。

第一步作战计划完成后，接着攻打石门岭、官庄。这个据点有守敌600余人，是到处扬言“不怕八路军”的一股骄兵。5月7日夜，由二营营长、教导员各带2个连队避开村庄，悄悄进至该据点以东以西各1公里外的高粱地内埋伏，一部置于正面，一部准备迂回敌后，待拂晓时到达攻击地点，并以我亲率的2个排带2挺机枪从正面佯攻，诱敌出洞。敌人见我只有六七十个人，2挺机枪，便凭着他人多势大，倾巢出动，企图夺枪俘人。敌首领下令所部喝朱砂、饮血酒，驱动500余伪军，高喊“枪打不入，刀杀不进！’’分两路冲杀出来。我正面担负佯攻的2个排边打边退，故意打偏枪，不杀伤其一个人。当敌被诱至我正面设下的伏击圈内时，我命令打三颗红色信号弹，各部按预定部署迅猛展开攻击。正面埋伏的部队用6挺机枪、4个掷弹筒和几门追击炮一齐开火，佯攻的2个排大杀回马枪，我迂回敌后的2个连立即登上石门岭、官庄的围墙杀入庄内，歼灭了庄内残敌。出庄的敌人陷入我围歼之中。仅15分钟就结束了这次战斗，共毙伤敌200余人，俘300余人，缴获长短枪50余支，红缨枪2000余支，胜利地占领了石门岭、官庄，我军伤亡仅17入。庄内几个罪大恶极的反共头子和汉奸，民愤极大，在群众的要求之下交给群众公审处决了。

5月8日夜，由三营主攻鲁西据点，任务是全歼亓象德的“剿共”司令部；二营负责打援。正当我部署就绪时，连续接到四支队个别领导同志来电，指示停止打鲁西，我们才没有执行第三步作战计划。这个严重的失误，给泰山区留下了一个严重的后患——亓象德得以活下来。后被日军培植为方长瑞第二，充当了泰山区新的皇协军头目，蚕食我根据地，到处反共害民，使我泰山区的一些抗日阵地复沦为敌占区，有的成了游击区，直至日军投降后才被我们抓获由人民政府处决。可见决策上的失误必酿成一定的不良后果，影响所及恐怕是决策者始料不到的。

??? 当时，虽未能拔除鲁西据点，但终究取得了崅峪战役的胜利，收复了莲花山抗日根据地，恢复了这一带的区乡村抗日政权，使被分割的徂徕山、莲花山区包括莱芜、新泰、泰（安）、泗（水）、宁（阳）、肥城、东平的广大地区连成一片，打通了徂徕山、莲花山与沂蒙区间的这一条战略要道，恢复了我受伤以前的态势。重新获得解放的人民敲锣打鼓，热烈慰问我们打了胜仗，欢迎我们返回根据地。曾被方长瑞控制的邻近几个县，除了一些顽固椐点如鲁西据点等以外，大多数地方的红枪会阵脚大乱，纷纷解散。一般会从自动剪下长发，普遍要求改建保家卫国的民众抗日自卫队。战役结束后，留下一个连改称营的编制，排改称连，由二营营长袁健同志率领，在莲花山扩大态势，迷惑敌人，我带领二、三营和团直属连用3个夜间进至莱芜五区的辛庄集结休整，以防莱芜城之敌出击。第二天，周村、张店日伪一混成旅1000余人从博山出动，分两路向莱东进发。我博山、莱东两县的独立营与敌接融，廖容标、胡奇才、赵杰同志指挥四支队第二团立即展开阻击战，李伯秋同志率我团一营参加，在杨家横激战一天两夜，毙日伪军100余人，伤敌200余人，我方伤亡100余人。这次杨家横战

斗粉碎了敌人蚕食莱东并在常庄、文字观安设据点的企图，保障了博莱边通往沂蒙区和鲁北的这一条战略要道的畅行无阻。莱芜东、西两线战斗的胜利，迫使莱芜、章丘两县城的敌人一时未敢出动。这些胜利的战斗，受到了山东分局、山东纵队和八路军总部的表扬嘉奖。

十九、保卫麦收

??? 杨家横阻击战胜利以后，李伯秋同志率我团一营转至辛庄同我会合。我们决定利用战役空隙进行干部调整和军事训练，以迎接保卫麦收的战役行动。

??? 这时，由于我团副团长陈奇同志和二营教导员胡寅同志调出，便以三营营长王凤麟同志升任副团长，以一营营长于松江同志升任团参谋长，以二营营长袁健同志升任独立团团长，并调一营教导员王锐同志任团党的总支书记，以岳俊、刘振江、刘培农同志分任一、二、三营营长，钟民、刘振华、韩刚同志分任一、二、三营教导员。这些年轻的团营干部是从战斗中成长起来的，朝气蓬勃，调整后使部队面貌一新，但他们打仗不多，尚缺乏指挥作战的经验。毛泽东同志曾指出，部队打一仗要进一步。我们以此作为利用战役空隙进行军事训练的指导方针，结合战例总结经验，抓紧军训，进一步提高指战员的军事素质，增强战斗力。军训时，首先是上课。主要方法。一是全团指战员统一上大课；二是全图营以上干部上培训课，再由营干部回到各营进行传达，组织全营指战员开展学习讨沦。回想起来，我当时针对干部

的情况，主要讲了如何打进攻战、防御战、遭遇战、袭击战、伏击战等，如讲进攻战，结合崅峪战役的实例，说明进攻战是我军主动向敌进击，要集中优势兵力围歼敌人，圈点时还要部署打援，并要掌握一定的机动力量作为预备队，从而保证圈点和打援的双重胜利。这种决心和部署来源于对敌情和地势的周密侦察，对敌我双方力量的正确估量，即所谓“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只知己而不知彼，是不可能打胜仗的。又如讲防御战，强调我们必须实行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防御方针。防御的目的是为了保存自己，疲惫、消耗直至消灭敌人。特别是善于在防御作战中，及时发现、抓住敌人的薄弱环节使自己转为进攻，在运动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从而粉碎敌人的进攻。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吃肥肉”的战斗。为了保证别的方向和地区实施的这种防御中的进攻战的胜利，有时要在局部地区进行以一当十的随御战。这种战斗就是我们常说的“啃骨头”的战斗，很可能付出牺牲的代价，但这是以局部的牺牲取得全局的胜利，是必要的，值得的．光荣的。至于夜战和近战，则更是我们的主要战术手段，进攻时要这样，防御时也是这样。同志们当时听了这些道理，是感到满意的。上课以后，又进行了一段紧张、严格的军事训练，以提高战术水平。

??? 1940年6月下旬，正当根据地群众紧张地进行麦收和夏种的大忙季节，莱芜县城的日伪军准备大肆出动抢麦子。我们了解、研究了这一动向，向上级提出了我们团保卫麦收、掩护夏种、打击敌人的战斗计划，获得批准，并指示我们要连续打几个胜仗才能达到预期目的。根据这个指示，我们又进一步研究决定：由二营派出第四连，3人为一组，以班、组为单位，全连分为十余部分，在颜庄至莱芜县城间15公里的地段分散活动，打麻雀战，向出动抢麦子的敌人展开冷枪冷弹的杀伤战斗，敌出来以打“迎接”，敌回去以打“欢送”，竭力杀伤、袭扰、消耗、疲惫敌人，尤其要选配好特等射手打掉敌骑马的指挥官，使其丧失战力，便于歼击；由钟民同志率一营的1个加强连，配备4挺轻机枪和2个掷弹筒，在离莱芜县城6公里的孝义待机，利用村庄围墙作掩护，当敌人一旦出动抢麦后于下午返城过小河时给以猛烈袭击，大量杀伤敌人，夺回麦子；团主力集结于莱芜城北机动位置，准备打击向莱北一带出动抢麦子的大股敌人；同时派出侦察人员活动于莱城周围和莱泰公路；工兵班在泰安范镇和到莱城的公路上埋地雷炸敌汽车；莱南县区武装利用我的旗号在莱芜南部活动；团供给人员在莱芜城南、城西催筹粮草；我团胶济大队在胶济线上展开活动；侦察排的活动还深入到了津浦线上，以此迷惑敌人，掩护主力集结和重点打击方向。

这时，我们又从中共秘密组织、敌工部门和部队情报站具体获悉，莱芜城的日伪军备一个中队共200余人，指挥官不是野岛就是规井，已作好了出动抢麦子的准备。时间是第二天凌晨4时出动，路线经过孝义，当天返回县城。我们立即通知备部，一切按原计划进行。第二天，敌人果然按时出动了。待敌出城过孝义后，钟民同志即带领一营加强连隐蔽进入孝义的伏击点。上午9时左右，敌人在离颜庄5公里处，遭我二营四连迎头痛击，杀伤日伪军20余人。敌遭袭击后，开进一个村庄烧杀抢劫，蹂躏妇女。我们事先已将该村的青年妇女转移了，并有3名战士隐蔽在村上，用手榴弹对敌实行突然袭击，又毙伤其20余人，打了就撤。当敌人追击时，二营四连以班、组为单位活动的战士用2挺机枪狙击，杀伤几名追敌，掩护了3名战士的撤退。敌人抢粮受挫，抬着伤员准备返回，在一个小丘岭上吃饭，又遭我四连狙击手冷枪袭击，被杀伤10余人。他们一路被打，可又找不到还击目标，不知我主力何在，只得狼狈撤回，过了小沙河，进入敌占区，到了离城六七公里处，以为安全了，可以放心走了，便整队回城，那知刚到孝义附近离村围子约100米的地方，又突然遭我一营更为猛烈的伏击，死伤50余人，此外，我工兵在范镇埋设的地雷还炸毁敌汽车1辆，炸伤了车上的一些日伪军。我们还在莱芜县城关郊区活捉了到郊区蹂躏妇女的汉奸、特务张大麻子，由侦察队和武工队联手就地将其处决。看来，这种集中歼敌和分散杀敌相结合的战术在当时是成功的，日军的2个小队长和伪军的一个中队长就死在我们特等射手的冷枪之下。这些战斗，共毙伤日军小队长以下约50人，伪军中队长以下约70人，缴获三八式步枪10余支。我军仅3人牺牲，5人受伤，以极小的代价取得了保卫麦收、夏种的初战胜利。

??? 此战结束后，我们将击毙的日伪军的尸体运往莱芜城东的安仙，在尸体上放了很多传单，说明我到处都做好了战斗准备，如胆敢出动，等待着他们的就是这些日伪军的下场。这一行动，通过我方情报工作关系，让日伪军得知后去收尸，并将我们预备好的假情报也让他们得知，使他们感到我军处处在设伏，神出鬼没，叫他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难免要增加许多恐惧感。同时，我们立即分散开展群众工作，一面安慰遭到日伪军蹂躏的受害群众，一面动员群众抢收抢绅。不论是对敌工作还是群众工作，都收到了相当的效果，群众称赞“八路军

说到做到，真是咱们老百姓的好靠山！”

二十、反“蚕食”的攻坚战

??? 1940年8月，我山东纵队第一、四支队取得首次反击国民党顽军吴化文部的胜利。此后，吴化文又勾结日军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这时，我们一团归属于王建安同志任旅长、周赤萍同志任政委的纵队第一旅，改称第二团，奉命深入胶济铁路章丘（明水）至淄博（张店）段展开破袭战。完成任务后，于九十月间返回莱芜。

??? 日伪军趁我团远出胶济线，向我莱芜东北部根据地进行“蚕食”。我军虽然粉碎了敌人的秋季“扫荡”，但由于敌人在我根据地边缘安设了好几个据点，这种“蚕食”与反“蚕食”斗争并未停止。莱东的敌人中心据点，是离县城5公里的砥里沟村。莱芜城敌人在这里布置有五六百伪军，配备长短枪500余支和机枪4挺以及马3匹。这部敌人系莱城伪军主力，是日军占领莱芜时由该县一批地主恶霸组织起来的汉奸武装，大队长是日军由东北调来的一个姓李的汉奸特务，极端反动，他又网罗了莱芜县的一批汉奸、特务和叛徒，包括当时在泰山区错误开展“肃托”斗争中叛变投敌的少数坏分子，因此这是一支仰日军鼻息，由恶霸地主、汉奸、特务、叛徒为骨干组成的反动武装，一直坚持反共反人民，已同我们打了两三年，具有一定的作战经验。他们占据砥里沟只有20余人，但残暴地迫害当地群众，特别是到处躁躏妇女，无恶不作。群众已恨之入骨。

??? 我们一旅二团回到莱芜后，奉旅部命令，应群众请求，准备对砥里沟发动进攻，打掉莱东伪军的这个中心据点，粉碎莱芜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军吴化文部相勾结对我莱东抗日根据地的“蚕食”、破坏活动。从受领任务到出发作战，我们仅有两天的准备时间，这除了旅部要求我们快速动作，砥里沟据点的敌情也不容我们拖延，因为伪军正在那里加紧筑围墙、修炮楼，一旦建成，进攻的难度就更大了。我们仔细研究后，决定由团政委李伯秋、政治处主任孟英同志深入各营、连作战前思想动员工作，副团长王凤麟同志带三营营连干部观察地形，实地研究佯攻敌之南治和安仙的作战方案，泰山军分区（即鲁中一军分区）一团团长韩顾三、政委张秉玉同志和我团一营营连干部研究打援问题和下一步作战任务，我带二营营连干部侦察砥里沟现场，了解据点内外敌情和工事，研究对敌作战部署。根据现场侦察的结果和几位侦察员的报告，以及被迫到据点内修筑工事的民工主动反映的情况，我们又集中作了研究。虽然砥里沟周围的鹿砦已经置好，木桩墙也打了，但围墙低处只开始打地基，高处有的地段也仅筑到一二米，我们仍具备进攻的条件，关键在于如何攻破其据点内的坚固工事。敌人已

经把据点外的一些独立的民房拆除了，用拆下的石头、砖瓦、木料将据点内大街小巷的房子的门窗统统封闭起来，仅留个枪眼，并打好通道，使这些外围守备的房子都与伪大队部所住的坚固的地主大院联成一体，伪大队所辖11个中队分区独立作战，又互相支援。崅峪战斗的经验教训告诉我，在据点内把敌人逼在一起并不好打。砥里沟的伪军采取的这种分工独立驻防的态势，正好利于我实行分区、分段、分块的分割包围战术，逐个歼灭之。决不能将敌人统统逼到伪大队部中心据点内，否则，利于其顽抗，影响我军在战斗、战术上的速决作战。于是，我们最后确定：二营主攻砥里沟，每人配带4枚手榴弹，全营另备500枚手榴弹，由营长刘振江、教导受刘振华、副营长郑志士同志分别率四、五、六连三个突击队，实施分区、分段、分块攻击，并与团部保持电话联系，及时报告攻击进展情况。三营积极佯动于南治和安仙。一营作为预备队，并为下一步攻击其他据点的行动作准备。泰山军分区的一团在莱芜城西北七八公里处设伏，阻击从莱城出动增援之日伪军；三团作预备队；莱芜县独立营在泰莱公路上开展破袭战，主要破坏敌人的电话线，扰乱敌人，严格要求各部都要听从统一指挥，勇猛善战，协同动作，坚决完成任务。旅部批准了这一作战方案，还增发给我们2000枚手榴弹，以作下一步战斗之用。经我方侦察人员和敌区地下工作人员核实，敌情没有变化，也未发现我之动向。一切准备就绪，只等第三天出发实施攻击了。

??? 约在10月下旬一天晚7时，三发白色照明弹升上了砥里沟据点的夜空。我仍然拄着双拐在前沿阵地下达了总攻的命令，攻坚战开始了。首先，爆破组将准备好的用木棒扎的旧棉花球浇上豆油，插进事先选好的据点东、北、西三面，突破点的鹿砦里和木桩墙边，同时点燃棉花球，霎时间把据点照得如白天一样，敌人的阵地一目了然。二营三个突击队集中轻重机枪以强大的火力压住敌人的火力，使爆破组顺利完成炸鹿砦和木桩墙的任务，打开了突破口。3个突击队分三路迅猛突入据点内，由了解敌情的民工作向导，各自准确地按分配的作战任务，分区、分段、分块，逐一分割包围歼敌，枪声、手榴弹和炸药的爆炸声，连成一片。经过8个小时的激烈巷战，逐条街、逐间房屋地夺取，基本上歼灭了伪军11个中队防御阵地里的敌人，只有60多个敌人逃进了伪大队部指挥所的地主大院。我各突击连战士越战越勇，精神抖擞地集中对大院实施攻击，尤其是原有“钢八连”美誉的四连更是发挥了尖刀连的作用，动作神速，一往无前。三路突击，战士敢啃硬骨头，纷纷冲入大院，再次展开逐间房屋争夺战，最后将剩下的七八十个残敌压缩到伪大队长住的正北屋内。敌凭借坚固工事，妄图顽抗。我接到电话，赶到离正北屋百米处查看。原来这间正房的墙很厚，窗户都有钢条串联护罩，手榴弹投不进去，房顶是用三合土封盖的，厚约30厘米，十分坚固。伪大队长在我军突击连刚打进时，又将东西房拆下的砖石加强了正房的独立防卫工事，使我强攻一时很难奏效。我当即命令用机枪封住窗户，令郑志士同志带一突击组在正房墙角处搭人梯爬上屋顶，用镘头、镐头把房顶刨开了一个天窗向内喊话，迫敌投降。喊了近1个小时，敌人拒绝投降，并用机枪向洞口扫射。我令该组向屋内投下了几枚手榴弹，正好炸伤了伪大队长，还炸死了一些最顽固的汉奸、特务、叛徒。我又令再次喊话，敌人被打怕了，只得举手投降，攻坚战才胜利结束。此战整整打了11个小时，毙伤伪大队长以下173人，俘420余人，缴获轻机枪4挺，长短枪400余支，解救了民工2000余人和被敌抓去的许多妇女。我军伤副连长以下51人，牺牲排长以下25人，取得全歼砥里沟据点守敌的胜利，巩固了莱东抗日根据地。我们一旅二团也因此打出了名，受到人民的热烈拥护。

战斗结束后，二营带着战利品、押着俘虏到指定地点休整待命。该营所有重伤员都已及时组织群众送往医院。由于团的政工干部在团政委李伯秋、政治处主任孟英同志率领下深入火线，同医务卫生人员一样抢救伤员为伤员止血包扎，抬上担架、盖好被子才让送走，伤员无不感动。许多重伤战士饱噙着热泪离去，伤未愈又要求返回连队；许多战士坚决轻伤不下火线，几位带重彩的侦察员没有吭一声，仍顽强坚持战斗。他们说“我们是吴瘸子的部队，应该是人民的英雄而不是孬种！”所以，我们的胜利既是在人民群众支持下取得的，又是全团指战员流血牺牲换来的。正当我们结束战斗之时，王建安同志特地来到我们团部，一面传达新的指示，一面关心询问我们的战斗情况。一见到我就问：“你们伤亡了多少人？”他担心我们伤亡过大。听说伤亡不大，就笑着鼓励我们，说我们打得好，胜利很大，应该祝贺。他取出中共中央军委给山东纵队的电报指示，说目前不宜过大地刺激敌人。因此我们的第二步攻城作战计划要停止执行，全团立即到预定的地区休整，军分区部队也要休整，准备迎击可能前来报复的敌人，以便在运动中给敌人以更大的打击。

二十一、再战杨家横

莱东砥里沟战斗震动了莱芜和泰安的日伪军。果然不出我之所料，日伪军出动优势兵力进行报复性的“扫荡”。泰安日军长岛旅团急忙从泰安、新泰分别调集1个日军大队六七百人和2个伪军大队四五百人，在莱芜日伪军的配合下，向我莱东北、泰莱新边抗日根据地发动进攻。

敌人出动之前，我们已从泰安、新泰、莱芜、博山等地我们党的地下组织和敌伪军内部的我情报人员那里，获悉出动之敌的番号、人数、新老兵配置、武器装备、指挥官姓名等情况。如日军大队长龟熊，原是我们的老对手、老败将，此人极其残暴，不仅对我国人民如此，就是对他手下的官兵也如此，在这次作战中我们用望远镜就看到他两次枪杀自己的官兵和鞭打他的官佐；他大队的一个中队长池田更是凶残成性，常常带队出扰，强奸幼女，然后加以残酷杀害，我人民群众恨不得食其肉剥其皮。这些情况向旅首长汇报以后，指示我团要“掩护群众，多杀敌人．打退敌人对莱芜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和蚕食，而重点在保卫莱东根据地”。

根据敌情和旅部指示。我们作出了如下部署：我率团的一、二营连夜悄悄进至杨家横一带，二营占据杨家横山顶，控制制高点，修筑工事，准备迎击敌人；一营置于杨家横西侧的小山沟，构筑野战隐蔽工事，当敌正面攻击受挫后从右翼迂回我二营纵深时，给敌以出其不意的打击；不沦是敌对我之正面进攻还是侧面进攻，一、二营均须在机、步枪和手榴弹的有效打击范围内给敌以重创，不要出击，只凭掩体阻击、杀伤敌人；三营除抽调20名特等射手和3个日式掷弹筒担任团的阻击任务外，其余全部分散活动于莱芜东北部，相机掩护群众转移；各营调集的30名特等射手按3人一组共分为10组，调集的4个掷弹筒和4挺轻机枪也是3人一组共分为8组。这些独立战斗小组从莱芜城东10公里处开始布置在莱东、莱北的交通线上每隔三五公里间利用地形地韧隐蔽自己，阻击敌人，在敌白天行进或密集时，特别是夜间宿营时，对其实施冷枪冷炮的打击，一面掩护群众，一面杀伤敌人，打了就及时转移，不要老在一个隐蔽点打，．以免暴露自己。

战斗的第一天，敌处处遭我阻击，死伤30余人。恶贯满盈的池田即在这一天连人带马被击毙，群众无不拍手称快，都说他死有余辜。敌驻进徐家店以后，遭我3次袭击，一夜未眠，又有伤亡。第二天，龟熊带领日伪军离徐家店向杨家横“扫荡”。这中间只有10公里的路程。但在我阻击下足足走了4个小时才到达，边走边放枪打炮，茫无目标，仍难逃增加伤亡的惩罚。到了杨家横，龟熊用望远镜观察了一二十分钟，遂分兵三路向我杨家横山岭进攻。当敌进至我阵地前30米处时，二营战士使用机关枪、手榴弹一齐开火，仅5分钟毙敌100余人，敌败下阵去。龟熊急令九二步兵炮和八二迫击炮向我山头猛轰了半个小时，兵分两路实施攻击，又被我照前法打退了，仅3分钟又伤亡六七十入，还有1个挂着望远镜、手操指挥刀的日本军官被击毙。龟熊大怒，跳到山脚下，指挥4门追击炮、1门步炮、4个掷弹筒又向我山头猛轰了近1个小时，再次分兵两路进攻，但攻上五六米便不敢前进了，我令机枪、掷弹筒还击敌人，敌伤亡20余人又败下阵去。我二营战士三次反击，共毙伤敌200余人，稳稳守住了山头阵地。这时暴跳如雷的龟熊改变战术，拿望远镜观察我山头主阵地的东西两侧，企图问我侧背迂回进攻。在我主阵地左侧，即杨家横东山，有我三营的一个连带着几百民兵占领着各个山头，并伪装设置了许多假机枪、假追击炮、假地雷，且隔有一条小河；右侧即我一营埋伏的杨家横西边的山头，一营就隐蔽在山头左右的山沟里；该营在后边的山头上布置了十几个草人，更远一些山头上只有一些民兵在活动。经过一阵观察，龟熊一面令炮兵向东边山头轰击，一面集合几十名军官，训了一通话，敌军便分为两个梯队向西边山头扑去。显然，龟熊误以为我东侧有主力部队布防，西侧则兵力薄弱，便于他从我右翼迂回进攻。我令参谋用电话将这些动态告知一营，令他们作好战斗准备。敌先以好几门炮对我一营阵地后面设有草人的两个山头连续轰击了约40分钟，用掷弹筒和重机枪打第一阵，九二步兵炮和八门追击炮打第二阵。接着，第一梯队展开攻击，不到3分钟被我打退，伤亡六七十人；又投入第二梯队，以炮火掩护进攻，结果伤亡更重。这时，本应胜利结束战斗，但我一营营长岳俊和教导员钟民同志打起了劲，便率队主动出击，想夺取敌人的两挺机枪，虽给敌人以一定杀伤，而钟民同志和30余名战士不幸牺牲，岳俊同志也负了重伤。这是—个沉痛的教训。

这次两天两夜的反“扫荡”作战，共毙日军中队长和泰安伪军大队长以下230余人（包括民兵用地雷炸死的20余名敌人），伤日军中队长和新泰伪军大队长以下350余人，缴获步枪20余支和其他战略物资，击毁敌九二步兵炮l门、八二迫击炮2门和重机枪2挺，打死敌战马4匹，粉碎了敌人的这次报复性“扫荡”。余敌在飞机大炮的掩护和1个大队的增援下败退莱芜城。我牺牲教导员以下30余人，伤营长以下30余人，损失步枪21支。群众的损失也很小，民兵受伤3人，一位不愿转移的老人被害，一些民房被烧毁。全团胜利完成了旅部交待的这次反“扫荡”的战斗任务，就又奉命南下蒙阴投入了反顽作战。

二十二、数百里转战歼敌

1940年11月，正当我团在蒙阴场以北的莫庄和上下东平一带开展反顽作战之际，博山日军纠集张店和淄博的日伪军五六百人，“扫荡”我博山南部、莱芜北部和鲁山以西地区，并在博山的夏庄安设了据点。夏庄地处博山城的正南面，在鲁山的西头，是淄河流域的一个大镇，我沂蒙区和泰山区通往淄博地区的咽喉要道。敌人在这里设点，其目的在于妄图封销并切断淄河、淄河地区与我沂蒙、泰山两区之间的联系，分割、“蚕食”我抗日根据地。

我团在蒙北反顽战斗刚刚胜利结束，山东纵队一旅旅部命令我们以五天时间急行军，北返莱芜东北部地区执行反敌“扫荡”、“蚕食”、伪化的新任务。从蒙阴城北的莫庄到莱芜东北的常庄、文字观相距300公里。全团指战员连续作战，未经休整，弹药消耗也过多，但兵贵神速，为了不给敌人以更多的时间修筑工事和调集兵力，我们必须以最快速度北返，变不利为有利，出敌不意．攻敌不备，才能夺取战斗的胜利。为此，我们立即召开营、连长和教导员、指导员会议，由我传达了旅首长的急电指示和命令，提出了团部研究决定执行旅部命令的具体意见，并着重向大家讲明执行新任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讲明全团在一缺休整、二缺补充的情况下转战数百里作战的艰巨性，要求全体指战员学习并发扬当年老红军爬??? 雪山、过草地。不怕苦、不怕死，前赴后继、勇往直前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尤其是每个于部都要身先士卒，起模范带头作用，圆满完成旅部交给我们的紧急任务。大家听了异常振奋，你一言我一语，一致表示要提前一天，每天平均急行军75公里，以4天时间到达目的地。最后，团政委李伯秋同志强调要发挥我们的政冶优势，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全团上下要齐心协力，互助互帮，遵守纪律，团结奋战，各级干部都要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自觉性，以身作则，带领全体战士胜利完成任务。经过讨论，吸收了大家的好意见，确定了具体的行动方案：(1)派侦察排长骑自行车，限两天赶到现场。了解敌人“扫荡”的情况，了解当地我党政军民受损失的情况，了解敌人设据点、修工事的情况和参加修工事的民工的情况。(2)由副团长王凤麟同志带领营、连干部骑马或骑自行车，兼程前往现场察看地形地物，制定攻坚打援方案，以便部队到达后立即投入战斗。(3)就地安置好伤病员，便于主力轻装疾进。(4)全团每天平均行程75公里，在蒙阴、新泰境内白天行军，进入莱芜县境改为夜行军，隐蔽动作以利攻敌不备。(5)白天行军途中，由政治干部组织几个啦啦队，在山头、路口进行宣传鼓动，鼓舞士气。(6)供给处的干部组织几个烧水点，沿途供应开水或米汤；卫生队给每个战士发2瓶救急水、l盒万金油以及人丹等急用药，为战士提供卫生保障。

经团部严密组织，全团指战员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仅以4天时间完成了300公里的急行军任务，赶到莱芜东北部的常庄山沟隐蔽集结。部队行动的第三天，王凤麟同志就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出了攻坚打援方案，并报到了团部，经研究，稍作补充后立即上报旅部。旅部批准这一方案，并指示供给部向我们拨发2000枚手榴弹和1000发机枪子弹，要日夜兼程送到我团部宿营地。此时，敌人在博山南部的“扫荡”已经收场，在夏庄镇和八陡镇安设了据点并开始修筑工事和暗堡。根据王凤麟等同志的侦察人员和我博山县委、县区武装提供的情报，夏庄驻有伪军一个大队220余人、200余支长短枪，八陡也驻有80余人的伪军中队。遵照旅部指示的一点攻坚、两点打援的战役要求，我们的主要部署是：以我团一营的两个连强攻夏庄，采取隐蔽动作实施包围，再攻镇内伪大队部，将敌分割，各个歼灭；二营歼击西河据点可能出援之敌，三营由团追击炮连配合歼击博山可能出援之敌。打援部队务必于总攻的当晚10时占领预定阵地，把增援之敌消灭在自己阵地前的200米以内，保障攻点的顺利实施。

战前，全团在集结地休息了一整夜又一个半天。团部的作战方案下达后，各连队班排又用半天时间进行座谈讨论，统一思想，明确了打法。李伯秋同志按照整个战役意图，领导政工干部进一步向全团战士作思想动员工作，着重讲清攻坚战的夜袭与强攻相结合、“吃肉”与“啃骨头”相结合的要求，打援作战的近战歼敌、刺刀见红的要求，这些又都要求革命战士具有勇猛、顽强、机智的精神与作风，把全团指战员的士气鼓得足足的。再次检查敌情和地形的王风麟同志回来，说“敌情没有变化。就按原方案执行，实行偷袭与强攻相结合的打法”。大家刚吃过早饭，旅部派骑兵通迅员送来新的情报，说“扫荡”鲁山以西之敌已调往胶东，其他敌情同我们向旅部的报告相符合，我们今晚执行攻坚打援任务也符合山东纵队的指示精神，要我们坚决组织实施，夺取胜利。大家听了个个喜形于色。我提醒说：“同志们坚决求战是好的，但不能麻痹大意，大意是会失荆州的！”王风麟同志接着说：“这次攻坚战，没有炸药，必须保证偷袭和强攻都能得手，我们就更不能麻痹大意，大家回去要仔细地做好各项准备工作，按时执行任务。”

当天，全团按计划于下午4时吃饭，5时各部按攻点打援规定的顺序从集结地出发，晚10时到达攻击位置，待偷袭成功时，各部即按自己的任务迅猛展开进攻。晚10时，一营严密包围了夏庄，以一支精干小分队乘黑夜摸了伪军大队部，经6个小时的激战，毙敌两个中队长及其以下23人，活捉敌一个中队长及其以下17人，歼灭了镇内东边和南边的两个伪军分队，各击毙10余人、俘25人。唯北面和西面由几个特务、叛徒控制的两个暗堡里的敌人凭堡顽抗，妄图等待博山援敌挽救其灭亡的命运。拂晓时，从博山出动的一个日军小队和一个伪军中队慢吞吞地边向南推进边打冷枪，试探着向前运动。我埋伏于该方向的三营沉着冷静，待敌进入伏击圈内后，手榴弹和机枪一齐发出怒吼，仅用7分钟立歼伪军大部，毙敌50余人，俘敌27人，余敌抱头鼠窜，逃回博山。西河之敌未敢出援。夏庄暗堡里的敌人见无救援之兵，便向西河敌据点方向突围，在我一营的追击下，残敌刚逃出6里地，又遭我预伏于该处的二营迎头痛击，仅四五分钟的时间就全部被歼。此次10个小时的攻坚打援战役取得全胜，共毙伤敌200余人，俘敌90余人，缴获长短枪160余支，夏庄之敌全部被歼。我仅伤副连长（张桂丘同志）以下35入，牺牲排长以下13人，收复了被敌占据半个月的夏庄，恢复了我沂蒙、泰山两山区与淄河流域间的战略交通，粉碎了敌人伪化博莱边的企图。

必须指出，我地方党组织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展开的斗争，对我们夺取夏庄战役的胜利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当淄博地区的敌人进行“扫荡”时，我莱东地区的党组织广泛发动群众有效地实行了坚壁清野；博莱边的县区武装和民兵到处采用冷枪冷弹袭击敌人，打得敌人疲备不堪；夜间又不断袭击敢占据点，使被抓民工乘机逃脱，延缓了敌人修筑据点工事的进度；还对伪军家属做了大量的争取教育工作，也迫使不少伪军不敢过分作恶。这些，都为我们的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同年12月中旬，新泰伪军一个中队以80余人和60余支枪由羊流店到单家峪安设据点，妄图控制莱芜西南、新泰西北边的这个要地，切断我泰山区到徂徕山的战略交通。这是敌长岛旅团要修筑的从新泰、羊流店到莱芜石岭（门）官庄、鲁西镇封锁线上的重要一环，即先以单家峪为据点，向南向北修公路，再在降沟安一据点，封锁我通往延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的战略要道，进一步破坏我莲花山抗日根据地。敌在单家峪以地主炮楼为核心修围子、新炮楼，已筑到2米高，鹿砦安了，尚未联结好。伪军中队长住在地主炮楼里，伪军住在地主家，房墙上挖了枪眼，门口用麻袋筑有掩体。我一旅旅部当即命令我转战新（泰）莱（芜）边，拔除该据点，斩断敌封锁线，巩固莲花山杭日根据地。团部因一、二营担负有作战任务，决定由我第三营前往。我先派三营营长刘培农同志和侦察参谋带连干部和工兵班长去现场侦察，我带部队随后跟进，于12月20日到达李条庄。刘培农同志从现场侦察后也回到这里。根据刘培农同志的侦察和我当地党组织与区中队的报告所得的情况，确定由七连和八连的一个排主攻单家峪，九连和当地区中队担任打援任务，八连的另两个排作为预备队并负责打可能出逃之敌。各连以一天时间作好战斗准备，务于l2日下午2时准备完毕。由于我只有一营兵力，没有炸药，既要攻点，又要打援，就特别要求部队动作要迅猛、坚决、果断，要以势如破竹的气概压倒敌人，夺取攻点、打援的双胜利。21日下午3时，全营从李条庄出发，晚6时到达攻击位置。此时敌人仍未发觉我军行动。晚8时发起攻击。我组织严密火力封住敌人枪眼，将手榴弹投迸敌人住房，经90分钟的激战，歼灭了敌之大部，唯伪中队长带残敌固守地主炮楼顽抗，阵前喊话劝降亦无效。此时敌炮楼门已被我烧毁，梯子被敌拉上了炮楼，但梯口开着，在没有炸药的情况下，我们就用5公斤红辣椒燃起浓烟朝炮楼里熏，熏得敌人咳嗽不止。5分钟工夫，关在炮楼里遭伪中队长奸污的几名妇女劝伪军打死了伪中队长，伪军遂用白被里当白旗举出窗口向我投降。22日拂晓结束战斗，我仅以牺牲3人、伤5人的代价，毙伤敌人25人（内有一汉奸地主的大儿子），俘敌59人，据点内的守敌无一逃脱，缴获60余支步枪和大批手榴弹，取得攻点作战的全胜。攻点作战行将结束之际，新泰日伪军出动50余人向单家峪伪军增援，遭我九连阻击，我预备队八连向援敌迂回，该敌即被我九连击溃．向新泰逃去。本要全歼该敌，但北面传来了枪炮声，莱芜城西南鲁西镇的日伪军和红枪会头子亓象德所部出动了300余人增援单家峪之敌。此路援敌对我威胁最大，遂决定放弃南面歼敌良机，转移兵力对付北面敌人。我以三营营长刘培农同志带八连向北面援敌左侧迂回，副营长柴玉兴同志带九连向北面援敌右侧迂回。我带刚刚结束攻点战斗的七连从正面缓进，准备围歼此路援敌。敌人一发现我正面缓进、两翼迂回的战法，慌忙丢下30余人枪的掩护队，狼狈向鲁西镇撤退。我因连续作战，部队疲劳过度，动作有些缓慢，仅歼灭其掩护队，其主力逃跑。南、北两面虽因兵力不足失去了全歼援敌的良机，但均取得打援的胜利。战后，我们解救出被押修工事的民工2000余人，让他们迅速拉走鹿砦，拆毁炮楼工事；处决了作恶多瑞，尤其是奸污幼女的地主汉奸，人心大快。旋因博莱边敌情紧急，我又立即率三营回师莱东北。

二十三、三战杨家横

1940年秋冬敌在莱东两次遭到沉重打击以后，不甘心失败，乃改变方向，再次调集兵力由淄博地区向我莱东北抗日根据地发动进攻。敌人从淄博一带纠集日军组成3个中队约四五百人和伪军3个中队约300余人，从博山抽调200余人，配备2门九二步兵炮、2门迫击炮和轻重机枪各2挺，由另一个叫池田的日本军官指挥，任大队长，准备兵分三路，乘1941年过元旦之际，连夜袭击我军，妄图一举围歼我主力，然后在莱芜六区苗山镇等地设据点，抓壮丁，抓妇女，抓耕牛，对我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蚕食”、破坏我博莱边根据地，并切断我几个战略区之间的联系。

这一情报首先来源于在淄博一带活动的山东青红帮首领衣来豪。他是我们山东纵队第四支队第一团团长徐化鲁同志的好友。有一次我到该团办事，恰遇上衣来豪，经徐化鲁同志介绍认识了他。他对我们说：“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请你们给我留点面子，用得着我时，只要你们招呼一声！”我回到团都同几位领导同志研究了这一情况，并报告了山东分局和纵队。分局和纵队指示我们应该团结衣来豪，信任他，可向他明确表示三条意见：(1)不要他的人；(2)不要他的枪弹；(3)以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团结对敌，在关键时刻请及时向我们通报敌情。他为人豪爽，颇重义气，立表同意，从此仍在敌人内部为我们工作。这次，我们获得他的“友”字情报后，又经我地下党和表报站的证实，团部研究了作战方案，报请上级批准。

按照旅首长的指示，团部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各营召开了党支部委员以上干部会议，各连召开了党员和战斗骨干分子会议，最后团部召开全团大会，层层动员，反复说明这次反“扫荡”的重要重义和具体打法，提高全体指战员为保卫莱东北抗日根据地，为保卫鲁中、清河、胶东与沂蒙区间战略通道，为保卫泰山区与淄河流域的交通要道而坚持奋斗的自觉性，增强粉碎敌人新的“扫荡”的胜利信心。地方党政机关也进行了动员。地委召开了县区委级干部会议，各区武装部门召开了基干民兵骨干会议，发动地方武装和民兵配合主力行动’协同作战。

1941年元旦前夕，敌人从博山分三路出动了。针对池田发誓寻我主力决战的情况，我们团总结了前几次的成功经验，这次反“扫荡”采取了一阻击、二袭扰、三伏击的打法，首先隐蔽主力，以小部队与敌周旋，杀伤、疲惫、拖垮敌人，最后将敌诱至对我有利地势之伏击圈内，聚而击之，力求歼其一部或大部，从而粉碎敌人的军事“扫荡”和安设据点的企图。为此，我们的主要部署是：由一营副营长胡念军、二营副营长郑志士、三营副营长柴玉兴三位同志各带本营的—个战斗小分队和数个特等射击手战斗组，到处设战场，白天向行进之敌开展冷枪冷弹的阻击，夜间向进驻之敌开展机关枪、掷弹筒的袭击，轮番地打，力求大量杀伤、袭扰敌人，使之行不安步、食不甘昧、寝不安席，打了就走，向苗山镇以西运动，同时与区乡干部和民兵武装配合，掩护群众及时转移；区乡干部和民兵武装主要发动群众实行空室清野，保护耕牛稻粮食，掩护群众尤其是壮丁、妇女、儿童转移，尽量使群众不受或少受损失，同时在小分队的指挥下参加对敌的袭击作战；小分队和民兵间，民兵和群众间，都规定了报管和联络的暗号，敌人米了就敲钟或敲铁片，夜间发现敌人就点燃火堆，敌人走了就用手电筒发出白光向高空打三下，有日军驻的地方用红色电光向高空打两下，有日伪军合驻的地方用红绿两种电光向高空各打一下，有时伪军和群众在一起的地方用红绿白3种电光向高空各打一下，只打绿色电光则表示请团部派人去联络，这样便于我捕捉战机，诱引敌人，不误伤群众；团主力开始避免与敌接触，但要牵着敌人的鼻子跟自己走，诱其深入，待其锐气大减、疲惫不堪、兵力削弱并被诱至对我作战有利阵地时，再围歼敌人；同时，万一敌人再用更大兵力“扫荡”并安设据点，就要把党组织隐蔽起来，已经公开了身份的党员要拿起枪杆子组织游击队，准备同敌人作长期斗争；还建议清河地委和军分区予以协同，配合泰山地委和军分区，配合我团，共同粉碎敌人的“扫荡”和蚕食。

元旦这一天，我团指战员和群众一起过新年，刚吃完饺子，敌人就乘夜攻上来了。北路的敌军，先是一个日军中队，走山沟，抄小路，从博山城南下进至北博山镇，以为出我不意给我一个突然袭击。哪知正好碰到在古德范北山沟设伏的我一营副营长胡念军同志带领的小分队和5个特等射击手战斗组的枪口上。一营的这些指战员，都是这一带人，地形熟，与群众关系密切，许多同志的家属都曾经遭受敌人的蹂躏残害，他们怀着满腔怒火，把全部仇恨集中到了瞄准敌人的枪口上。他们放过敌人的前哨，专打敌人本队主力和骑马的，先用手榴弹把敌人炸乱，再用机枪和掷弹筒杀伤敌人。经5分钟伏击，敌中队长松木和几个小队长均被击毙，敌死伤五六十人，全中队损失近半，溃不成军，逃回博山城。此时南路之敌进到了南博山。我三营副营长柴玉兴同志带领的小分队和几个特等射击手战斗组对该路敌人同样展开了冷枪弹的伏击战，白天黑夜轮番地予以打击，给敌人以大量杀伤，粉碎了该路敌人的进攻。北路松木中队残部败退博山后，日军又派野岛中队出动。该中队仍照松木中队的老战法，进攻时先打炮，再用机枪扫射，但始终摸不清我主力的位置，只能见到有什么动静就打，结果又在北博山镇一带遭我一营伏击，死伤四五十人。我一营仅轻伤3人，当即按团部预先部署向苗山镇以西转移。

日军驻博山的指挥官见屡战屡败，急令大队长池田率主力寻找我团决一死战，否则，在苗山镇设据点的计划就会落空。这正利于我施行诱兵之计，决定还要同池田绕弯子打一阵，于是团主力向苗山镇以西的杓山北转移，并在杓山的北山上设了个迷魂阵，即用石头作衬垫，摆布了200余顶旧军帽伪装主力，迷惑敌人。在我各营小分队和战斗组的阻击奇袭下，民兵也到处配合打，池田部几天几夜遭我轮番打击，有3名日军中队长和2名伪军中队长，以及7名小队长和大量敌兵毙命，打得池田也不敢骑马了，都被迫步行。他原先骑的两匹大洋马均中弹死去，吓得改骑中国马，又被打伤，连他本人都受了轻伤。他一天最多行进15公里，既怕冷枪冷弹，又怕地雷石雷，进到村庄弄不到吃的，往往还得饿肚子，伪军的逃兵不断增加，战斗力大减。当他进到杓山北一带时，我使用了一门迫击炮向敌人连续打了5炮，以加强敌人的错觉。池田发现山上有我团“主力”，就集中火力向山上轰击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分两路向山上进攻，又遭我一、二营的小分队和战斗组的迅猛伏击加上地雷石雷的打击，敌人横尸遍野，又死伤了七八十人。团主力乘夜向杓山的东南面转移，到达莱芜二区的望夫山一带待机。我小分队将敌人诱至望夫山一带。我二营小分队和战斗组已赶到此地设伏。池田接受了遭伏击的教训，只向我打炮，不采取进攻行动，以观察我之动静。到了夜间，我一、二营的小分队和战斗组又轮番向敌人展开袭击，从民兵的联络信号得知日伪军集中在一个地主的大院里，便连发4发炮弹，毙伤敌300余人。我二营副营长郑志士同志带领小分队在基干民兵的配合下，袭击集中于望夫山一个地主小院里的伪军，歼其大部，活捉了正在那里奸污一个老妇女的伪中队长。愤怒的群众割掉了他的耳朵和生殖器，郑志士同志不得不把俘虏转移至团部。这时，恰值旅部告知我们，说博山城的敌人要到南博山收运其伤兵和死者尸体，我们立即通知民兵将这个伪中队长押往南博山，让他带着我们的传单“归队”，以示警告，叫一切残害人民的汉奸知道为虎作伥决没有好下场。

望夫山伏击取得胜利后，团主力转移至杨家横河东面的三山山沟，池田亦被我小分队诱引至此。我团3个营遂集中兵力，占领三山东、南、北三面所有的主要山头，从三面控制了制高点，3个小分队断敌后路，只要敌人进入三山山沟，我即可实施围歼战，关起门来打狗。这已经是这次反“扫荡”战的第9天了。这天下午，池田带部来到杨家横河边，先打了一阵炮，用望远镜观察了几分钟，即令部队渡河进入山沟，实际就是进入了山间的平地上，钻进了我们张开的口袋。我一、二营战士和团迫击炮手以及30余挺轻重机枪的射击手一齐向敌人猛烈开火，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还击中敌人炮兵和驮炮的马匹，毙伤敌300人左右。正当我准备下令发起冲锋最后围歼这股敌人时，敌人的飞机来了，我三营忽然撤离了山头，池田带着残部拼命地抢占了三营撤离的阵地，并在飞机掩护下逃离杨家横，败回博山。由于未能实现全歼这股敌人的预定计划，我们不无遗憾地结束这次胜利的战斗。

此战历时9天9夜，共毙伤日军中队长以下 270余人（占出动日军的1/2以上）和伪军中队长以下300余人（占出动伪军的2/3），俘日、伪军100余人，缴获轻机枪1挺和步枪30余支。我伤连指导员以下25人，牺牲连长以下26人，终于粉碎了敌人的这次扫荡，挫败了敌人在苗山镇安没据点的企图。

二十四、向死神挑战

1941年1月，在第三次杨家横战斗中，因三营撤离三山的一个制高点，我在团指挥部所在地正用望远镜观察敌我动向时，从敌方飞来一颗子弹，打中了我，子弹从胸部穿过脊柱，我当即昏倒，流了不少血。团参谋长于松江同志急令一、二营停止战斗，由战士们用担架将我送到一旅卫生处紧急抢救。卫生处长张一民同志见状，认为伤势严重，卫生处缺乏治疗条件，便连忙准备送我到山东纵队卫生部去。这时，我虽因流血过多，处于半昏厥状态，不能讲话，但尚未失去知觉，脑子还算清醒。只听张一民同志叫来一位名叫王干华的卫生员同志，吩咐他说：“吴团长的伤势很严重，派你护送到纵队卫生部，沿途要好好照顾，要尽快送到。再给你带上这一百元钱，万一吴团长坚持不住，到不了卫生部就不幸牺牲了，可以用这笔线买些白布为他裹身，再买口棺木，选择个地方将他安葬起来；若还有余钱的话，就在他的坟头竖个小石碑，刻上‘八路军山东纵队一旅二团团长吴瑞林之墓’，作为永久纪念。”听了张一民同志的这番交待，令我十分激动，从内心深处感谢他对我可能死后所作的周到而又细致的安排。我想，既然我心里还算明白，就表明我还有救，人民还没有得到彻底解放，党交给我的任务还有待继续去完成，不能就这样轻易死去，一定要坚持到卫生部去，争取治好，重返战场。

经过张一民同志的精心安排，我被同志们移上了担架，由几位身强力壮的民兵抬着，王干华和我的内勤员、警卫员刘宝贵等同志都跟随着。一路翻山越岭，日行夜宿，不知过了几天，由莱东北穿过蒙阴，到达我根据地中心——沂南的东西司堡一带。纵队卫生部就设在东西司堡附近的村庄。到了卫生部，早已从一旅旅部得知消息的纵队政委黎玉、政治部主任江华、参谋处长罗舜初三位领导同志立即来看我，并召集卫生部长白备伍同志、印尼籍国际友人邓太山大夫和医生李衡同志会诊，要他们尽力抢救，要想尽一切办法把我从死神手中夺回来，我当时的那种感激之情没法表达出来，只好深深地埋在心里。

那时纵队卫生部，医疗条件也差。要查病情伤势，没有什么检测仪器，多凭医生的一双手、一对眼睛和丰富的经验来观察诊断。他们见我吐血、便血，究竟伤了内脏什么部位，一时难以断定，又没有条件动大手术检查治疗。经他们仔细观察，听心肺，测血压，认为是子弹从脊椎打入，通过胃、肺，离心脏只有1厘米的位置贯穿而出，还不是致命伤，实属万幸，可以采取保守疗法，只要精心治疗，是有救的。于是他们从各方面采取措施，为抢救我的生命而殚精竭虑，夜以继日地付出了辛勤的劳动。需要输生理盐水和抗生素，当时没有玻璃瓶，他们就以猪膀胱作代用品，消毒后当容器使用，吊在农民用的—种木权上为我输液；伤口需要消炎消肿'没有热水袋，就将砖头加热后包上几层毛巾放在伤口处，照样能起很好的热敷作用。经过他们20余天的精心治疗护理，我终于从半昏迷的状态完全清醒过来，能讲话了，还能慢慢地站立起来。他们终于把我从死亡线上拉回来。我想，自己决不能辜负领导和医护同志们的一番苦心，一定要好好地活下去，配合治疗养伤，以便尽快返回抗敌前线。

在卫生部医护同志们的照料之下．，我的内勤员刘宝贵同志也始终陪伴着我。他给我喂水喂饭，洗脸洗脚，端屎端尿，白天坐在我身旁，夜间睡在我床边，比亲兄弟还亲。我之所以获得第三次生命，除了组织、领导、医护人员和其他同志的关怀、治理、照顾以外，也是靠了他。有一次，我们两个人还闹出了一个笑话。当我开始能多吃点东西时候，刘宝贵同志特意给我烤了一块地瓜。看到这烤熟了的金黄色好像正在冒着糖水的软瓜瓤子，就想流口水，一口气吃下去。但我俩谁都没有想到这么美味的地瓜竟会伤我受伤尚未痊愈的胃。不久，胃消化不良，肠子也不蠕动，腹部膨胀，使人受不了，害得医生着了慌，忙着给我又吃药又打针，几乎闹到开刀治疗的地步。事后，医生们开玩笑地说我嘴馋，我和刘宝贵同志都说这是“医疗事故”，发生之后，我俩都变得特别“老实”，一切听医生的，再也不敢馋嘴了。这一段时间，同在卫生部治疗的还有纵队一旅政委周赤萍同志、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长吴仲廉同志（女）和泰山区的老战友武仲奇同志。我们几个人常在一起说说笑笑，同吃同乐，生活得很充实，很有意义。

从1941年1月到7月，我在纵队卫生部治疗养伤，整整花了半年时间。在此期间，遇上了敌人对沂蒙区的两次“扫荡”。第一次敌人“扫荡”时，我被民兵用担架抬着转移出了敌人的包围圈。第二次，我仍然要由民兵用担架抬着转移，但这次我能在担架上打枪了，我带着一支枪，有二团团部派来的四位侦察员同志随护。转移途中，我们碰上了一路敌人，我要四位侦察员同志隐蔽好，专打敌人队伍中骑马的。他们照此办法打死了十几个敌入，我躺在担架上乘机瞄准骑马者，也打死了四五个敌人。蛇无头不走，鸟无翅不飞。敌人失去了指挥官，只好急忙收尸退兵，我们才脱离了敌人的包围。反“扫荡”结束后，我们这些伤病员又陆续返回卫生部，继续接受治疗。

纵队首长黎玉、江华等同志对我们这些伤病员特别照顾，时时把我们放在心上，每隔几天就来探视一次，缺什么急需的药物就千方百计帮我们弄了送来，机关有了慰问品就马上派人送来。记得有一天，接到黎玉同志的电话，他邀请我、吴仲廉和武仲奇同志到他的住处去吃饭。武仲奇同志高兴地说：“黎玉同志请我们吃饭，我们当然要去！”这时约当初夏时节，我的伤势已渐好，能够走路，能够骑马，不需要用担架，能够独立活动了，医生说我这时嘴馋点没关系，不仅不会再出“医疗事故”，反而会对康复有益，因为正需要适当补充营养，黎玉同志想得真周到。我们三人就高高兴兴地骑马赶去，先进到黎玉同志的办公室。他立即放下正在办理的事情，同我们一一握手，笑着说：“滨海区的同志给我送来了几条黄花鱼，炊事员同志已经做好了，正等着你们来尝尝鲜呢！”说着，便叫警卫员摆好饭桌，端上了三条大黄花鱼，又肥又嫩又香，看了直叫人咽口水。黎玉同志还请来了罗舜初、江华同志，说“都到齐了，就坐下来随便吃吧。”这在当时困难的条件下，的确是一次难得的美餐，也是一次难忘的聚会。饭后，黎玉同志取出中共中央近期发来的一些重要电撮指示，交给我们住医院的几个人看，说我们几个人长期未能看到中央的指示，现在正好借这个机会看看文件，好开阔眼界，跟上形势。他见我们都在渐渐康复，非常高兴。我们回卫生部后，山东纵队召开的重要会议或山东分局召开的报告会，黎玉同志都通知我去参加，从政治上、思想上给了我极大的爱护和帮助。

在卫生部养伤期间，我听说莱芜和博山的敌人大造谣言，到处散布“八路军一旅二团团长吴瘸子已被皇军打死了”。为了击破敌人的谣言，一旅旅部特派副旅长廖容标同志下到我团，直接领导全团进行一段休整之后，便发动了几个很有名的战斗。首先是莱北的水北镇战斗。该镇被敌占领后建为据点。乘敌立足未稳之际，廖容标同志指挥全团从莱东分散隐蔽地运动到莱芜九区水北，三营攻点，一、二营打援，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一举攻克该镇，全歼守敌100余人。接着又进行了泰安的茅茨战斗。此战由团参谋长于松江同志指挥，在中共泰安县委书记张烈同志和独立营营长程鹏同志的协助以及敌工人员的配合之下，以爆破战术把该据点炸了个底朝天，将守敌全部炸死，仅一日本上等兵小林被抛出距炮楼20米以外摔断了一条腿，被我军活捉了。第三个战斗就是打博山的敌据点池上。在中共博山县委书记张敬焘同志的协助和党的地下工作人员的配合下，由副团长王风麟同志亲自指挥，亦对该据点实行突然袭击，歼灭全部守敌，缴获12条步枪和500余斤蚱药，迫使日军当时不得不放弃此据点。我三营教导员韩刚同志在指挥工兵作战时负了重伤，只有六七个同志受伤。这些战斗的胜利，使我团的军威大振，有力地打击了日伪的“扫荡”、“蚕食”、“清剿”和封锁，破坏了敌人在莱泰博蒙边推行的“强化治安运动”。全团以高昂的斗志，继续活跃于这一地区打击敌人。

二十五、泰山区的告别战

1941年7月，我的伤势已基本痊愈，在卫生部再也住不下去了。此时适逢山东纵队召开部队整编整训会议。我参加了会议后就返回团部。临行前特向纵队首长告别，黎玉同志指示我回去后要率领二团在泰山区再打一仗，然后再调到沂蒙区来整训。受领任务后，骑着我的枣红马，带着内勤员刘宝贵同志和四位侦察员回到了离别七个月的团结战斗的二团团部。这时，我团驻在莱蒙边的黄庄、张庄一带。回到团部后，即向几位领导同志传达了黎玉同志的指示，研究了如何执行这一指示的问题。

为了有把握地打击敌人，我们先派侦察员去实地观察敌人动态，了解其活动细节，掌握其活动规律，以便作出准确的判断。侦察排长带领10个侦察员，分为3个组，一组去口镇一带，一组去古城一带，一组去苗山镇一带。口镇和苗山镇都在莱北，分别属莱芜的二区和六区，是我抗日区政府的所在地。1941年春，敌人发动“扫荡”时侵占了口镇和苗山镇，并在两镇1 5公里间架了一条电话线，修了一条公路，妄图长期固守、蚕食，破坏我根据地。古城地处小山岭上，为二、六区的分界线，古代封建统治者曾在这里修筑镇压莱东北人民的城堡而得名，是口镇和苗山两镇间的必经要道。自从日、伪军侵占了这一带以后，当地及其沿线村庄人民倍受蹂躏，甚至全家遭敌杀害，满怀仇恨，亟盼救助。据侦察，这两个日伪据点的工事坚固，不利于我攻点，而莱芜城、口镇和苗山镇的敌人每星期二、三都要成队地到古城一带抢劫，抢粮食，抓壮丁，掳妇女，夺耕牛，这恰便于我在运动中集中优势兵力对敌展开歼灭战，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这一打击方向确定后，决定由一营执行此次作战任务。于是，又派一营营长胡念军同志带领侦察员再往侦察。从两次侦察的结果看，由口镇出动至古城的这一路敌人，出动时间比较固定，一般都是日军一个小队30余人加上伪军一个小队40余人，配备两挺机抢、两个掷弹筒，先占领古城岭．然后再去四处奸淫掳掠。因此，我们最后决定在古城岭设伏，主要部署是：(1)由胡念军同志率一营身强体壮、精明能干、英勇善战的100余射击手和爆破手（都是大个子战士），配备6挺机枪、4个掷弹筒和100多个地雷以及自造的几个电雷，在古城岭摆开伏击场，务必全歼由口镇出动的这部分敌人。副团长王凤麟同志前往指挥。（2）在古城山坡梯田高粱地内埋伏40个突击手，配备4挺机枪和2个掷弹筒，由战斗指挥所直接指挥，从正面对进入伏击圈之敌实行突然袭击；在敌人可能就地顽抗的小河堤和一切可以用作掩体的地方，埋设地雷和电雷；在敌人向古城两头据退却逃跑的土地庙和高粱地以及公路两侧埋伏40个突击手，配备2挺机枪和2个掷弹筒，准备伏击退守顽抗或逃跑之敌。(3)以20余名特等射手配合区中队在苗山镇、口镇两敌据点一带设伏，用冷枪冷弹杀伤战斗中可能出援和战斗后可能出扰的敌人，并带着劝降信和警告传单开展瓦解伪军的政治攻势。(4)战斗前，我主力停止对敌接触，仅以县、区游击武装破公路、割电线，并通过维持会中的我地下工作人员散布假情报，翩造我团已远去他区执行任务，借以麻痹、松懈敌人。

8月中旬的一天，口镇的日、伪军照常出动了，人数、装备也没有变化。当敌人大模大样上到古城岭，还没有来得及准备分散行动，万万没有想到已陷入了我之伏击圈内。我正面设伏的突击手一阵猛打，敌人立即乱作一团，到处找掩体准备还击，不料人马触及电雷地雷，连珠炮般地炸开了花，顿时枪声、炮声、地雷爆炸声响声一片，打得敌人无处藏身，被炸得人仰马翻，鬼哭狼嚎，企图逃跑的敌人又被我埋伏的40名突击手断了退路，被打得死的死，伤的伤，无一漏网。经10分钟战斗，就将日、伪军各一个小队共70余人全部歼灭，缴获机枪2挺、掷弹筒2个、日本造大盖枪50余支以及短枪3支。我伤一班长。但不幸的是，胡念军同志见切断敌退路的突击手动作慢了一点，便急切站起来命令“快切断退路！”话音刚落，竟遭敌人一枪打中头部而牺牲。他的死，死在抗敌战场，是为民族和人民的解放而死的，是光荣的；但使我团失去了一位英勇善战的骨干，也是一大损失。

战后，一面组织我县区抗日武装和基干民兵保护群众，并留下20余名特等射手布防于苗山镇和口镇附近，准备用冷枪冷弹打击出扰的敌人，造成我团主力并未撤走气势以威慑敌人，保护群众；一面组织群众将仅生存的17名伪军重伤号主动送到口镇据点，连同我们准备好的警告传单交给伪军，团政治处以我的名义向莱芜东北部敌据点发出劝降警告信，要他们放下武器赶快投降，如胆敢出动摧残民众，就要把他们的炮楼连根拔，把他们的碉堡炸个底朝天！敌人对我“地雷战”、“爆破战”已尝到了不少苦头，大有闻风丧胆之状。经我这次歼灭战和几次杀伤战，同时配合开展政治攻势，敌人仅把古城战场上的死亡者尸体运回据点，向附近只打了一些炮，破坏了一些民房，便龟缩在莱城、口镇、博山等据点里，一时未敢大肆出动进行报复，并被迫暂时放弃苗山镇，以加强其他据点的防守。

二十六、拉开沂蒙山区

战斗的序幕

1941年9月间，我团奉命调沂蒙山区。这时正面临着国民党顽军对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由北向南大举侵占的严峻形势，自卫反顽作战成了我们在敌后坚持抗战的条件和保证。沂蒙区的反顽战役，则是我们保卫山东抗日根据地心脏地区的具有重要意义的斗争。

这年夏季，日军对我沂蒙山区发动了大规模的“扫荡”。国民党顽军沈鸿烈、吴化文部趁我反“扫荡”之机，采取突然袭击方式，抢占了我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北部的大部地区，占领了我100多个村庄，并大有继续南侵之势，直接威胁着我中心抗日根据地。我山东纵队主力，在反“扫荡”之后，便展开了自卫反顽作战。整个反顽战役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已收复了沂蒙公路以南的部分地区。我团调至沂蒙山区时，正处于反顽的第二阶段，即要将顽军抢占的我之地区全部收复。奉纵队一旅旅部命令，我团的首要战斗任务是收复被顽占据的天桥顶。

天桥顶，地处沂水中部的王庄以北，沂蒙山区的72崮之一。所谓“崮”，就是大山梁上的山，四面陡峭，顶上有一块小平地。军事上易守难攻。72崮就是72个天险。而天桥顶，在它所在的山梁上的几个崮中，是最高的一个崮，被顽军占据后，成为顽军侵扰我沂北的一个中心据点，是我顽必争的要隘。收复天桥顶的战斗，是我山东纵队第二阶段反顽作战的序幕，不论对我对顽，都利害攸关。只要收复了天桥顶，第二阶段的反顽作战就会势如破竹，胜利地发展下去。旅部把这个强攻天险的首战任务交给我团，是对我团全体指战员的莫大信任，全团各营干部和3000战士沸腾了，纷纷请求担当主攻。

在这种高昂的战斗情绪和无畏的勇猛气势的感奋之下，作为指挥员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我团虽打过各式各样的攻坚战，取得过许多重大胜利，但对这样一种自然天险的强攻战还是第一玖。我们要敢于同敌顽作斗争，但对待每一个具体的战斗，都必须周密侦察，精心部署，打有胜利把握的仗，决不能掉以轻心，鲁莽从事，更何况是我们从未打过的这种强攻战！

团部决定这一仗由三营主攻，一、二营打援。确定后，我带着三营营连干部去侦察地形，了解敌据点工事构筑情况。一天拂晓时，我们到达天桥顶东边，隐蔽于一个小崮，利用早晨太阳光的照射，仔细观看了据点的东边，中午看了南边。下午又利用太阳西照看了四边，从地势看，天桥顶的北边最高，达120米以上，南边高50米有余，西边高约30米，都是悬崖峭壁，无法攀登，唯一东边虽高40多米，但有一斜坡，斜坡上有一羊肠道，人和山羊可以上下。顽军为了防止我军进攻，在斜坡小道30米处炸开了约宽10米左右的一个大缺口，顽军上下采用绳子软梯通过。从顽情看，根据多方搜集和观察所得的情况，崮上驻顽军一个连，有160余人，配备机枪7挺和步枪130余支，从群众中抢来10余口大缸储存粮食，足够吃一个月；崮东边作为防守正面，修筑有16个地堡；崮西边因为山势较低，也筑有4个地堡，堡与堡之间由于岩石坚硬都没有打通，只能单独固守，缺乏联络。回到部队，我们研究了这些情况，提出了可能遇到的十几个难题，发动全团指战员献计献策，一天一夜的工夫，200余条计策送到团部，三营五六人一组，七八人一组，组成30余个突击组、梯子组，火力组和爆破组，信心十足，摩拳擦掌，坚决表示攻必克、战必胜，一定要攻上天桥顶，打好这一仗。接着，我又带着团营连干部和三营各种战斗组组长再次到现场研究打法。从部队运动路线到集结位置的选择，从组织火网封锁顽堡火力到架梯突击消灭地堡的打法；从攀登强攻用什么做梯子、东西两边备用几个悌子、怎样架梯子、何时架梯子到备战斗组执行什么任务、达到什么目的的规定；从突击组先打哪个地堡、东西两边作战如何配合、爆破组如何协同动作，到怎样控制崮顶的制高点全歼顽军的要求，都一一作了具体的研究，集中全团的智慧，大家统一认识既有全局在胸，又明确了各自的任务，回到部队又紧张地作了半天演练，特别是梯子组和弓箭射火球演练的成功，更加增强了突击队和爆破组的战斗信心。所谓弓箭射火球，是以150克重的石头和100克棉花用铁丝绑好，浇上油，点燃后由弓箭手射上山头，既作为我摧毁地堡的照明，又可对守顽实行火攻。大家认为，只要搭好独木梯，火球射上山头，火力组封住顽地堡火力，突击队和爆破组就能保证上崮歼顽。

战前，我们确定的强攻部署是：以三营的七、八、九连组成3个突击队，每队10个突击组，共配备团直属的4挺重机枪和4个掷弹简，又从一、二连抽调8挺轻机枪，这些武器均各半分置于天桥顶的东西两面（两面各要以2挺轻机枪备用），由八、九连组成的突击队作为第一梯队担任主攻，七连组成的突击队为第二梯队；团属工共排分为4个爆破组，东西各2组，准备与突击队协同动作摧毁顽堡；梯子组准备10个独木梯，每梯附木杆1根，东西中使用3个梯子，2个备用；一、二营在准备打援的同时，围歼天桥顶附近的4个小崮上的小股顽军；后勤同志要备齐造梯子、绑火球用的一切器材，以及运伤员的担架。我和三营副营长柴玉兴同志带领九连突击队强攻崮西，副团长王凤麟同志和三营营长刘培农同志带领八连突击队强攻崮东。一切就绪后，让全团吃好饭，睡上几个小时，养精蓄锐。谁知担子在肩，哪能睡得着，一到出发时间，大家喝好水，仅用了一个半小时即到达指定地点，经10的紧张准备，就只等打总攻的信号弹了。

10月中旬的某夜8时，我下令总攻开始。东西两面立即发出两发白色信号弹，10余个火球同时射上山头，部射在地堡周围，崮上杂草顷刻阅熊熊燃烧起来，将地堡照得如白天一般。独木梯组用了不到5分钟的时间搭好梯子，突击队、爆破组如离弦之箭，，迅猛出击，仅用了3分钟时间纷纷登上山头。在我轻重机枪火力网的掩护下，爆破组连续炸毁10余个，地堡，毙伤顽军30余人，突击队乘胜攻至崮顶展开围歼战。只听得枪声、爆炸声、“缴枪不杀”的怒吼声交织成一曲响彻夜空的雄壮乐章。战斗历时25分钟（原预计须用一个半小时），共毙伤顽军30余人，俘顽连长以下13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5挺（另炸毁了2挺）、步枪130余支、子弹2万余发相电台1部，守顽全部就歼。我一、二营各围住两个小崮各一个排的顽军，也举手缴械投降了。全部战斗我方仅伤19人，牺牲7人，胜利完成了强攻天险收复天桥顶的战斗任务。

战后，王建安同志说：“顽军乘敌军‘扫荡’，我主力转移之机，抢占了我根据地一些自然天险的崮，并扬言八路军仅凭几挺机枪和一些步枪是无法再想占领这些天险的。现在我旅二团的胜利，用铁的事实彻底粉碎了这些鬼话。顽军抢占我从日本人手中夺回的一切地区必须交还，否则就以天桥顶为榜样，彻底歼灭之！”在旅首长的鼓励下，我团又和兄弟部队并肩作战，完成了第二阶段的反顽任务，我与敌、顽形成了新的对峙局面。

二十七、敌进我亦进

1941年9-10月，正当我沂蒙山区开展反顽作战的时候，在坐镇济南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烟俊六的指挥下，日军华北方面军纠集第二十一、三十二师团和第五、六、十旅团主力，以及第十七师团主力和第三十二师团一部，共5万余日军，加上2万余伪军，从西、东、南三面取“铁壁合围”之势，准备对我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实行规模空前的大“扫荡”，妄图一举消灭我山东党政军首脑机关和主力部队，摧毁我山东的中心抗日根据地。

山东纵队和一旅旅部指令我团，要趁敌合围前，及时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执行“敌进我亦进”的方针，避实击虚，直接向南、向西、向北插入敌占区，连续破袭敌之公路、铁路线，歼灭地方反动武装，摧毁伪地方政权，打乱敌之后卫阵地和运输补给线，迫使敌人回援，以配合我沂蒙山区军民内外线的反“扫荡”斗争。

接到这个指令后，我们立即集结部队，10月下旬从沂北出发，经蒙阴城东部北上，约于10月底11月初抵达蒙阴城东北的莫庄，得团部侦察员报告，蒙阴城之敌分三路出动，开始向我根据地发动“扫荡”，此时正向我团扑来。我们根据这一隋况，决定继续北上，将这三路敌人甩在后厨，全圃迅速经石门岭冲出包围，向西北插入新泰、蒙阴之交，以调动进攻之敌。我们连夜急行军15公里，于拂晓前赶到石门岭．正遇从新泰出动的1000余日伪军拖着4门山炮和追击炮向我根据地方向开进。发现这一敌情后，我们紧急部署袭击这股敌人。我带领一支小部队，用15挺机枪和4个掷弹筒，占据石门岭高地的有利地形，准备给敌以突然打击，掩护团主力朝西南方向新泰城南的汶南镇以东一带敌后转进。眼看这股敌人进到我机枪射程以内200米处，我便令伏击手一齐开火。经我15分钟的打击，杀伤日伪军不下300人，打死敌拖炮的战马3匹，打得毫无准备的敌人晕头转向乱了套。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刚刚出动就遭此挫折，也不知面对的是从哪里来的什么部队，手忙脚乱地摆好大炮正准备还击，我立即命令撤出战斗，尾随掩护我团主力从石门岭西南绕过敌人的侧后，顺利进入新泰、汶水以东敌后地带，向新蒙边的蒙山挺进。当突破新蒙公路封锁线时，发现日伪军一股正沿路烧杀掠夺，蹂躏妇女，沿路一些村镇火光冲天，群众呼天抢地。我趁势扫荡了这股敌人，破袭新蒙公路，切断了敌人的交通和增援，胜利越过封锁线进入预定到达的地点蒙山。在这里，全团休整了一天，第二天直下油水、费县交界的平邑镇（县），一举歼灭据守该县县城的100余伪军。接着，在泗费间的公路沿线展开破袭战，如摧枯拉朽般地打掉了20余处区乡村的伪政权和伪自卫队，缴获步枪100余支、手榴弹1000余枚和子弹l万余发，解救了被敌抓去的我地方干部和民众（包括妇女、儿童）2000余人，群众欢欣鼓舞，而附近各据点的守敌则惶惶不可终日。缴获的步枪和手榴弹，都交给了我地方武装使用。

为了更加扩大我在敌后的活动范围和影响，决定留二营营长刘振江、教导员刘振华同志在一旅副旅长胡奇才同志的直接领导下，率全营继续活动于泗水、费县一带，执行敌后破袭任务，摧毁伪地方政权和伪自卫队，利用有利时机和地形，歼灭日伪正规部队，从南线牵制进攻我根据地的敌人，并负责同旅部保持联系；由我和李伯秋、王凤麟、孟英同志率团部和一、三营西进，开展对津浦铁路的破袭战。我们乘敌之虚，深人敌后，游刃有余，感到纵队和旅部的决策非常正确。我们顺利地一直进到泰安以南、大汶口以北的津浦路段，在沿线村庄驻扎下来，与当地我党组织和地方人民抗日武装取得联系，并派出侦察员与铁路警察部队中的我敌工人员取得联系，在他们的协助配合之下，发动群众向敌人展开政治攻势和军事打击，我四个爆破组先后炸翻了敌人泰（安）大（汶口）段来往两列火车和一列巡逻车，使日伪军遭受大量伤亡。同时，我们还组织了小型爆破组，一段一段地炸铁路，毁铁轨，迫使火车停驶，切断了敌之铁路运输，给敌以严重威胁。对沿线30余处伪区乡政权，一概予以荡平，共缴获长短枪100余支、子弹数万发。除了给部队补充子弹和短枪外，其余的缴获包括部分子弹和全部长枪也都留给了地方党组织和武装，以增强其战斗力。不久，我们北上泰安城以北，深入敌占区，在泰山脚下围困日伪据点重镇黄泉，解决给养问题。我们驻扎在该镇附近的村庄，发动群众，对该据点围而不打，并以二团团长的名义给驻守黄泉的伪军写了一封劝降信，劝他们“多做好事，不做坏事”，要“给自己留后路”，说明我主力是来攻打泰安而不是来打黄泉的，我主力只是在这一带稍事休整，劝他们不要向泰安日军通消息，而要向我军送3万斤粮食和3000斤猪肉，望予以大力协助，若要顽抗，他们的据点是保不住的，请他们三思而后行。这封信发出后的第二天，黄泉的伪军果然为我们送来了3万斤米面、10头大肥猪和100多只鸡。我们住在这一带村庄的地主家，吃住都很安全。群众热烈欢迎我们的到来。经过我们深入的宣传和发动，广大群众都知道我们八路军是抗日除奸、保家卫国的人民武装，是英雄部队，许多群众还亲自到部队送自己的子女参军。有一位开明地主老先生，找到我诉说他几年来的苦闷，认为亡国奴恐怕要做下去了，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深感忧伤，现在亲眼看见了共产党领导的这样好的八路军，从此感到中国有救了，民族有希望了，提出要送他的女儿当八路军，要我一定收下。我看他态度恳切，他的女儿的态度也很坚决，我就给她写了封介绍信，要她离开敌占区到我鲁中抗日根据地的军政大学去学习。对其他要求参军的青年妇女，我也以我团是野战部队不收女兵为由，将她们介绍到我县政府或专员公署去学习和工作。我们在泰安北的这些活动，特别是我团摆出的攻打泰安城的态势，使驻守泰安城的敌人自感空虚而一日数惊，频频向前线通情报，请求抽师回援，终于迫使敌人不得不速调长岛独立旅团回守泰安城。

鉴于敌情的这种变化，我们便率部转至胶济铁路去执行新的破袭任务，仅留下一位班长就地开展活动。这位班长是泰安蓖子店人，人地两熟。我们留下他的目的，是要他与当地抗日积极分子组成一支小型游击队，向团部通情报，活动于泰山周围，从事秘密的锄奸抗日的武装斗争。他们在泰山脚下，常同游客混在一起，了解到不少情况。一次，他们秘密逮捕了几个游泰山的日本人送交团部赴理，我们就利用这几个日本人同伪军交涉谈判，伪军同意用炮弹、炸药、子弹来换取他们，条件是他们出据点佯装向我进攻，向我军方向发射一阵炮弹和子弹，将5万发子弹和1500公斤炸药送到我军阵前；当我们“反击”时，他们立即“败退”，我“夺得”子弹和炸药，他们则在“败退”过程中接回我们释放的几个日本人。用这个办法，我们果然得到了这些子弹和炸药。像这类的事，这支小型游击队神出鬼没，干得很出色。而转至胶济铁路的我团一、三营，则深入章丘、淄川两县的敌占区开展游击战争，炸炮楼，攻据点，将伪地方政权打倒了一大片，歼灭了大量敌人，抓了不少俘虏，缴获的枪支弹药都用来补充了我地方部队。对博山敌人占领的北埔山和西河两煤矿，我们采取偷袭和强攻相结合的打法，钻进去活捉了由日本人充当的两个煤矿的矿长和会计师，迫使两矿派人同我们谈判。我们的条件是西河煤矿要以4000公斤炸药、北博山煤矿要以3000公斤炸药各自换回矿长和会计师。交换的办法，是他们送炸药来，我们派部队向其“进攻”，他们便将炸药放在我阵地前，人员立即“逃”去，我方取走炸药。如此三次，将炸药送完，我们即放回人质。这样夺得7000公斤炸药，我们返回沂蒙山区时只能带走3000公斤，其余都是由留下的一排分批运回根据地的。这批炸药对后来的作战起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我们还组织了侦察队和爆破组，与早已活跃于胶济线上的我团胶济大队相配合，炸毁公路，爆破铁路，一时打得敌人的交通运输联络中断。这个大队是1941年7月组建的。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以及八路军总部曾经指示山东纵队要千方百计地在铁路沿线开展对敌斗争。在山东纵队整编整训会议期间，黎玉同志找王建安同志和我谈话，让我们看了中央的电报指示，并向我们交待：胶济铁路横贯山东，北联我渤海军区，东接我胶东军区，是占据山东的日军的一条重要交通干线，也是我们的一条重要干线。为保持我鲁南、鲁中、渤海、胶东四区的联系，必须根据中央的指示加强铁路沿线的工作，以便同利用铁路干线分割、蚕食我根据地的敌人作长期斗争。但是，我们在铁路两侧特别是山东境内津浦路北段和胶济路西段的军事力量薄弱，我们必须立即着手在那里建立新的联络点站。为此，纵队决定由一旅负责建立起一支胶济大队开展活动。王建安同志想了一下，紧接着说：“这个任务就交二团去执行。”黎玉同志表示同意。当时确定了该大队的任务有三：(1)巩固、扩大胶济线上的联络点站，保证山东分局、山东纵队与渤海、胶东两军区的联系；(2)扩军、筹款、筹粮，积极壮大我军力量，尽力开辟财源，并补助我物资供应；(3)宣传党的抗日救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努力扩大我党我军的影响。我从纵队返回团部后，也向团部几位领导同志传达了这些指示，大家坚决拥护，决定由团参谋长于松江同志兼任大队长，调三营教导员张惠元同志任大队政委，七连连长张省三同志任副队长，还抽调了几位副连长去任分队长，从一、二营各抽调相当人员和l挺机枪分别组成分队，从三营抽调的人员和枪支也组成一个分队，另配备了10余支匣子枪，组成短枪班作为大队的突击力量。其中，有10余个党员、战斗英雄和模范人物，是一支很精干的队伍。组建情况报告旅部和纵队，得到充分肯定，当即批准了。经过短期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于松江、张惠元同志率全队从莱芜碁山观东面的高庄出发去执行纵队交给的战斗任务。他们活动于胶济路西段两侧的博山、淄川、益都、邹平、章丘、桓台等县，深入敌占区，在我博山县长张敬涛、淄川县长赵会川、益都县长冯宜之等同志以及纵队第三支队、当地县区武装的支持和配合下，采取隐蔽斗争形式与敌周旋，积极执行三大任务，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当我团主力到达胶济线上以前，他们就向沂蒙区送回了在敌占区扩大的80余名新兵，年底又送回六七十人，1942年春又送七八十人。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全队发展为100余人的战斗武装，长时间属一旅二团建制，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曾派代表参加山东纵队召开的战斗英雄会议，受到纵队的表场，堪称胶济线上的孙悟空。我们在胶济线上展开的破袭战，因同我团这样一精干武装相结合，就变得如虎添翼、如鱼得水，敌人是奈何不了我们的。

这次两个月的反“扫荡”外线作战，我们穿穿10余个县，历程近万里，一路杀敌除奸，破敌交通线，大小战斗20余次，缴获长短枪500余支、子弹数万发、炸药8500公斤，以及大量的手榴弹和其他通讯器材，虽伤副团长王风麟同志以下30余人，牺牲了副连长以下13人。? 但从俘虏中补充了300余兵员，从当地群众中吸收了新兵l50余人，全团保持了3000余人的大团建制，装备得到改善，每连配有四五挺机枪，战斗力大大提高，广泛传播了我党我军的影响，胜利完成了山东分局山东纵队和一旅旅部交给的外线出击任务，受到上级的通报表彰。

二十八、回师沂蒙

1941年11月至12月，山东分局乖¨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胜利跳出敌之合围圈，转至外线指挥作战。敌以重兵合围我主力扑空后，便在我沂蒙山抗日根据地区内分区“清剿”，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并在一些重要村镇建立了据点，还修筑了公路网，妄图分割、控制我根据地。这时，山东纵队和一旅旅部命令我团返回沂蒙山区，夺回被敌占据的村镇，使被敌分割的根据地重新联成一片。

接到命令后，我和李伯秋等同志率全团主力回师南下。部队满载荣誉，高扬军威，由博山直趋莱东，沿途连拔博山上、下瓦泉两个敌据点，到达莱东响水湾稍事休整，即穿过蒙山，回到根据地中心边缘地带沂蒙边，连夜进至蒙阴城北35公里处的野店镇。该镇是我军从泰山区到沂蒙区的必经之地。全团夜行军到此，正在安置宿营时，忽听警戒的哨兵枪声报警，同时带班的排长也跑来向我报告'说发现大量顽军向我驻地扑来，不听我鸣枪警告继续前进。一得此情报，我急令尚未宿营的团直属队和靠近团直的第三营抢占镇的东北头迎击顽军，令一营作好准备立即投入战斗。这时，我流动哨兵已边打边退回镇内。当顽军进到我阵地前100米以内时，步枪、机枪、掷弹筒、手榴弹、一齐向顽军开火，从夜里2时打响，激战数小时，给顽军以大量杀伤后，我令司号员吹起冲锋号，三营分三路向顽军猛扑，一营从野店镇北面的村庄向顽军发起反冲击，一直打到当天上午l1时半，消灭了这股顽军才结束战斗。此战共毙伤顽军360余人，俘750余人，缴获轻机枪l挺、长短枪530余支、手榴弹1000余枚、子弹2万余发、电台l部以及无数其他军用物资，仅该股顽军的头子侥幸只身逃脱。这就是我团回师沂蒙后打的著名的野店遭遇战。

首战告捷，士气更盛。我们决定在沂蒙边稍事休整，一面侦察敌情，一面寻找山东纵队和一旅的指挥位置，以便取得联络，接受指令。一天，得侦察排长报告，蒙阴县的菊山已被建为敌据点，由日军扶值的一个伪军中队驻守，属于伪军郑小殷的部队，配有100余支长短枪，抓去了1000余民工，日伪军正在监督赶修碉堡、围墙、炮楼。据点内还关有许多青年妇女，备受蹂躏，不从者即被打死或杀死，据说已有10余名妇女惨遭杀害，附近村庄屡遭摧残，群众迫切盼望我部回来拔除此据点。

菊山，虽是蒙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庄，但地处蒙阴、沂水两县交界，是泰山区到沂蒙区的必经要道，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敌人“扫荡”时，发现此地为一要隘，便占为据点，以切断我泰山区与沂蒙区之间的交通联系。据点内的伪军原系土顽，属乌合之众，军纪混乱，盲目作乐，战力不强。我们经过研究，一致认为拔除此据点不仅非常必要，而且完全可能，宜早不宜迟，于是决定采取智取的打法，以最小的代价全歼该敌，同时作好强攻的准备，万一智取不成，即以强大火力攻取之。

一天，我以侦察排和工兵排伪装成日伪军，4个尖刀班的战士全穿上日军军装，头戴钢盔，脚穿皮靴，扛着清一色的日造大盖枪（这些装备都是深入敌占区作战的战利品），十几个战士化装成伪军。按照日伪军的惯例，这些“伪军”在前面开道，“妇女”哭哭啼啼的，由“日军”押着跟在后面，有的“妇女”哭着“不愿意”走，“车夫”都推着小车同行。有的车上载着“妇女”，多数车上装有大包小包的“行李”，实际都是炸药包，共150公斤。这支“日伪军”大摇大摆地向菊山开进。率部前进的是伪装日军军官的我一营营长岳进和教导员沈平同志。同时，团迫击炮连和一营的二、三连配备3个掷弹筒班准备强攻。我军伪装的这支精干的奇袭部队，竟没有被日伪军发觉就顺利进入了菊山村内。侦察排和工兵排按预先分工，带上炸药包迅猛行动，分头冲向敌人尚在修筑的炮楼和伪军指挥所，4个步兵班同时向敌展开攻击。日伪军被打得措手不及，乱作一团，一枪未还，全部被歼，修起的半截子炮楼霎时间也被炸塌了。此战击毙伪中队长以下守敌和汉奸、叛徒70余人，俘110余人，缴获机枪1挺和长短枪100余支，解救了被敌奴役的1000余民工和受敌蹂躏的100余妇女，夺回了菊山。我战斗部队因使用炸药，紧急中误伤了两位战士，牺牲了一位战士，以极小的代价取得了战斗的全胜，从而又恢复了沂蒙区通向泰山区的这个战略要隘。

接着，我团又配合兄弟部队一连拔除了沂蒙公路上的十几个日伪据点。战后，我和李伯秋等同志率部进入沂水南部即岸堤以北的高湖一带进行整训，并掩护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首脑机关以及一旅旅部的集结行动。

二十九、立下军令状

经过敌人一两个月大“扫荡”之后的沂蒙区，在寒风的拍击下显得格外凄凉，仍可闻到从山沟里吹来的一阵阵战火硝烟的味道。然而，苍劲的马尾松却不知疲倦地伫立在山坡上，热烈地翘首振臂，恰似代表山区人民在欢迎我们归来。我们一到上下高湖、东西高湖一带，“八路军回来了”、“一旅二团回来了”的消息不胫而走，当地逃难民众又纷纷携儿带女把家还，转悲为喜，将对日寇的控诉化作对自己子弟兵的欢迎，重新振奋活跃起来，急忙回到家里烧水做饭，迎接久出方归的亲人。

这时，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的首脑机关已集中于沂水的北界湖，并在这里召开军事会议。分局书记朱瑞、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兼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罗荣恒、山东纵队政委黎玉、山东纵队政治部主任江华等同志主持会议。我和旅长王建安同志接到通知出席会议。会议研究了反“扫荡”以后的形势，认为敌之主力虽已撤退，但敌在我根据地内安设的据点尚待彻底拔除，当前的任务就是要抓住时机，彻底拔除这些据点，完全恢复我沂蒙山抗日根据地。会议特别指出沂水的铜井被敌占领后亦变成了敌之据点，对我威胁极大，并下达了尽快拔除这一据点的任务。朱瑞同志提出：“铜井是我们沂蒙根据地的中心，敌人在那里安设据点，对我们是一大威胁，必须立即将它拔除！”黎玉同志说：“铜井不仅是我们沂蒙区的政治中心，还是经济中心，那里有大量的金矿，也是沂河两岸富饶的产粮区，敌人以此地作为中心据点，就等于在我们的心脏插上一把刀子，拔除这个敌据点就成为我们的当务之急。”罗荣桓同志表示赞同，指出“要选好部队，作好准备，务求必胜”。王建安同志说：“我们二团驻界湖一带，距铜井只有15公里，他们对铜井敌人的情况已作了一些侦察了解，是不是由吴瑞林同志谈谈情况？”遵照首长示意，我简要地汇报了一下敌情：铜井驻有日军1个小队，30余人，配有l挺重机枪、2挺轻机枪和2个掷弹筒，伪军1个大队，即沂水伪县大队，600余人（另有汉奸、特务、叛徒、恶霸一二百人），配有l挺轻机枪和500余支长短枪，伪大队长姓牛，吸毒成性，外号叫牛吸毒鬼；敌人在铜井不仅筑好了围墙，安设了铁丝网和鹿砦，还修成了两个大炮楼和15个小炮楼，工事比较坚固，火力也较强，的确是敌人安在我们根据地内的中心据点。我说明我团正准备拔除这个据点，请首长将此任务交给我团执行，只请求把我团二营从泰（安）泗（水）宁（阳）一线调回担任打援，以保证战斗获得全胜，纵队首长表示二营还不能调回，指示我以三营攻点，一营和县区武装打援。王建安同志说：“这个任务就交给我们二团去执行吧！到时我也去二团。”我当即表示坚决执行任务，制定作战方案报批后就行动。首长们一致同意这个意见，并要求我们既要尽快行动，又要充分准备，务必打胜这一仗。

回到团部，向团里的其他领导同志传达了会议精神和纵队给我团下达的任务。大家都表示要坚决执行，并根据研究的意见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

应该说，我们对铜井的敌情还算是了解的。我们进驻界湖后，就得悉敌人已在铜井建立了中心据点，就准备予以拔除，于是通过几条渠道进行调查。首先派出侦察参谋和有经验的侦察员深入据点内实地观察，访问仍在被强制劳动的民工，了解敌人的动态和布防，同时与铜井周围我地下党组织和情报站取得联系，并通过他们和我团侦察、作战参谋人员相配合，向被敌强迫修过工事和炮楼的土工、木工、泥瓦工以及被敌抓去又放回的妇女开展访问调查，从而掌握了敌人的人数、装备、炮楼和工事构造、火力配置、日伪驻防分工及其活动规律等大量第一手材料，还将这些材料整理成文，向全团指战员进行宣讲，使大家了解敌情，并开“诸葛亮会”，发动大家出主意、想办法，使人人做到心中有数。但是，要制定作战方案，真正做到知彼知己，战则必胜，仅凭这些材料还是不够的。因此，由我带领一、三营营连干部去铜井周围实地侦察地形，并就地制定攻点和打援的作战方案。

我们来到离铜井约2公里的小山坡上的一个独立家屋，当天乘漆黑夜色和凛洌风声作掩护，分为两路侦察。一路由三营副营长柴玉兴同志率八、九连连长带两个爆破组长去铜井东面和南面陆地侦察地形和炮楼、围墙、铁丝网、鹿砦等情况，选择好突破口，确定先攻哪里后攻哪里；一路由我带领三营营长刘培农、侦察参谋、七连连长、工兵排长和四个爆破组长去靠沂河边的铜井北面侦察由日军驻守的大炮楼。我们在小河里足足走了两个半小时，摸索到大炮楼下的河水里，静悄悄地在河水里呆了两个小时，仔细观察敌人的动静，听到敌人饮酒作乐、奸淫妇女，只得强压心头的怒火。表面已结有冰渣的河水没及膝盖，冻得每个人直打哆嗉，加上敌人撒的尿几次正好泼到我们的身上，更增添了几分寒冷。刘培农同志挨着我，递过来一个酒壶，我便喝了一口，又把酒壶递给身旁的同志，大家轮流都喝了一口，借以暖暖身子。这段时间，炮楼上的敌人曾两次盲目地用机枪向远处扫射，子弹打得岩石火花四溅。当我们返回山坡上那间独立家屋时，一路上两腿都不怎么听使唤了。大家用毛巾擦了擦腿上的水，取取暖，稍事休息，又绕到铜井围墙的西面和南面去侦察了一番。两路在独立家屋碰头后，第二天又采纳刘培农同志提出的意见，同意由他带领七、八、九连连长和六位排长（每连两个）再去看一遍地形，我就带领一营营连干部察看铜井周围与来自沂水、蒙阴、临沂方面可能增援之敌作战和与铜井可能突围逃跑之敌作战的地形，同时我又对铜井的地形察看了一遍。第三天，我们会合在离铜井5公里左右的一个我们从未住过的村庄，共同讨论研究，提问题，想办法，各抒已见，集思广益，最终形成了攻点和打援的整套作战方案：

（一）三营营长刘培农同志直接率三营七连，负责爆破日军驻守的大炮楼，工兵排每班分成3个爆破组，以3个组加强七连，第一爆破组带上50公斤重的炸药包，将包捆绑在7米高的木梯上端，木梯靠立在大炮楼底层，接好导火索，按时实行偷袭爆破。这是整个战斗的信号和关键。只要这一爆破成功，其他15个炮楼可迎刃而解。

（二）上述偷袭爆破成功后，七连即迅猛歼击日军大炮楼的残存之敌，再向西对伪军大队长驻守的大炮楼之敌实施攻击；若偷袭爆破受挫，即以8挺轻机枪、2个掷弹筒的强火力作掩护，再投入附属的两个爆破组展开强攻爆破，务必摧毁日军大炮楼，然后再向南发展。

（三）三营教导员直接率九连，附属工兵排的3个爆破组，担任铜井西面的攻击任务，炸开鹿砦和铁丝网，用强大火力掩护爆破组摧毁伪军大队长驻守的大炮楼，然后继续在西面歼敌。

（四）三营副营长直接率八连的两个排，也附属3个爆破组，在南面与九连同时动作，负责摧毁南面的炮楼，歼击残存的伪军；以另一个排在东面佯攻。由于铜井东面的地形对我进攻不利，此排配备5挺轻机枪，准备歼击从东面突围逃跑之敌。

（五）一营主要在铜井东北面准备阻击离铜井最近的沂水县城出援之敌和从铜井突围逃跑之敌；同时在沂水南部切断敌据点间的电话线，埋设地雷，阻敌增援，并散发传单，展开政治攻势，迫敌不敢出动。

（六）以两天一夜的时间拔除铜井敌据点，并准备付出150-200人伤亡的代价夺取战斗的胜利。

经团部研究确定和全体指战员讨论补充，我和团政委李伯秋同志带着这个方案到一旅旅部汇报。王建安同志决定和我们一起前往沂水北界湖直接向山东纵队首长汇报。我汇报了敌情、决心和战斗部署，李伯秋同志汇报了部队的战斗情绪和思想政治工作情况。朱瑞、罗荣桓、黎玉、江华等同志都听了汇报，一致认为我们准备充分、部署周密，批示：“同意该方案，照此执行。”会后，江华同志特意叮嘱我们：“你们可不能轻敌啊！铜井这个据点，我带二旅四团攻打过。四团是攻克过杨明堡的老红军团之一部，他们的战斗力也是够强的，但是没有能够攻下铜井，因此对铜井的敌人要有足够的估计。”我回答说：“我们团的干部集体研究过了，全团指战员有信心有把握用两天一夜的时间，定能攻克铜井，结束战斗。”“你可不要把话说得太死！你能在此立个军令状吗？你如果按计划攻克铜井，你们在这次战斗中每伤亡1人，我负责补充你们一个党员！”我想，我们对铜井战斗已做到万事俱备只等一声令下的程度，就坚定地说：“好，就立个军令状！”纵队参谋随手拿来一张纸。当着纵队首长和旅首长的面，我提起笔来写下了这样几行字：

我率一旅二团一、三营全体指战员，以两天一夜的时间务必攻克铜井敌据点；如攻克不下，愿受军纪论处！

??? ?????????????????????????????????????????????吴瑞林立

首长们看了这个军令状，都大声笑着说：好，立得好！下面就看你们二团的戏，预祝你们成功！

1941年12月24日拂晓，我率团直属队和一、三营由高湖出发，进入东西司堡隐蔽。利用战前短暂休整，我们请江华同志向部队作了动员报告，对士气鼓舞很大。“夺回老家救亲人”成了我们打铜井敌据点的口号。下午4时30分部队吃完饭，5时按指定位置向铜井开进。团指挥所设在战斗现场，与铜井的主攻点仅相隔300米，并很快架通了与各攻点部队和打援部队的有线电话联系。当天晚8时，已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了，偷袭日军大炮楼就从此时开始，也是整个战斗的总攻开始的信号。王建安同志在离我两三公里的一座小山上督战。他曾两次问我“情况怎么样？”我都如实报告“部队已到达指定位置，敌人尚未发觉，一切按预定方案进行。”这时，三营七连爆破组扛着绑好炸药的梯子，悄悄地摸着黑幕，已熟练地将梯子竖靠在日军大炮楼的底层，敏捷地将导火索引至离炮楼20余米地方，用力一拉，迅速点燃导火索。大家屏着呼吸，万籁俱寂，只听得导火索燃向炸药包的“哧——”声、凛冽的北风折断枯枝的响声和敌人寻欢作乐的奸笑声。大家耐心地等着，预想的一瞬终于到来了——“轰”的一声巨响，震得河应山鸣，一柱千米高的浓烟烈火直冲夜空，照亮了整个铜井，把日军大炮楼掀了底朝天，炮楼里的日本鬼子被炸得粉身碎骨。他们哪里想得到，正当他们放肆地奸笑之际，却忽然有钟馗从天而降呢！偷袭爆破一举成功，七连乘胜扩大战果，迅猛地借爆炸火柱之光，仅用了13分钟的时间，把伪军大队长驻的大炮楼也给爆开了花，炮楼里的伪军还没有醒过神来就无一全尸，统统葬身火海。与此同时，铜井西面的九连和南面的八连协同劝作，各引爆了伪军中队长驻守的两个小炮楼。连续的高强度的隆隆爆破声震动了整个铜井镇。战斗已进行了2个小时。我随即决定调整火力，让爆破组的同志争取短暂时间喝点水、吃点于粮，准备对其他4炮楼实施连续爆破。七、八、九连按预定任务，又掩护各爆破组紧张地进行了2个小时的战斗，接连摧毁了6个小炮楼。王建安同志听了我报告的战果，立即用电话指示我们：“你们打得好！现在只剩下五个炮楼了。要重新组织火力，争取在拂晓以前把这些炮楼全部炸毁，把据点内的敌人全部歼灭！祝同志们再接再厉，大功告成！”我及时地向各部传达了首长的指示，鼓舞了士气，坚定了夺取最后胜利的信心，并指挥部队继续顽强地投入战斗。又经过5个小时的爆破和激战，摧毁了剩下的5个炮楼，歼灭了暗堡里顽抗的敌人，至25日凌晨6时即全部结束战斗。共击毙日军小队长以下30余人和伪军大队长以下270余人，俘伪军、汉奸、特务、叛徒、恶霸600余人，解救了被敌关押的群众430余人（内有妇女100余人）和被强制劳动的民工数百人。我军伤副营长（柴玉兴同志）以下50余人，牺牲九连连长（刘奇同志）以下30余人，取得铜井战役的全胜。

战后，我团返回界湖。路经北界湖时，朱瑞、黎玉、江华同志亲率机关同志夹道欢迎我们凯旋。罗荣桓同志带着骑兵排也飞马赶来慰问我们。一见面，罗荣桓同志就亲切地说：“你们打了个大胜仗，打得好！这一仗你们伤亡了多少人？”“不到一百人。”“还不到一百人？真不简单！”罗荣桓同志拉着我的手，边走边听我关于战斗情况的简要汇报。他要我们好好总结经验，并交待说；“由于铜井战役的胜利，根据地内一些敌据点的伪军有的吓跑了，有的投降了，沂蒙中心区的敌据点解决了，但蒙阴至临沂的公路上还有几个敌据点，都要一一拔除。你们回界湖休整一段时间后，就立即准备投入新的战斗。”

回到界湖，我令一连副连长掌勺炒菜，全团营以上干部聚餐，并宴请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的领导同志。全团高高兴兴地在界湖度过了1942年的元旦和春节。

三十、诈败歼敌

1942年春，敌人继续发动“以剿共为主”的“扫荡”，图谋变其占领区为所谓“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并推行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为了全面开展对敌斗争，我团奉命向沂蒙区以南作战，摧毁敌人设在临沂至蒙阴公路上的据点，切断敌人从南面向沂蒙区的进攻线，第一个打击目标就是敌人的界牌据点。

界牌位于汶河以南蒙阴、沂水两县交界处，是临（沂）蒙（阴）公路上的一个重镇。敌人占据后，沿四角修筑了围墙，每个角上建起了炮楼。该镇中心原有一座地主造的10余米高的四层炮楼，被敌用作中心炮楼，居中指挥四角炮楼同我顽抗。这个中心炮楼，外面是以石头为架，以砖筑墙，两面砖墙的中间填上三合土，用夯打得结结实实，整个结构异常坚固，易守难攻。守敌为一个伪军中队，约120余人，加上投敌的地主恶霸、特务、汉奸、叛徒，共140余人，武器装备齐全，一向凭借坚固工事，有恃无恐。我们针对敌情，仍决定以爆破的战术手段拔除之。

这时，我团二营已回归建制。由于二营长时间在费县、平邑、泗水、宁阳一带作战，有打南线敌人的丰富经验，我们就确定由二营担任主攻任务。这次进攻作战是1942年4月展开的。

总攻时，二营分兵袭击界牌四角，炸开了鹿砦、铁丝网和围墙，一举摧毁了四个炮楼，立即集中兵力向中心炮楼实施攻击。我爆破组虽使用70公斤炸药，但由于中心炮楼确实坚固，非其他炮楼可比，不意仅仅炸开了一个小洞，裂出了一条缝，也炸死或震死了五六十个敌人，但未能将其炸塌。敌人在三、四层楼上，居高临下向我抗击。我们的炸药已经用尽，便弄来辣椒面，用木柴燃起辣椒面烟熏炮楼，敌人就是扒在里面不出来。战斗进行了一夜，快到拂晓了，我们不得不改变战术。

我命令二营四连隐蔽在附近一个小山村里。这是通往蒙阴城的必经之地，而界牌距蒙阴城最近，残敌必退回蒙阴城才能重振旗鼓，因此要四连在那里待机歼敌。等到大阳出来了，我又命令二营主力抬着“伤员”，装出无精打采、垂头丧气的样子，鸣锣响鼓地从炮楼前一直撤到离界牌十几公里以外的山坡上。果然不出所料，残敌确信我“败走”了，就放心大胆地从炮楼下来，拖着枪，背着包，迫不及待地撤离界牌，径直向蒙阴城回逃。刚走出几里路，一接近我军设伏的那个小山村时，突然遭到我二营四连的猛烈截击，这股惶惶不安的丧家犬伪军被打得晕头转向，顿时全部就歼。此战终于拔除了界牌敌据点，共歼伪军和汉奸、特务、叛徒140余人，缴获长枪二三十支，手榴弹200余枚和子弹1000余发，解救被关押的群众100余人，打掉了敌人封锁我蒙山的一个重要关隘。

界牌战斗结束后，我团执行了两个点打援的任务，由三营打蒙阴出援之敌，二营打界牌东南面临蒙公路上的垛庄出援之敌，以保证我一旅一团对寺郎坨的作战，迫使敌人退守到临蒙公路上青驼寺以南。至此，完全恢复了我军在沂河以南的原有态势，并控制了汶河以南的大片地区。

战斗正未有穷期。敌人在费县以北接连安设了10余个据点。我团又奉命向费县以北地区推进，展开进攻战，以智取和强攻相结合的办法，连拔3个敌据点，其中是智取1个吓跑2个。智取的那个敌据点，我采用攻取菊山的打法，在我地下工作人员作内应情况下，由我团侦察排的侦察员化装成“妇女”去“劳军’，待靠近据点后。即以突然动作奇袭歼敌，将该据点的守军全部活捉，另外2个据点的守敌吓得屁滚尿流地退到费县城及其附近的诸满去了。我仅伤5人，牺牲2人。此战缴获的全部枪支弹药，统统交给了我党地方组织及其领导的县独立营和区中队使用。地方的同志们得到相当数量的武器弹药补充，如获至宝，皆大欢喜。

三十一、忍无可忍

1942年5月，我奉调到山东军区的鲁中任沂蒙军分区（即鲁中军区二军分区）司令员。罗荣桓同志找我谈话，指出沂蒙区是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心脏，我与日伪顽争夺的焦点，组织上决定派我去工作，是那里的斗争需要我去。我愉快地接受了新分配给我的任务，虽然舍不得离开我曾与之同生死、共命运的一旅二团。从山东军区赶回团部向各位领导同志作了交待，便骑上我的枣红马，带着警卫员，去沂蒙军分区上任。当时，军分区政委是王一平同志。鲁中军区司令员王建安、政委罗舜初、政治部主任周赤萍、参谋主任胡奇才等领导同志也都是熟人，沂蒙区又是自己曾战斗过的地方，故这次调动工作没有什么陌生的感觉，只是斗争比以前更复杂更激烈了。

沂蒙区虽然拔除了敌人安设的据点，但又遭到国民党东北军顽军的频繁进攻。就在敌人对沂蒙区实行大“扫荡”的时候，国民党顽军趁火打劫，敌人主力一退，他们就从蒙山、沂山出动，伸入我沂蒙区，抢占了沂山以南、东流店以东、沭可以西约30万人口的大片根据地，占据我沂北县沂山的20余个山崮和100余个村庄。顽军还利用山洪暴发，沂河水位陡涨，向我军驻守的大崮发动围攻。我二分区侦察科长郭致远同志带领的独立团被围困在一个大崮上，已有好几天了，几乎面临弹尽粮绝的境地。当地广大人民群众也难逃顽军反复掠夺、摧残的厄运。救军于弹尽粮绝之际，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成了沂蒙军分区的当务之急。

同年7月，我带领军区主力二团的三营和二军分区的警卫连前往解围。当时，沂河水位很高，没有船只过不去，只得拆下旧房的木料，扎成木排，部队乘木排，我坐水缸，趁夜渡河，派人同守卫大崮的郭致远同志取得联络，确定上下配合向顽合击。我用诱兵之计，将顽军引至我二团三营和警卫连主力的伏击圈，待顽军攻进100米以内，我主力用日本造的轻机枪和掷弹筒，加上手榴弹，一齐打响，以密集火力痛歼顽军，打了个漂亮的伏击战。由于大崮上的我独立团几天未能吃上一顿饱饭，战斗力大减，没有能够展开强有力的夹击，顽军得以逃脱了一部分。在毙伤顽军500余人、俘其200余人以后，我主力乘胜出击，一直追打到沂北的东西下华庄以北的两个山崮，收复了我沂北的全部失地，并重新组建了中共沂北县委和沂北县抗日民主政府。由武杰同志任县委书记兼县长，李怀德同志任沂北县武装部长。沂北人民重见光明，到处欢声雷动，又直起腰来了。

东北军中的顽军一一四师在我反击下遭到损失后，又在沂水县西85公里处的河北镇及其两头的北大崮、歪头崮一线构筑防线，残暴迫害群众，蹂躏妇女，甚至将16-35岁的妇女编成队，轮流掳到其占据的各崮同我对峙的前沿阵地上，在光天化日之下扒光衣服肆意糟踏；同时常到顽我缓冲地区实行如日军一样的烧、杀、抢“三光”政策，群众忍无可忍，迭次请求我军前往剿灭。鲁中军区命令我二军分区织一次反击战役，痛惩该顽。经反复侦察和内线情报核实，我们决定：以军区主力二团全部从该顽军未设防的沂河上游隐蔽运动，先用侦察手段扑灭顽军游动哨，主力则轻装从河中前进，偷袭该顽军置于河北镇的一个团部及其一个营，力求全歼；以二军分区一团袭击北大崮，消灭固守该崮的顽军一个连后，即转移兵力打击从南麻方向可能出动增援的顽军；以二军分区警卫营的两个连围困固守歪头崮的顽军一个加强连；县区武装积极袭扰顽军，使顽军不能增援一镇两崮，重点保障我主攻方向二团的进击，以和歼灭河北镇的顽军。这时，我从国民党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所辖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军长黄德兴处得知他们半个月的口令，对我们这次反顽作战十分有利。实际上我们的这次反顽行动，对与我保持友好关系的黄德兴部也是一种支援与保护，使他的侧翼和后方更加安全。一天，我各部利用夜幕隐蔽运动，深入顽军防线纵深，迂回分割包围了顽军固守的一镇两商，采用牛刀子挖心战术，实施突然袭击，重点打击顽军指挥机关。我二团经10个小时激战，毙伤顽军320余人，俘顽营长以下370余人，胜利攻占了河北镇，顽军团长仅带50余人逃窜；二军分区一团对北大崮之顽军刚一接触，顽军即采取逃跑策略，一团在追击中毙顽军20余人，俘30余人，正遇从南麻出动增援之顽军，又毙伤其200余人，该顽军受重创后败退而去；二军分区警卫营两个连围攻歪头崮守顽，摧毁崮上水渠，使顽军断水，围困一天一夜，迫使守顽军心混乱，乘势开展政治攻势，顽连长在其士兵的威胁下带110余人向我投诚。到此，反顽战役胜利结束，共毙伤顽军550余人，俘510余人，缴获轻机枪10挺、长短枪600余支、战马14匹、子弹5万余发和军用物资一部，收复了30余个村镇，解救了被该顽军躁躏地区的成千上万群众。我牺牲连长以下120余人，伤营长以下170余人。对被俘顽军，我们即时进行了关于抗战形势、抗战前途和我抗日根据地实行的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政策的教育，促其改过自新，回到人民抗日战线上来。我们这样做，不仅使其中的贫苦士兵感动得痛哭流涕，就是其中的军官和家庭富有者也认为共产党的政策合情合理。有一个连? 长带头，200余人参加了我军；对释放的300余人，每人发了由我们生产的烟叶二两、猪牛羊肉半斤和馒头一斤。这批被释放的人员回去后，在敌占区和顽占区广泛传播了我党我军的良好形象，而携带枪弹投入我军的人员也增多了。我们还翻印了东北流亡歌曲向东北军散发，并谱写了东北军军官是东北人、兵是山东人的歌曲，在东北军和其他国民党杂牌军中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一个杂牌顽军军官到我边沿区实行“三光”政策，被士兵割掉鼻子和耳朵放回去，顽军士兵们带着全副武装向我投诚了。同时，在军事上我们乘胜加强了对付敌、伪、顽的攻防态势。由于我们攻占了上述一镇两崮，我即派部占领并控制了北大崮主峰，我上到这个制高点和同志们一起确定如何组织防守，如何储备弹药、粮、水和其他生活用品，并指定3位侦察员昼夜轮流担任观察敌、伪、顽军动态的任务，把出现于这一地区的敌、伪、顽军的行动置于我军的监视之下。从此，不仅顽军不敢轻易进入这一地区，就连日、伪军不在大“扫荡”时也不敢轻易到此活动，因而逃离的民众又纷纷返回家园重振家业了。部署就绪后，我率主力返回沂北。

此后，我二军分区部队一面掩护山东军区机关突围转移，一面在沂北人民的支援下，在沂蒙区的北线不仅要打破日伪的“扫荡”、“清剿”和“蚕食”，还要打退顽军的进攻。因此，我们在这一线同敌顽的严重的三角斗争从未间断，展开了你来我往、你北我南的拉锯战，对峙了整整一年。在这一年内，我们不仅保卫并巩固了沂蒙区，还发展了沂北地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的新发展扩大的这一地区建立了中共鲁中第四地委和第四军分区，派霍士廉同志任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孙继先同志任军分区司令员，李耀文同志任军分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在这种复杂的三角斗争中，我们有时也遭受失败，有过深刻的血的教训。1942年12月，正当我们打退了顽军的进攻以后，又面临日伪军的夹击。这种情形是屡见不鲜的，不是顽军走了敌人来，就是敌人走了顽军来，如稍有不慎，我们就有可能遭殃。当时，我区二团一营一连在营长王子固同志的率领下，经过反顽作战，驻防于歪头崮。我向他交待：第一天住歪头崮，第二天晚上要转移到黄山浦附近的柴崮，以防敌袭击。王子固同志由于缺乏作战经验，思想上又有些麻痹大意，没有听进我的话，以为敌人一下子到不了歪头崮，就没有率部转移。第二天，恰有一个旅的敌人分两路而来：一路系敌主力，从沂河北岸向东流店方向前进；一路从沂河南岸，经歪头崮向东里店方向前进。发现敌情后，王子固同志着了慌，没有带领全连沿河西进向南突围，竟选择了向东转移的错误方向。致使部队突入沂河沙滩，遭到南北两路敌人夹攻，虽经英勇抗击，但敌众我寡，又无掩护，全连指战员除了几个伤员幸免于难外，包括王子固同志在内，均光荣牺牲在沙滩上。我区独立一团的部队遭敌袭击后，我派警卫营副营长带领去接应他们的部队虽然同他们没有联系上，但由于该团巧妙地绕到了敌人的后方沂水城北，则没有受到什么损失。歪头崮的这次失败，我也是有责任的。作为分区司令员，在对王子固同志的使用上不能知人善任；在对部队胜利后的思想问题上没有深入细致地进行反骄破满的教育，应该说这是歪头崮失败的深层次的两个原因。王子固同志本来是搞管理工作的，没有带兵打过仗，而我们让他担任营长后又令他带一个连队驻守歪头崮，就违反了使用干部要知人善任、扬长避短的原则，这责任不能不首先由我来负；加上部队因反顽胜利产生了一些骄傲自满情绪，对敌情的严重性和斗争的反复性，思想上准备不足，多少存在盲目麻痹情绪，王子固同志就认为敌人一时片刻到不了歪头崮，我又没有认真严肃细致地做好说服工作，以为下了命令他会执行的，没想到事发前他没有执行转移的命令，事发后由于缺乏经验又惊慌失措，以致全连覆没，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联想到1940年的一次失败，更使我内疚于心。当时，我山东纵队一旅二团一营二连的一个排，在莱芜鹏山一带游击。10月初，奉旅部命令，我率二团主力随旅部南下作战，指派该排力旅部南下担任警戒任务。适值莱芜城出动100余日、伪军到处烧杀抢掠，糟踏妇女。其中有60余敌兵已渡过小河东，还有四五十个敌兵仍在鹏山以南作警戒。我派出的这个排只注意了在河东施暴肆虐的敌人，却没有注意到西面还有警戒的敌人，当同东面的敌人打响后，立即陷入敌人的两面夹攻，虽英勇冲杀拼搏了一个多小时，但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而归于失败，突围出来的仅有带领该排执行任务的二连连长和一位通讯员，其余战士全部壮烈牺牲。作为团长，我对有的连干部了解不深，对部队如何实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也抓得不够，因此对这次损失也负有直接的领导责任。我以这两次战斗的失败作为典型，召集军分区连以上干部和县武装干部开会，我在会上作自我检讨，分析失败的原因，要求干部牢固树立敌情观念、纪律观念、群众观念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思想。这两次血的教训，犹如晨钟暮鼓，我经常用来警醒自己，从未忘怀。

三十二、争取伪军反正

1943年1月，鲁南发生了第一支成建制的伪军向我二军分区投诚反正，在整个大鲁南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应该说，这件事的来由早在抗战初期就开始酝酿了。

抗战伊始，日军侵入山东，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及所辖一批县长不战而逃，我党在山东各地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组织抗日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创了山东敌后抗战局面。1938年，当我们在沂水县建立鲁中第一个抗日民主县政权的时候，距沂水城南15公里的苏村镇有个大地主叫宋时岑，他是当地的国民党区长，又是乡农会会长，掌握了部分武装，有几十支长短枪和一些子弹，在当地颇有些威望。他一面有抗日的积极性；一面对我取怀疑、提防态度，虚与委蛇，而对逃跑的国民党抱有种种幻想。我们对他既不愿投敌又不想靠共的观望静待的两面性取分析态度，不但没有打击他，还热情地联络、争取他，把他当作团结的对象。随着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节节溃败和我党我军在敌后战场抗战日益展开，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贯彻落实，宋时岑逐渐向我靠拢，表现出更大的抗日积极性。他主动送他的儿子和女儿到我们办的干训班学习，但结业后又要他的子女回家留在当地活动；他表面上拥护国共合作抗战，还真假参半地送给我们几条枪、几百发子弹和几百斤粮食，以示对共产党、八路军和抗日民主政府的拥护，但又怕日军一旦真的来了自己站不住脚，骨子里总盘算着当日军来了怎样为自己留条出路。对此，我们仍取分析态度，坚持争取、团结的政策，并派地下工作人员到他的部队中做工作，促使他同我们保持联系，为我们送情报、搞药材、办粮筹款，支援我军，推动他走抗战救国的道路。到了1939年，由于日军侵占了沂水城，他为了保存自己便投降了日军，当上了伪军，但又暗地派人来与我们谈判，说他不能参加八路军，只能被迫当伪军，但愿做我们的同盟军。我们经过研究分析，同意了他的意见，要他在敌占区做灰色武装，要“身在曹营心在汉”，要保护当地人民，多做好事，不能伤害人民，要想方设法继续为我们送情报，购药材、布匹和其他军需品。对我们提出的这些条件，他都一一答应下来，后来也采取了实际行动同我们的沂水县抗日民主政府保持联系，为我们做了一些好事。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1943年。这对我们打击日军、保护人民的长期艰苦的斗争，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1943年初，抗战已进入第六个年头，国际国内的形势都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苏德战场上苏军即将向德军展开战略进攻；太平洋战场盟军也逐渐转入对日军的战略反攻；中国战场敌后备抗日根据地军民粉碎了敌人的“扫荡”、“蚕食”、“清乡”，扭转了严重困难局面，恢复、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并开始对日、伪军发动了一些进攻性的战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人民抗日游击战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更加成为中国人民坚持抗战、争取抗战胜利的中流砥柱。山东敌后抗战的形势也是如此。自1941年以来，敌人迭次发动的大“扫荡”被我们粉碎以后，日军三十二师团调到鲁南临沂城，其主要任务就是对付我八路军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更兼我新四军向苏北挺进，控制临沂、徐州、海州的敌人北要对付我八路军，南要对付我新四军。敌我斗争形势犬牙交错，日军兵力不足，穷于应付，处处以伪军打头阵，日、伪间的矛盾日益显露并尖锐起来。鲁南日军一面对宋时岑部严加监视，一面又派他配合“扫荡”我根据地，而在莒县的日军一混成旅出动时也“扫荡”了宋时岑的家乡，打死了他的儿子，掳掠了他的妻子和女儿，使他受到莫大的凌辱和损害，再也不能同敌人在一起混下去了。特别是我们从1941年底铜井战役起取得几个重大的歼灭日、伪军的胜利，引起日军震动，更使伪军胆寒，一些具有灰色的伪军为自保和后路计，都想拉出队伍同日军干。正是迫于这种情势，宋时岑知我已调至鲁中沂蒙军分区工作后，便派人到我沂水县抗日民主政府找县长李贯一同志联系，要求拉出队伍参加八路军。我一获悉这一消息，即派军分区侦察科长郭志远、敌工科长曾经石两同志前往沂水县沂河西岸去与他秘密联络，并加强对该部的策反工作。其时，驻莒县的日军混成旅镇压了一些带有两面性的灰色伪军，宋时岑更加惶恐不安，感到前途危急，必须迅速行动，立即反正，才能脱离虎口，走上抗日救国的光明大道。经与郭志远、曾经石两同志商定和谋划，宋时岑率所部200余人，携带170余支长短枪，连带他的子女等家属，于1943年1月（春节前）开至我指定地区，向我军分区投诚反正了。同时，他还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死心塌地为敌效命的汉奸卖国贼的名单，这对我们开展敌伪工作也有帮助。

当这支反正部队采取行动时，我组织军分区的部分武装到沂水县沂河西岸的步前庄西去接应他们，并打退从沂水城出来追击他们的敌人，使他们安全到达指定地区。在这里，按照我们的安排，群众时他们表示了热烈欢迎，并向他们提供了春节期间的物资。我和军分区政委王一平、政治部主任孔繁彬、参谋主任王全珍等同志一同前往，对他们进行慰向。在春节座谈会上，他们提出要求改编为八路军，要求派政工干部去做政治工作，经我们上报军区，批准将该部改编为八路军沂中县独立团第二营。宋时岑又提出，说他带不好这个部队，要我们派人。我们同意了他的意见，让他和他的几个儿子都相继退下来，但待遇与我军一样，一视同仁，并妥善地安置了他的家庭。我们派人加强了这支部队的领导，也加强了训练，还妥善处理了一些不能留用的人员，提高了部队的素质，使之逐渐成长为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后来，该部改编为山东军区警备二旅第五团，全国解放战争时期调入东北野战军后改为四十军一一九师三五八团，为人民立下了战功。

宋时岑部的投诚反正，是我党的针对不同对象实行区别对待政策的胜利，也是我党的争取、分化、瓦解敌伪工作的胜利。鲁中军区当时曾以这个事件为典型，号召各部加强敌伪工作，加强政治攻势，乘新的有利形势争取更多的伪军投诚反正，以扩大抗日队伍，加速日本侵略军的灭亡。

三十三、里应外合

1942年，是我们同日、伪、顽作战最频繁最艰苦的一年。我区军民团结抗战，克服了重重困难，得到了很大锻炼，终于扭转了被动局面，进入了恢复、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的新阶段。1943年，根据中共中央和山东分局、山东军区的指示，我们继续坚决贯彻“敌进我进”的方针，展开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对敌斗争，一面反“扫荡’、反“蚕食”、反“伪化”，保卫和巩固现有根据地，一面加强对敌占区和伪军组织的合法工作，配合军事斗争，恢复和扩大根据地，缩小敌占区，进一步发展大好抗战局面。

在开辟和发展沂北县的工作以后，我们深感被敌侵占的沂水中部所安设的敌据点对我区威胁极大。我和军分区政委王—平、政治部主任孔繁彬、参谋主任王全珍、作战科长马连辉、侦察科长郭志远、敌工科长曾经石等同志经反复研究，决定先取沂水县城西南10余公里的敌据点袁家城子，作为收复和扩展我沂中区，解放沂水城的首要战役。

袁家城子有700余户居民，是个大村镇。该村北距沂蒙公路上的敌据点黄山铺约有10公里。这一带东临沂河，是个小平原，土地肥沃，农产丰富，人口20余万，佃农居多。袁家城子只有5户地主，土地虽然集中在极少数地至的的手里，广大人民的生活仍优于山区的的农民。193年春夏之交，我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第六大队曾在袁家城子驻了2个月，在沂水建立了中第一个抗日民主的县政府，开办过抗日救国干部训练班，深深播下了共产党、八路军优良传统作风影响的种子。当时，由于我们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驻过的村庄和街道都被我们打扫得干干净净，军训、战斗之余，经常帮民、助民、教民，同人民群众尤其是贫苦农民建立了血肉关系，获得广大民众的衷心拥护。当地我们党的老地下党员邵德孚同志也同群众有着密切的联系，群众都十分信任他。在他的宣传和组织之下，当地的男女知识肯年一批又一批自动到我军报名参战，如大学生刘浩，中学生王卓、孙涛等女青年都参了军。莒县的刘炎（女）和鞠平同志也领来一批女学生参加了革命。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识青年，许多也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斗争洪流中。就是当地的地主，亲眼看到共产党、八路军是真正抗日救国的，有些也同情并靠拢我们，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开明人士。如刘惠民、刘民生两位先生，因积极拥护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都曾到我们部队任军医。我们率部离开沂水后，他们就留在当地，继续为我们送医送药，并动员青年参军参战，受到当地群众的尊重。刘民生先生后当选为我沂蒙区的参议长，我山东省参议会的副参议长；刘惠民先生后来还任过山东省人民政府卫生厅长。所以，沂中区原是我们的老抗日根据地。但自1939年以来，由于历次遭敌大“扫荡”，沂水城被敌侵占，沂中的大片国土变成了敌占区或游击区，袁家城子也成了敌人据点。

盘踞于袁家城子的伪军队长，是沂水县伪县长之“大公子”，系一汉奸、流氓、地主恶霸。他纠集沂水城及其周围的一些地主狗腿子和其他流氓地痞、汉奸特务，组成一支70余人、60余支枪的伪军。占据袁家城子后，就以该村地主建的一个长形的炮楼为制高点。炮楼高两层，为砖木结构，围墙有1米多厚，异常坚固。伪军除了驻守炮楼，就分住在村内几家地主的庄院里。他们还拆掉一些民房，砍来一些树木，在村子周围筑起鹿砦和铁丝网，在鹿砦和铁丝网之间，又挖了一条5米宽、6米深的防护河，妄图阻止我军的进攻。

我到沂蒙军区任职后，只派部掩护当地群众夏收夏种和秋收秋种，虽对该敌有所杀伤，但尚未正式发动攻击，因而打击不重。而该敌在当地的发展也不大，这时最多只有100余人。我们曾对该敌开展过政治攻势，劝戒他们要“身在曹营心在汉”，要“假心对敌，真心对我”，但他们一遇日军“扫荡”，就狐假虎威，掠夺民财，残害群众，蹂躏妇女，因而民众恨之入骨，纷纷要求我们予以剿灭。原在我抗日救国干部训练班学习过的尚留在当地的学员，由刘惠民先生带领，与我情报、敌工人员相配合，积极反“伪化”，反“治安强化”，同该敌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斗争，但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决心拔除这一据点，便即时派出郭志远、曾经石等同志去进行侦察。我先后听了他们关于敌情的汇报，又和王一平等同志作了系统研究，决定在1943年春节前后收复袁家城子，工作分为五步进行：第一步，加紧培训一批当地的（从留下的原干训班学员中挑选）反“伪化”、反“治安强化”的干部和骨干分子，打入敌人内部，站稳脚跟；第二步，再从我们的战士中选派10余名骨干打进去，以加强内应力量；第三步，对敌人实施麻痹、软化策略；第四步，深入了解敌人内情，掌握敌人全部动态；第五步，里应外合，智取袁家城子。郭致远、曾经石和侦察排长孟光明等同志，根据上述决定，认真培训骨干，争取分化敌伪人员，及时了解掌握敌情，提高内线工作人员的斗争水平，做了大量深入、细致、艰苦的内线工作。我其他深入伪军内部的侦察、敌工人员，尽量利用节假日串连伪军，与他们“同吃同乐”，对伪军蹂躏妇女和其他残暴的行为暂时强压怒火，暂时采取“睁个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以便隐蔽身份，以利达成内应任务。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我们的内线斗争按计划取得了成功，工作已逐步深入到沂蒙公路上的黄山莆和沂水城南部、临沂北部河边的葛沟等敌据点以至沂水城。这样，收复袁家城子的战斗已到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时候了。

1943年初，我们军分区的几位领导干部再次进行研究，决定立即发起里应外合智取袁家城子的战斗，并作出了具体部署：(1)以军分区侦察排长孟光明同志率班长陈学士、李子刚、张胡如和全排战士为主力，只配备短枪，担任夺取袁家城子的任务；(2)军分区政治部敌工科长曾经石同志率武工队，化装成老百姓，为袁家城子的日、伪军送过年的鸡鸭鱼肉和上等烈性白酒，在被抓的妇女的配合下，将炮楼和各地主庄院里的敌人统统灌醉，并与侦察排协同动作，俘虏敌人；(3)军分区部队以一部兵力与我敌区工作人员相配合，准备破坏敌据点的鹿砦和铁丝网以及越过防护河的工具，侦察干部和其他侦察员准备好炸药包，万一智取不成，就以爆破炮楼为总攻信号，配合侦察排和武工队强力攻取之；(4)军分区警卫蕾副营长罗兴中同志率一个排的兵力，配备两挺机枪，布防于沂河西岸的堤坝上，我沂中县大队大队长石达开同志从县大队中选出60余名战士组成精于小分队，提前东渡沂河，在河东的南十里铺设伏，一旦沂水县城的日、伪军出援西渡，待其半渡之际，我两岸设伏部队即实施猛烈夹击，务必全歼之；(5)军分区部队以一部兵力包围黄山铺，以一部兵力包围葛沟，从北、南两面保证夺取袁家城子的胜利（西面蒙阴之敌因鞭长莫及，我们此时可以不顾）；(6)由中共沂中县委书记刘夏峰、组织部长崔予厚、宣传部长陈岱等同志负责动员组织群众，配合军分区部队的上述作战行动，并在战斗胜利后迅速拔除鹿砦和铁丝网，填平防护河，妥善处理敌库存物资，将敌人从群众中抢来的财物尽量做到归还原主，以减轻群众的损失。这些部署确定后，我和王一平同志又找到刘夏峰、崔子厚、陈岱、石达开同志当面说明情况，交待任务。

一切部署停当，各路行动无误。一天晚上1 0时，炮楼和各地主庄院里的敌人一个个被灌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我们的侦察员和武工队员用绳子将他们五花大绑地捆起来，仅用20分钟时间，没有费一枪一弹．就收复了袁家城子，俘虏了全部敌人，解救了被蹂躏的妇女，整个村镇及其周围的民众无不欢欣鼓舞。沂水县城的敌人果然出动了。由于沂水城的西门已被封锁，敌人只能走南门，而他们从南门向袁家城子增援，又必须经渡口十里铺才能西渡沂河，十里铺渡口又只有小船和木排一类的渡河工具，这对我们打援作战极为有利。沂水城的敌人得悉袁家城子遭我袭取之后，即派出200余兵力从十里铺渡河西援，我在南十里铺设伏的石达开部放过敌人，先让其尽数西渡，待其即将登上西岸，突遭我设伏于沂河西岸的罗兴中部的猛烈火力打击，东岸石达开部迅速从敌人背后夹击之，一举全歼该敌，缴枪100余支。敌人除了大部分被击毙于沂河之中，其余都当了俘虏。这一仗，迫使黄山铺、葛沟两据点的敌人在飞机和大炮的掩护下撤回到沂水城。这样，我军进而收复了沂水城以西的平原地区，为进一步收复沂水城创造了有利条件。此战除受到上级通报表扬外，在战斗中立了功的罗兴中、孟光明两同志还参加了山东军区于次年召开的英模大会，获得了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

战后，我们在新收复区大力开展了群众工作，帮助群众修复家园，恢复生产，并组织医疗队向受灾受害的人民送医送药到门，特别为受过蹂躏的妇女查病治疗，沂中县委和县抗日民主政府也派干部携带慰问品对受灾受害重点户逐个进行慰问，得到了群众的热烈拥护和赞扬。在此工作基础上，我们开展了广泛的拥政爱民、拥军爱民、拥军拥政的教育运动，以加强收复区我党政军民的团结。

三十四、伸出援救之手

从1942年起，我在沂蒙区工作期间，在对国民党东北军中的顽军向我进攻坚决实行自卫还击的同时，对于学忠及其直接影响下的国民党第五十一军则采取了与之联合抗日的方针，建立起了统战关系，并且一直保持到1943年奉命调往安徽。

1939年，于学忠任国民党苏鲁战区总司令以后，就率东北军来到山东，占据了鲁山、沂山间的一个平原及大部分山崮，东面有沂水县西北部的东里店、南麻、悦庄，西面有鲁村。开始时，他抗日的态度不及西北军高树勋部那么鲜明、积极，而他的副手副总司令、山东省政府主席兼山东游击总司令沈鸿烈则是反共老手。因此，我们对于学忠所辖的国民党军队是既有斗争，又有联合，斗争做到有理有利有节，联合则坚持一致抗日的原则。1941年底，沈鸿烈调重庆，于学忠兼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这时，他及其所辖五十一军由于抗日比较积极，对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态度较好，每当他困难时我们又真心实意地向他伸出援救之手，令他对我们感激不已，从而共同创造了两军合作抗日的局面。

1943年1月，国民党苏鲁战区顽军新编第四师师长吴化文率部投敌，编为伪和平建国军第三方面军，吴任司令。这时，正值敌人对我根据地开始发动春季大“扫荡”，于学忠部也遭到日军的进攻。我带领沂蒙军分区部队伏击日军，给敌以杀伤，并掩护于部在我根据地内进行休整。待敌退去后，才欢送他们返回原驻地。根据山东军区的指示，我将吴化文率部投敌的情况转告于学忠-要他提高警惕，但他还不大相信。不久，他的总部即遭吴化文部的袭击。由于我军区部队预先已控制了一切要地和制高点，做好了迎击敌人的准备，吴部对我的偷袭未能得逞。于学忠的总部被袭击后，知我们是真诚联合他们抗日，便派入来与我联络，要求再次到我区来休整。经请示军区批准后，我们答应他的要求，并给他们粮食给养．派医护人员为他们治伤。同年5月，曰、伪军2万余人对我沂鲁山区发动新的大“扫荡”。我又奉命将敌情通告于学忠。这次，他因疏于情报工作，对我掌握的敌人动态仍持怀疑态度，直到他遭到敌人的轰炸和进攻，才相信我们的情报准确无误。在最危急的情况下，于学忠被迫脱离了他的主力即由黄德兴任军长的五十一军，仅率其总部100余人退到我根据地内避敌锋芒。我们一如既往，热情地接待他，让驻地，送粮食，派医生，给了他多方面的无私支援。由于我军积极展开反“扫荡”作战，在军事上也支援并保护了他们。反“扫荡”结束后，我们又热情欢送他们返回五十一军。这使他们大受感动。

他们从我们的实际行动中得出了公正的结论：“共产党、八路军是真讲国共合作抗日的，是说话算数的，真是言必信，行必果。”于部下级官兵许多人异口同声地向我们表示：“你们的装备虽然不如我们，但纪律好，士气高，作战勇敢，战略战术都比我们强！”就连于学忠和他手下的几个亲信黄德兴、牟仲航等人也不控常态，被感动得在我面前声泪俱下：“感谢你们救了我们！过去我们做了一些对不起你们的事，感谢你们不咎既往。请代我们向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致以敬意！”黄德兴还掏出了内心话：“现在应该告诉你们，我们奉命就要到安徽去了，这是蒋介石的命令，我估计对我们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过去，我是张学良卫队营的一个连长，曾在西安事变中带领连队捉过蒋介石，加上现在反共不力，蒋介石调离我们的用意就可想而知了。我认为，山东抗日要靠共产党和八路军，打回东北去也要靠共产党和八路军。我们走时，要把所有的防地和防地上的几个山崮都移交给你们，这些崮上分别留下的子弹共两三万发，请你们收用，以便你们对吴化文部作战。同时，也请小弟在我们走时给一些方便。”于学忠也说：“今后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绝对不会反共。当你们接防我们移交的山崮时，你们会看到我们留下的一片真心诚意。”说罢，他特意送给我一支自动步枪作为纪念。1943年7月至8月间，正当于部调动之际，吴化文部乘机发动突然袭击。于部遭受严重损失，再次到我区暂驻。我奉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和代师长罗荣桓同志的指示，仅带一警卫员，快马赶到东北军总部进行慰问，对于学忠、黄德兴说：“我是奉上级指示来支援你们的，先给你们五千斤粮食应急，吴化文部由我们去对付，你们争取时间休整作西撤的准备吧！”于学忠感激万分，说：“谢谢你们的援助，并请你们挡住吴化文部，我们进行调防的准备。我相信你这位吴司令定能战胜那个姓吴的！”随后，我们实行了接防，并按上级指示一一满足了他们提出的“再给一些方便”的要求。8月，他们从沂、鲁山区西撤时，又送给他们全军5天所需的粮食l万余斤，并在蒙阴至蒙山境内，派部护送他们顺利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果不出他们所料，他们去安徽后不久，部队就被蒋介石解散了。但他们向我们移交山崮阵地和留下子弹之功不可磨灭，这些阵地的确对我们反对吴化文部的斗争起了重要作用。正如我们向于学忠表明，他们虽然走了但我们巩固和扩大了这些阵地，并在此将抗战进行到底。

从对于学忠的统战工作实践中，我深切感到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确定的对东北军“既联合又斗争”，坚持斗争时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方针政策是正确、英明的。如果我们违背了这种正确的方针和政策，不加区别地乱斗一气，是决然收不到这么好的结果的。

在山东的统战工作中，我们也遇到过一些实际问题，如何正确地加以处理，也经历了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才走上正轨的。早在1940年，山东的一些进步的国民党员，如李澄之、梁竹航（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徐启周、杨希文等，都同情共产党，主张国共合作抗日，他们本身也都要求参加抗战，遂组织起国民党抗敌协会，并建立了国民党抗敌自卫军。我们山东党的组织和八路军积极予以扶持，在泰山、沂蒙两区各县都建立了“抗协”和“抗敌自卫军”的领导机构，并扶持他们参加了我根据地的三三制抗日政权。这样做，我在认识上同许多同志一样，开始也是很模糊的，并没有不以为然。但实践证明，我们这样做无异是在那里另立政党另建军，把本来可以在共产党领导下吸收各方抗日民主进步人士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变成了另外熏建国民党、重建国民党军队的工作，我们的善良愿望引出了不良的后果，给敌后根据地我们党领导的政权和军队增添了一系列矛盾。他们不仅同我们争夺粮源和财源，还同我们争夺兵源，但又不能单独对敌作战，打起仗来还得靠我们加以保护。这些矛盾，对负责一般指导工作的同志来说，并不一定就能感到有什么特别的尖锐性，然而以我们从事实际工作的人来说就不一样了，我们时时处处都能具体感觉到它们的存在，感到长此以往，不但对抗战无益反而有害。为此，我曾按组织手续向上级反映过意见，未能得到答复。1942年春，中共中央代表刘少奇同志由苏北到山东指导工作。当时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为总结抗战4年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特发出通知，向各地委以上的领导干部征求意见，意见可向山东分局领导同志反映，也可直接向少奇同志反映。接通知后，经过仔细考虑，我根据莱芜、新秦、蒙阴、沂水等县的情况，写出了关于国民党“抗协”和“抗敌自卫军”同我争兵源、财源、粮源问题的报告，派骑兵通讯员直接送给少奇同志。我的报告很简短，只有一页纸，但少奇同志很重视，当即批示“即来面谈”，要通讯员带回。一见批示，我便和通讯员飞马赶到少奇同志的驻地——滨海区粮店甲子山区的一个村庄。从沂水骑马到这里，只需用4个小时。我们赶到时，正值中午。少奇同志不顾休息，穿好衣服出来迎接我们，热情地同我握手，要我们喝点茶水，小憩一下。然后才对我说：“看了你的报告，你提出的意见很好。分局的领导同志也向我谈过。我感到是个问题，必须解决，但我手上还没有像你反映的这样具体的材料，就想请你来当面谈淡。”接着，他问我们在路上是否吃过饭，我说“没有”，他便叫通讯员端来面条，边吃边谈。他抽着烟，认真地听我的汇报。我把莱芜、新泰、蒙阴、沂水四县的“抗协”和“抗敌自卫军”怎么同我们搞“三争夺”的情况详细地说了一遍，少奇同志听了很高兴，说：“你反映的这些情况，都是从实践中看到的问题，具有真实性。现在既有上边的意见，又有了你反映的下边的意见，这个问题就好解决了。”说毕，少奇同志又热情地同我握手，我向他行了个军礼，当天和通讯受返回部队驻地沂水的夏尉。不久，当黎玉同志传达山东分局的决定时，半政党性质的“抗协”已改为广泛的群众性的统一战线组织，并逐渐消停其活动，“抗敌自卫军”则编入了八路军一一五师序列。统战工作中的这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在少奇同志的指导下才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三十五、岱崮的奇迹

于学忠部撤离后，我们虽接防了他们原驻守的一些山崮，但沂鲁山区的许多山崮仍被投敌的原鲁苏战区的吴化文、厉文礼两部占据着，因而变成了日、伪军控制区，对我危害极大。1943年7——9月，根据山东军区的决定，我们和鲁中军区兄弟部队协同动作，发动了讨伐吴化文、厉文礼两部的作战，向该敌盘踞于沂水县东北和安丘县西南的伪军实行进攻，歼其一部，我们基本上控制了沂山山区的全部和鲁山山区的一部，造成了对我更为有利的同吴化文部对峙的态势。是役结束后，我们对部队进行整编和训练。以军分区老十一团的1个连和大崮独立团的5个连合编为新十一团的一、二营，老沂北独立营编为二营。十一团至此3个营的编制，成了拥有3000余人的大团，战斗力大为提高。

同年11月，日军中国派遣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调集第十二军的三十二、五十九两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五旅团以及伪军，共1.5万余兵力，对我沂蒙区进行“扫荡”。这次大“扫荡”，敌人采取“拉网合围”战术，从津浦路东、胶济路南撒开“网”，拉向沂蒙区，在沂蒙山的北面，以伪军吴化文部向蒙阴东北部佯攻，以日军主力隐蔽于泰东和蒙阴、沂水等地，待机向蒙阴东北部合围，妄图歼灭我鲁中军区主力。我鲁中军区主力适时转到外线，我们二军分区部队奉命坚持内线斗争。敌人扑空后，便对我根据地反复“清剿”。我们及时分散兵力，以小部队到处发动地方武装，组织基干民兵，互相配合，广泛开展麻雀战、游击战，在公路、山坡及敌人可能进犯的地方，发动群众埋地雷、石雷，展开地雷战。据统计，在这些袭击中共毙伤敌三四百人，分区主力部队也乘隙转到了敌之合围圈外。敌人的合围圈最后收缩到我沂蒙区的中心，在这里碰上了我们顶天立地的战斗堡垒——天险岱崮阵地，碰得头破血流，横尸崮下，威风扫地，夹尾垂头而退。

岱崮，地处蒙阴县中部，是蒙山的一大天险，分为南、北两崮，称为南北岱崮．相隔8000米左右。从山脚到山梁约有500余米，凸出山梁的岱崮，从崮底到峰顶又有500余米，高耸入云。两崮都似刀削斧劈般的悬崖峭壁，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可以上山，崮壁利用缝隙凿有一条梯道，可以攀缘而上，并筑有一座了望楼横跨其间，名为南门，是进入崮峰的唯一孔道，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岱崮面积约有500平方米，崮上的小山包和大块石头可作掩体。我们在崮上山洞里安置了10余口大缸，蓄水存粮，以木棍加盖了掩体，备坚守之用。当日军加紧向沂蒙中心区“清剿”时，为了掩护群众，迷惑 敌人，并钳制敌人兵力，支援转入外线作战的兄弟部队，我们以十一团三营副营长张栋，以及该营八连连长冯万德、副连长王坚决、指导员李万福等同志率该连80余战士在岱崮布防，并派出一个运输组加运粮食、饮水和木料上崮备战。11月13日，日军第三十二师团的3000余人的一个旅团果然进至岱崮山区，将南、北两岱崮团团包围，首先向北崮发动攻击，受挫后又转向南崮进攻，并切断了两崮之间，两崮和团部、军分区之间的联络。战斗打响后，分区派上岱崮联络的两位侦察员和通讯员与敌人遭遇，英勇牺牲在岱崮山下。但敌人发动的一次次进攻，均被我英雄的守崮部队击退。白天，敌人轮番攻击；夜间，则是我守崮部队以精悍小队出击，我们又以地面部队和县区武装在外线配合，到处理设地雷石雷，旋放冷枪冷弹，两而夹击，使敌人惶惶不可终日。敌人由于攻一次败一次，且伤亡日增，更加气急败坏，便调动数架飞机和数门大炮轮番向崮上狂轰滥炸，还施放毒气弹，几乎把崮顶的泥土全打翻，树木全打倒，石头全打碎，了望楼打垮，梯道打烂，就连山洞里藏的水缸粮缸也被打得粉碎。但我们的战士同岱崮一样顶天立地，轰不垮，炸不倒。当敌人沿着梯道上冲时，我们的战士又从构筑巧妙的足以控制梯道和南门的地洞工事里分散到射击位置上，或瞄准敌人一个个“点名”，将敌击毙；或用手榴弹将敌人“报销”在梯道上；或顺着梯道放出大小滚石，将敌人砸死击伤。水缸被炸了，战士们就用冰块解渴；饭锅被炸了，战士们就从炸塌的山洞里挖出干煎饼吃。就这样，我们的指战员在崩.上坚持了18个日日夜夜，打退了敌人难以数计的攻击，全连仅受伤7人，牺牲2人，取得歼敌300余人的胜利。一向吹嘘自己为不可战胜的数千“皇军”，只能在山下望崮兴叹。我崮上守军因断水断粮，才由团部派兵接应，主动撤出战斗，安全突围转移。日军在被迫撤离岱崮途中，又被我分区部队和县区武装击毙击伤100余人。至此，敌人的这次大“扫荡”就被我们粉碎了。

岱崮保卫战，受到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山东军区的嘉奖。军分区十一团三营八连获得“岱崮连”的荣誉称号。新华社向世界发布了这次保卫战的胜利消息。接着，国外的一些重要通讯社，如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等都作了报道。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我党玫军领导都很重视这次保卫战的经验，胶东军区的司令员许世友同志还派人来我军分区参观作战现场。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同志看到有关电报，由于译电员将“岱崮”译为“岱崮峪”，这一字之差就引起他极大的兴趣，以为这是一个山沟里的村庄，竟能以一个连的兵力坚持抗击优势日军达18天之久，并歼敌300余人，自己仅伤7人亡2人，真是“用兵神奇”，于是特意抽调人员到岱崩来学习取经。后来，他才得知岱崮是一大天险，并非一个山沟村庄。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1月的事。当时，我已随肖华同志由山东进军东北，驻防安东（今丹东），肖华同志任辽东人民自卫军司令员兼政委。他根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电报指示精神，为了同歼灭日本关东军而进入我匡东北的苏军建立联系、互通情况，并要求支援我们一些军火，派我以自卫军参谋长的身份先往新义州拜访苏空军沙皮柯夫，再到旅大拜访马芹诺夫斯基元帅。这位元帅是1 945年率苏联外贝加尔方面军攻入我国东北地区日本关东军集结地的。我到旅大后。他友好地接待了我，仔细询问了我的经历，用手摸了我身上的几处弹伤，谈及山东抗战情况时，他特别询问了岱崮保卫战的经过，还问什么叫“崮”。我用两个拳头叠起来作比喻。说“崮”就是山上之山，并详细地介绍了战斗的过程及其战果。这位元帅听了非常高兴，当即竖起大拇指，连声说：“毛泽东的‘捎达子乌拉，(俄语‘士兵万岁’)！”

三十六、独占鳌头

1944年2月初，为了更有力地对日、伪军展开攻势作战，我鲁中军区利用战前整训时间，组织所属部队举行大比武，进一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参加这场大比武的部队有一、二、九、十、十一、十二各团，鲁中军区的警卫团，以及我二军分区的警卫营。军区领导还特别邀请了敌占区里的开明进步民主人士参观比武，以扩大我军的影响。

比武前，我们二军分区的干部都深入连队，做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具体指导连队开展军事训练。军分区政委王一平同志为加强军训、参加比武作了很好的政治动员。所有军训科目，都由我负责讲授，并一一作出示范动作给战士们看，诸如射击、刺杀、投弹、爆破、土工作业等等都是如此进行，先讲授要领，再作示范。长跑项目，由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孔繁彬同志负责讲授，并带队练习长跑，因为他在参加武装起义前就是一位训练有素的长跑运动员。由于干部重视，分工负责，思想动员深入，训练要求严格，部队的战术素质有一个显著提高。特别是军分区警卫营提高得更快，该营的警卫一连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个连是1937年12月山东寿光县牛头镇抗日武装起义后，由马保三同志建立的当地第一支人民抗日武装，有着光荣的历史，并且一直保持着战斗的青春，听从指挥，纪律严明，勇敢机智，雷厉风行。一连长罗兴中同志已提为军分区警卫营副营长，指导员已提为警卫营副教导员，后又提为教导员，现任连长是位老红军，我忘记了他的名字。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军一二零师三五八团一营一连的前身，就是这个警卫一连。经过严格的训练，我警卫一连成了沂蒙军分区的特等射击保障连队。

比武的第一天，演习实弹射击，我警卫一连的射击成绩优秀。但大家议论纷纷，有的称赞，有的怀疑，有的不服气。第二天，天气更冷，风雪交加，再次进行实弹射击的比武。结果，我警卫一连的射击成绩比第一天打得更好，又增加了6环。这次大家才口服心服了。跳马比赛，警卫一连全连个个通过，获得优秀。各项比赛，该连项项夺标，接连夺得11面锦旗。还剩下最后l面锦旗，经王一平同志劝说，警卫一连的战士有意谦让，被兄弟部队夺走了。这在军区部队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大家交口称誉警卫一连“真是了不起的英雄连队！”这个连的全体指战员也不负盛名，在尔后的历次革命战争中保持了英雄连队的称号。比武的最后，由一团副团长高文然同志和我进行了匣子枪打靶的表演赛。高文然同志打了29环，我打了30环，得了最高分，真是险胜。

这次比武，既是政治动员，又是军事动员，促使部队战斗情绪更加高涨，为讨伐吴化文、展开攻势作战，作了最重要的准备。

在这次比武的启发之下，我们沂蒙军分区于1944年春节以后，在沂中县的朱位村也举行了大比武。参加比武的部队以县、区地方武装为主，从军分区的主力十一团直至基干民兵也一律参加，共有5000余人．军威大振。比武项目为实弹射击、刺杀、投掷手榴弹、埋设地雷石雷等。鲁中区党委、鲁中军区和鲁中行署的主要领导人罗舜初、王建安、王子文等同志亲临指导、观赛，使参加比武的广大指战员受到莫大鼓舞，推动大家比出了志气，比出了水平，比出了战斗力，比出了团结和互相学习的好作风。通过比武，我区的地方武装和基'干民兵的战斗素质得到提高，地雷战、麻雀战有了很大发展，边缘地区的对敌斗争也得到加强，为实施大反攻、夺取抗战最后胜利作了必要的准备。

三十七、三讨吴化文

伪和平建国军第三方面军吴化文部，曾经遭我两次打击，虽受到严重损失，但仍有万余兵力，盘踞于鲁山南麓的鲁村、南麻、悦庄、石门岭、官庄一带，是我们鲁中根据地的主要心腹之患。这时，鉴于日伪军忙于调防整编，处于我沂山、蒙山、泰山、鲁山根据地包围之中的吴化文部比较孤立，山东军区决定以鲁中军区部队为主力。对该部发动第三次讨伐，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实施攻击。

1944年3月，是讨伐吴化文部战役的第一阶段。我二军分区的任务，是从蒙阴、新泰方向突破敌之西南防线，向吴化文部盘踞多年的重地鲁村进击。我以十一团直捣吴化文部的陈三坎旅旅部，歼其大部，陈三坎仅带残部突围逃跑，又遭我追击，再歼其一部。我乘胜夺得鲁村，占领了吴化文部第二军军长杨友白的军部。此战共俘伪军500余人，缴长短枪300余支和轻机枪1挺，我以伤亡50余人的代价，取得攻占鲁村的胜利，将伪军占领区加以分割，夺得了战役的主动权。

从3月底到4月中旬，是讨伐吴化文部战役的第二阶段。我二军分区的任务是攻取鲁村、南麻间的石门岭、官庄。我带领军分区警卫营攻占石门岭、官庄的一座山即敌支撑点以后，在强火力掩护下连续实行爆破，歼伪军一个营，缴获机枪6挺、步枪200余支、弹药无数。与此同时，政委王一平、政治部主任孔繁彬、参谋主任王全珍等同志率十一团包围了伪军林春陵团，参加攻克石门岭、官庄制高点的警卫一连亦投入战斗。共毙敌副团长以下300余人，俘敌团政训处主任以下700余人，缴获重机枪2挺、轻机枪13挺、步枪700余支、短枪100余支和子弹5万余发，以及电台1部和战马10余匹。是役，我们取得攻克石门岭、官庄的胜利。

接着，又发动了第三阶段的讨吴战役。我二军分区的任务是以主力绕到敌人后方去打击吴文化部。我带领二军分区警卫营和十一团占领了蒙阴的小张庄以北以西地区，掩护并配合鲁中军区主力团围攻郑王庄吴化文总部；四团围攻大黄庄，十团奇袭双龙峪。总攻开始后，由于日军派飞机增援吴化文部，我鲁中军区为避免损失就结束了这次战役。

吴化文部在我鲁中军区各团的歼击之下，兵力损失过半，余部在日军的掩护下被迫撤往徐州。我趁该敌退却之机，在追击中又歼其一个连，缴获轻机枪3挺和长短枪100余支。吴部不战而退，全部撤离山东，逃往徐州整训去了。历时4年之久的斗争，至此，我鲁中军区部队控制了山东战略要地沂鲁山区，打通了沂山、鲁山、泰山、蒙山根据地之间的联系，整个敌我斗争态势变得对我们更加有利，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被日、伪、顽夹击的局面。延安《解放日报》曾为此发表了《鲁中讨吴战役胜利》的社论。

三讨吴化文部的战役结束以后，鲁中军区各兄弟部队都进行整顿。我们二军分区的部队也开展了思想上、组织上的整顿工作，总结'了经验，改善了装备。军分区的警卫营得到加强，给警卫一连配备了6挺机枪，警卫二、三连各配备4挺机枪；十一团的装备也达到了军区主力部队装备的水平。这为对日军展开反攻作战创造了条件。

三十八、四战四捷

1944年夏秋，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召开军分区和团以上干部参加的军事会议。在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同志的主持下，会议先后在莒县的大店、十字路、梁店和日照的柏果镇举行，开始，由各大军区首长汇报，各军分区干部补充发言。鲁中军区首长汇报后，鲁中一军分区司令员廖容标同志作了“关于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发言，我作了“关于坚持反日伪顽三角斗争和民兵工作情况”的发言。罗荣桓同志在集中大家正确意见的基础上，代表分局和军区作了关于“山东抗战形势和任务”的总结报告，强调今后的战略方针和任务是仍以坚持游击战争为基本方针，同时在有利条件下适时集中兵力机动作战，开始游击战向中小规模的运动战发展，以分化、瓦解、攻歼日、伪军和夺取敌深入我根据地内的据点为主要目标，继续展开攻势作战，力争打下一些中小城市，使我鲁中、鲁南、滨海三区，鲁中、渤海两区，滨海、胶东两区，都打成一片，进一步缩小敌占区，巩固和扩大我根据地，为战略反攻作准备。黎玉同志代表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作了“政府工作和财经问题”的报告，肖华同志作了“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报告，这两个报告要求从物质上和思想上，以及斗争的政策与策略上，奠定我们开展大规模攻势作战、争取更大胜利的基础。会议结束后，我回到沂蒙区，向中共沂蒙（第二）地委作了汇报。地委决定召开县委书记、县长和县武装部长、县大队长的联席会议。会议历时5天，由地委书记王一平同志主持，由我传达了军事会议的精神，地委副书记王涛、组织部长邵德孚、宣传部长李仲林、民运部长冯乐进、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孔繁彬等同志都讲了话，王一平同志作了总结。大家一致认为，要坚决贯彻落实军事会议精神，把沂蒙区建成可靠的后方。

同年，我山东军区部队继对敌展开春季攻势之后，又接连对敌发动了夏季、秋季和冬季攻势，5月在鲁南解放了崮日山区，8月在鲁中攻克了沂水县城，11月在滨海、鲁中两区间收复了莒县县城，使鲁南、鲁中根据地得到巩固，鲁中、滨海两区得以连成一片。

为了保证我军区主力发动的莒县战役的胜利，并孤立临沂城之敌，我二军分区于11月奉命率部在临沂、费县北展开攻势作战，发动了围歼伪军王洪久部和邵子厚部的战役，临沂城以北地区是一个小平原。这里村庄多，人口多，粮产也多。伪皇协军王洪久部和邵子厚部，原属国民党山东第三行政区（临沂地区）专员张里元所辖。邵子厚曾一度投靠我军，后叛变投敌。两部投降日军后，王洪久占领了汪沟一带，邵子厚占领了诸满一带，尤其王洪久部，有1万余兵力，以汪沟这个高地为据点，盘踞于半程、白沙埠、葛沟、南北张庄一线，网罗地痞流氓、汉奸、叛徒、特务、恶霸地主等败类，强迫几千人修围墙，筑炮楼，挖壕沟，控制着临沂城北一带平原，作为粮仓，并构成一道防线，妄图阻止我军进击由日军驻守的临沂城。我集中兵力近万人，在东西宽30公里、南北长10公里的平原上进行的临（沂）北战役，历时月余，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汪沟攻坚战为战役的第一阶段。汪沟地处临沂泗河以北、沂河以南，是丘陵上的一个高地。守敌为王洪久部的一个加强营，有500余人，还有200余汉奸、特务、叛徒、地主恶霸助防。据点的围墙、炮楼、地堡和暗碉已建成，壕沟尚未完工，鹿砦刚开始架设，但工事坚固，易守难攻。我们决定集中兵力攻打这个据点。先到处破坏公路，切断电线，严密封锁消息，使敌不知我主攻方向；同时，宣传我专打王洪久部，以分化伪军，使邵子厚部只求自保。但我们也充分估计到，当围攻汪沟时，周围据点的敌人可能出动3个营约2000兵力进行增援。根据敌情分析，我以二军分区十一团(3000余人)一营和警卫营主攻汪沟，以鲁中军区四团(3000余人)和二军分区十一团的二、三营，以及临（沂）沂（水）边联县独立营、若干区中队（共2000余人）担任打援。这样，我以8000以上兵力围歼不足3000兵力的敌军是有胜利把握的。至于武器装备，我们也占优势。据点内和可能出援之敌的轻重机枪最多不过20挺，而我四团、十一团就各有40余挺，警卫营有12挺，独立营也有6挺，我们还有3门追击炮和3个掷弹筒，手榴弹更加充足。所以，只要打得好，既可攻克据点汪沟，又可围歼增援之敌，获得全胜。经过一夜战斗，十一团一营突破汪沟东门，在轻重机枪掩护下炸毁了门楼；警卫营突破南门，亦炸毁了炮楼，两营继向纵深进击，摧毁了敌人的明碉暗堡，同敌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毙敌300余人，俘200余人，缴机枪1挺，长短枪200余支、战马5匹、子弹1万余发以及军用物资一部，解救了被抓的妇女和民工1000余人，胜利攻克汪沟。由于忽略了守敌可能挖墙突围，以致让敌人从挖好的西北角墙洞逃出约200入，虽有l00余人被我围点的十一团二营消灭，但伪营长（惯匪）仍带20余心腹乘机溜跑了。不出所料，当围歼汪沟据点守敌的最后紧急时刻，汪沟周围伪军据点只有王洪久部出动了1500余伪军援救汪沟。我打援部队的正面未按规定待敌靠近后投掷手榴弹，再两翼迅速迂回围歼之，而是当援敌远在300米外，便过早地使用20余挺机枪一齐打响，援敌一发觉遇上我主力，立即向后逃跑，我两翼迂回部队的包抄行动又迟缓了一点，致使援敌大部逃脱，我仅毙其300余人，俘300余人，缴机枪l挺、长短枪300余支、子弹1万余发和战马10匹，未能全歼这股增援之敌。我因注重指挥攻点，而疏于打援的检查，临到拂晓时战斗打响，我才赶到打援主力四团的指挥听，但为时已晚，遂决定追击逃敌，扩大战果，收复了临沂以北小平原的大部地区。这一阶段的战斗异常激烈，我伤亡300余人。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我占优势的条件下，未能按预计全面完成这次攻点打援任务，让敌人从自己眼皮底下逃脱约1000人，实为一大憾事。

初战胜利后，为了打好以后战役，部队休整一天总结经验教训，我首先作了自我批评，各部也作了自我检查。强调主力部队要防止麻痹、轻敌思想．要多向县区武装学习。因为县区武装虽然装备差些，但他们很重视近战，敢于把敌人放入手榴弹的投掷距离内打，一爆炸? 就冲出去抓俘虏，他们反而比装备好的主力抓的俘虏和缴的枪支还要多些，因此被伪军称作“厉害的地头蛇”。这说明人的因素是多么重要。基于这一总结，我们明确提出各部既要通过战斗夺取敌人的武装来武装自己，更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在思想上把自己更好地武装起来才能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从根本上改变敌强我弱的总形势，最后彻底战胜强敌。

诸满和半程的攻坚战为战役的第二阶段。汪沟战役虽未能全歼援敌，但沉重打击了王洪久部，并加深了日、伪之间，王、邵两部之间的矛盾。王洪久部遭我歼击时，日军没有来得及出援，邵子厚部也没有出援，王洪久便向日军报告我军集中2万余人打他，使他受到极大损失，说我军是为消灭他而南下临沂的。这一报告对我临（沂）北战役的发展有利。我们决定攻打邵子厚部驻守的诸满据点和临沂城伪军一个大队驻守的半程据点。为了不暴露这一真实意图，我们这次不破公路、不割电线、不埋地雷、不封锁消息，而是派出小部队到敌占区要粮食和柴草；派侦察兵到临沂、费县城关，乃至平邑、泗水附近活动；派通讯骑兵到敌我交界处巡逻；在我占领区不论有无驻军，早、中、晚多烧烟火，夜间又一律不点灯；并在正面专查王洪久部的活动情况；还让被我放回的原伪军伤兵广作宣传。这样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地迷惑敌人，使其既不知我有多大兵力，又不知我的主攻方向，并进一步加剧其彼此间的矛盾，迫其各部自顾不暇而又要处处增援，便于我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这时，诸满、半程两据点的敌情仍无大变化，正慌作一团，抢筑工事。诸满属于费县，离费县县城只有15公里，由邵子厚部的一个独立“剿共”支队驻防，有500余人枪，凭着土围子固守。日军为了确保对费县的侵占，也为了监视邵子厚部，便在离诸满500米的西北角筑了一个小土围子，驻一个小队，配有1挺机枪和1个掷弹筒。半程属于临沂，离临沂县城仅有20公里，驻守据点的伪军大队有400余人，尚未与王洪久部合一。我们已作好充分准备，决定按原计划于汪沟战斗后的第三天夜10时发起对这两个敌据点的围歼战，出敌不意地夺取这两个据点，? 威逼临沂和费县。以军分区十一团三营加一营个连主攻诸满；一营另两个连包围佯攻诸满西北角的日军据点，由于炸药不够，只围而不攻，若日军出动援救诸满，则坚决歼击之；二营和军分区警卫营加上费东独立营担任打援任务，坚决阻击并歼灭费县可能出援之敌；以鲁中? 军区四团两个营主攻半程；另一个营加上边联县独立营担任打援任务，坚决阻击并歼灭临沂可能出援之敌。战前，我们认真分析敌情，深入作思想动员工作，指出敌人由于存在广占地盘与兵力不足的矛盾，面对我各区发动的攻势作战，一时不可能集中兵力向我进攻，而临沂、? 费县地区的日、伪军更不可能集中兵力对我，他们各自只能处于防守待援的境地，只要我们严格坚决按照围点打援的周密部署执行，发挥夜战、近战的特长，弘扬勇猛顽强、灵活机动的优良战斗作风，尤其是打明碉暗堡善于斗勇斗智，就一定能夺取第二阶段战役的全胜。同? 时强调，攻点部队一定要迅猛、竖决、彻底歼灭守敌，打援部队一定要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要挖好战壕，既要准备对付只图固守自保的王洪久部增援，又要准备对付惯匪王凤刚部和其他伪军出动，更要准备同临沂、费县出动的日军打硬仗，要坚定歼灭出援日军的必胜信心。部署后，我们深入团、营，亲临围点打援战场，掌握敌人动态，及时调整部署，组织力量攻坚，并同各攻击部队保持有线电话联系，了解进展，下达指令，协同动作。总攻开始，对诸满、半程两敌据点的围歼战同时打响，各围点又选择三个突破口同时展开猛攻。担任火力掩护任务的火力组以麻袋、草袋作掩体靠近敌火力点，再用准备好的铁丝绑着的棉球浇上油，点燃后投至敌火力发射点，迷糊敌人的视线（这与1945年4月苏军元帅朱可夫攻克柏林时使用探照灯迷糊敌人视线的办法是同一个道理），又照亮了敌人的地堡群（敌人的每个排都以一个地堡群作攻防掩体），便于我军发挥火力摧毁之；爆破组迅速完成爆破任务；突击组以手榴弹迅猛炸毁敌人的地堡群；机枪组根据战斗进展情况，及时掩护火力组靠近敌火力点，并配合突击组歼灭地堡群的敌人。经过7个小时左右的激战，胜利攻克两据点，共毙伤守敌500余人，俘400余人，缴长短枪700余支、子弹2万余发、战马13匹和军用物资一部，解救了被抓押的群众（包括妇女）600余人。诸满的邵子厚因战前到日军据点商讨对策，侥幸免遭毙命，战后只身随诸满西北角据点的日军逃至费县；半程的伪军，仅伪大队长带着30余人逃回临沂去了。王洪久部和王凤刚部均龟缩于据点，费县、临沂的日、伪军也未敢出援。此战我们伤150余人，牺牲50余人。通过这次战斗，更增强了全区指战员对敌实施局部反攻的胜利信心。

智取葛沟为战役的第三阶段。葛沟地处临沂以北沂河北岸。我收复沂水县城前后，日军为保临沂，又在这里设据点，驻有伪军70余人，由伪区长兼伪队长率领。由于在前两个阶段的攻坚战中，我们的黄色炸药已全部用完，机枪子弹也所剩无几，对敌据点不可能再实行强攻了。但我们在葛沟有内应力量，于是决定实行智取。早在一年前，曾跟随日军“扫荡”我区的葛沟伪军被我们俘获了 40余人。经教育后，他们中表现较好的30余人写出保证书，留下了照片，便将他们放回葛沟，都成了伪区公所警卫队队员；另外10余人还有些动摇，便将他们的家属请到根据地来劝说儿子或丈夫不要干坏事，要为抗日出力，经争取后找了保人，也让他们返回葛沟，每天向保人报告敌据点内的一切情况。因此，我情报和敌工人员对葛沟的敌情了如指掌。伪区长兼队长和副队长这两个为首者最坏，都是汉奸、特务，副队长还是一个恶霸地主的儿子，他们每天都要蹂躏摧残16岁至二三十岁的妇女，干尽坏事，当地群众迫切要求我们尽快打掉这个据点。一些地富家庭受害也很重，他们也站在我们一边。在中共临（沂）沂（水）边联县委的配合之下，我们的情报、敌工人员深入据点，一面做伪军伪政权人员的争取分化工作，一面做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受害群众包括妇女，以及地富分子在内的发动工作，将敌占区变成我们的游击区。这种工作已进行了一年多，收到了显著成效，为我们智取葛沟创造了条件。战斗开始时，我们通过内线有意将打入据点内的几位主要工作人员借故转移到临沂县城去了，以保证内线工作不断线；同时通过敌工人员策动为我工作的“伪军”做内应，准备好烈性白酒和几十只烧鸡、红烧猪腿，由有活动能力的妇女将伪队长、伪队副及其他一批汉奸特务统统灌醉，将两个岗楼里的敌人也灌得醉如泥人一般，一律用绳子绑在床上。先派进去的敌工人员按约定用手电筒向夜空连打出三道电光，我预先埋伏的配备短枪和手榴弹的军分区侦察排见此信号，知道内应工作已得手，便以侦察动作跃进据点，占领要害位置警戒，警卫营一连再以排为战斗单位分进合击，直捣伪军巢穴，按“二抓一”的办法，一枪未发，俘虏了全部伪军，缴获长短枪60余支、手榴弹1000余枚、子弹2000余发、战马5匹、布料2000余匹和其他军用物资一部，胜利收复葛沟。与此同时，为保证智取葛沟的胜利，以军分区十一团二营积极佯攻附近的白沙埠，打掉了该据点外围的一个伪军炮楼，迫使敌人撤退到围子里面去了。

11月底莒县战役胜利结束之后，军分区实施的临（沂）北战役也告一段落。共毙伤敌1300余人，俘970余人（内有2名日本兵），缴机枪2挺、长短枪1260余支、子弹4.2万余发、手榴弹1000余枚、战马33匹、电台l部和大量军用物资，攻克了4个坚固据点，并迫使敌人放弃5个据点而向临沂、费县两县城龟缩，使临沂、费县以北平原地区变成了我方的根据地或游击区，在该区新建立了3个区抗日民主政府，胜利地完成了战役任务。1945年新年伊始，我们发动组织沂蒙区军民开展拥政、拥军、爱民活动，掀起了参军热潮，各县、区、村出现了“母亲送子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生动情景，一时参军的青年达7000余人。至此，军区一、二、三、四、十一团等各主力团均补充到3000人以上，我军分区警卫营亦达到了1000人。这为1945年的大反攻作战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三十九、蒙阴城的攻坚战

1945年初，苏军和英美军队分路向德国本土推进，德国法西斯已面临灭顶之灾。日本法西斯由于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失利和在中国战场上受到我解放区军民的沉重打击，离覆灭之日也在不远。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根据毛泽东同志提出的1945年的任务，决定全区各部队发动春季攻势，包围和孤立敌占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开展更大规模的攻势作战，多打胜仗，消灭日、伪，继续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3月，我鲁中军区从本区斗争实际出发，发动了蒙阴战役。

蒙阴，位于我沂蒙山区根据地的腹心，此时已成了敌伸入我根据地内的一个孤立的较大据点，我们可以集中兵力包围夺取之。但敌人终究在这里经营了7年之久，不仅加固了原有城墙，还在城外又修了许多小围子，明碉喑堡遍布，数目多达300个以上，因而工事坚固，防守严密。日军长岛旅团长视察过蒙阴城，曾吹嘘这里的防守工事如铜墙铁壁，八路军即使能攻坚，没有一个星期是攻不进来的，当新泰的援军一到，就可以两面夹击八路军，攻城之战就会以失败而告终。这个极力为士气不振的日、伪军打气的旅团长的虚妄之词，到了1945年3月就彻底破产了。不过，蒙阴城远非汪沟等一般敌据点可比，我们要攻的的确是一座坚城固堡，要啃的的确是一块硬骨头，也并非虚语。城内守敌为日军1个中队，有120余人；伪军12个中队，有1000余人，装备精良。日军中队里多为十六七岁的娃娃兵，老兵只有30余人，士气不振，战力大减。伪军头子郑小隐，原为国民党的一个县长，投敌后一贯的反共反人民，罪大恶极，所部士气更低。在我内线工作人员的策动影响下，又有吴化文部屡遭我歼击的先例，伪军中多有“给自己留条后路”的想法。这是我们夺取蒙阴城的最有利时机。

战前，鲁中军区召集二、三军分区的负责人作了详细的讨论和研究。根据内线情报人员所绘制的城内外兵力布防图看，对照以前的情振分析，认定城内外敌情无大变化，只是增加了一些地堡，同时估计到新泰只有日军1个大队和伪军10余个中队，能出动增援的兵力最多不过六七百人，便决心集中4个主力团和2个营，以及部分县区武装与民兵共1.5万余人参战。遂以军区一团、二军分区十一团和警卫营担任主攻，部分民兵配合作战，由二军分区统一指挥；以军区四团、三军分区九团和蒙阴独立营以及部分县区武装担任打援，部分民兵配合作战，由三军分区统一指挥。攻点、打援的这两个指挥所，统一归鲁中军区指挥。我二军分区又召集各独立担任主攻的团的干部进行讨论研究，并假设敌情作了攻城训练。

3月上旬，我们对沂河以南以东和汶河以南以东地区即蒙阴周围30余个较小的敌据点进行了扫荡，使蒙阴城敌军更加孤立。8日夜，我们即对蒙阴城发起总攻。一团山炮攻打城西北角日军围子内的大炮楼，以炮响为总攻信号。攻城各部按预先部署，分西北、东、南三个方向突破，各突破口又组织六个战斗组各行其职，协同动作：爆破组负责爆破围墙、城墙、明碉、暗堡、鹿砦、铁丝网等障碍物和掩体；突击组负责突破敌防线；火力组负责掩护爆破和突击；打击组负责围歼顽抗的守敌；支援组负责补充弹药和作战器材；救护组负责救护我军伤亡人员，并接收俘虏，清理审查特务、叛徒、汉奸等坏分子。一团的山炮打响后，各爆破组在机枪火力掩护下，对敌围墙、地堡实施爆破攻击。二军分区警卫营经过激烈战斗，首破城南关的小围子，歼敌200余人，围子里的残敌逃进城内。警卫营留下一个连固守此阵地，主力转向城东关协同十一团作战。十一团在城东关经一夜激战，歼灭伪军200余人，残敌亦逃进城内。由于三个方向的突破战开始打得不够理想，一团连打3炮，可惜都未能命中炮楼，一夜的强攻也未能奏效，十一团和警卫营也未能全歼东、南两个外围据点的守敌，我和政委王一平同志立即决定各部坚守已得阵地，调整部署，重新组织火力，待夜间再行攻击。我们都深入到团营，由王一平同志主持召开了三个突破口的政工干部会议，要求各部不要因初战出现一些问题就互相埋怨，而要互相支持，彼此配合，团结一致，再接再厉，只要我们善于总结经验，及时调整部署，定能克敌制胜；并强调我们的山炮只有少量炮弹，万一炮打不准，就得靠爆破手段，指出从根本上讲，整个攻坚战要靠炸药包、手榴弹、机枪，加镐头、铁锹、铁叉、麻绳、竹梯、长木杆等，特别要靠我们数千名掌握这些武器和工具的指战员对祖国对人民的赤胆忠心和对日伪的刻骨仇恨，靠我们的坚强意志、坚定信心和顽强勇敢机智的战斗作风。这次战场政治思想动员工作对保证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我到一团的指挥所，同团长钟丙才、政委王文轩同志研究确定该团的山炮于9日夜再向日军炮楼靠近，提高命中率，并组织好强攻；接着又到十一团的指挥所，指挥十一团和警卫营主力仍从东关选择好两个突破口，实施强攻；同时指挥固守南关的警卫营的一个连，剩用在南关小围子里俘获的一个伪军营长在阵前喊话，向城内伪军发动政治攻势。各攻城部队发扬近战、夜战的长处，勇猛顽强的精神和连续作战的作风，从西北、东、南三个方向分别突入城内，逐个摧毁敌堡，分割围歼敌人。一团山炮直接瞄准打掉了日军大炮楼，对日军中队长及其手下的几十名老兵固守的暗堡足足打了5个小时，将其全部歼灭。十一团和警卫营主力相继从两个突破口攻入城内后，逐个歼灭了各点顽抗的守敌，打掉了郑小隐的指挥所，使藏在地堡的郑小隐和100余名特务、50余名叛徒、30余个伪区长得到了他们应得的覆灭的下场。南关我警卫营的一个连正确执行俘虏政策，积极在阵前开展瓦解伪军的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破城后即让被俘的伪营长阵前喊话，伪军听到营长也在喊话，就很快向我投降了。经过这一夜激战，全歼城内守敌，取得攻坚战的重大胜利。极少数乘隙从城内逃跑出来的敌人，也被我围城的民兵俘获，无一漏网。

9日，当我们调整攻城部署之际，新泰的敌人出动一个日军中队，分两路驰援被围困的蒙阴之敌。在三军分区司令员钱钧、政委董琰同志的指挥之下，设伏于蒙阴城西北方向的我打援部队歼灭了两路来敌，取得打援的胜利，保障了攻城战役的顺利实施，并乘胜攻占了新泰城南的汶南镇等3个敌据点。

蒙阴战役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不仅摧毁了敌人历次借以“扫荡”我沂蒙山区根据地的一个重要基地，使我沂蒙区与泰南区联成一片，而且为我们今后在大反攻中继续夺取敌之坚固设防城市的斗争锻炼了部队，积累了经验，从精神上和战术上作了必要的准备。战后，所缴获的军用物资由鲁中行署和鲁中军区后勤部统一分配，民用物资由鲁中抗日民主政府统一分配。对待俘虏，除民愤极大的首恶分子交蒙阴县抗日民主政府处理外，其余一般分子一律优待，有病治病，有伤治伤，就是被俘的日本兵，受了伤也给他包扎好，然后由群众将他们送往新泰交给日军，并严正警告新泰日军不许迫害或杀害他们。这些做法，在日、伪军中都引起了良好的反响，有利于我们争取分化、瓦解敌伪工作的开展。同时，我们还向中共蒙阴县委和县政府交待，要加强新解放区的群众工作，特别要注意关心照顾受敌残害的群众的生活，并要组织群众加紧春耕生产，以便改善生活，支援抗战。这些工作，统一由县委书记周星夫同志负责，军分区部队加以协助。

四十、网开一面

194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光辉年代。5月，德国政府投降，欧战胜利结束。中国解放区军民乘国际国内的大好形势，对行将灭亡的日本法西斯军队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8月8日，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100余万苏军即于次日从西、北、东三面向侵占我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进击。9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10日，日本政府向同盟国发出了乞降照会，但日军大本营仍命令各地日军继续顽抗，拒绝缴械投降。而蒋介石则和美帝国主义相勾结，抢夺中国人民抗战胜利果实，竭力阻挠我军受降。同日，朱德总司令命令各解放区抗日武装部队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日、伪军及其指挥机关发出通牒，限期投降，如遇敌拒降，即坚决予以消灭。11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八路军山东军区召开高级干部联席会。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会议讨论并部署了反攻任务。接着，又决定各军区部队编为五路野战军，共8个师和12个警备旅。我二军分区部队编为警备第二旅，由我任旅长兼政委。这更提高了部队大反攻作战的机动钱力。遵照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的指示与部署，我军分区政委王一平同志率部北上，参加攻打济南及其以东中小城市的战役；由我率军分区主力在南线夺取临沂。

这时，临沂城以北以西一些据点内的伪军皇协军王洪久部和王凤刚部虽曾遭我军沉重打击，但仍保存有近2万兵力，继续作困兽之斗。驻守临沂城以北约18公里的白沙埠的皇协军，就是山东惯匪刘桂堂部的副司令王凤刚所辖部队。白沙埠以东以西各约20公里左右一些据点里的伪军，都为王洪久部。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曾于7月底作出决定：鲁中军区四团和鲁中二军分区各部由二军分区指挥，继续围歼临沂以北的皇协军，夺取其守备的据点；滨海军区二军分区部队围歼临沂以东的伪军，夺取其守备的据点；山东军区教导团和鲁南军区一军分医部队围歼临沂以西的伪军，夺取其守备的据点；鲁中二军分区和滨海二军分区在外围据点围歼战取得胜利的条件下，要不失时机地攻占临沂城。至8月中旬，由于? 形势变化，又明确部署鲁南军区部队以主力夺取徐州，以一部向津浦铁路南段之敌进击；滨海军区以一部配合胶东军区夺取青岛，以一部策应鲁南军区夺取徐州；鲁中军区二军分区在围歼临沂城以北之伪军以后，乘胜进攻临沂城。我们早有夺取临沂城的计划，因为该城作为日、伪军在鲁中、鲁南、滨海三区之间的重要基地，一直是我们三个根据地的一大威胁，尤其对我鲁中蒙山区和鲁南抱犊崮山区的危害最大。但要夺取临沂城，必须首先扫除该城北面的最大障碍——白沙埠敌据点。如不扫除此据点，夺取临沂城的战役就难于实施。这个决心和计划报请山东军区和鲁中军区批准后执行。

白沙埠，位于临（沂）蒙（阴）公路东侧，驻守的伪军王凤刚部有500余人，每人都配有长短枪各1支，其中的女土匪也配备盒子枪、手枪各1支，他们的枪法也好，战斗力较强，由驻临沂城的日军直接指挥。据点筑有围墙和碉堡，围墙外又挖了8米宽、l0米深的壕沟。这种奇特的工事，的确是进攻战中遇到的一大难题。如何越过这种壕沟？越过壕沟如何避免伤亡？对这种据点究竟如何打才能更好地保存自己，彻底歼灭敌人？我们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地进行大讨论，发动广大指战员开动脑筋，献计献策。在集中大家智慧的基础上，军分区的几个领导干部又多次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最后确定以碉堡对碉堡，以壕沟对壕沟，爆破土方填平壕沟作为我进击通道，接着向壕沟灌水作为杀伤出逃敌人之用；同时网开一面，将强攻据点的围歼战与引敌出洞的诱歼战结合起来，将对敌有利的条件变为对我有利的条件，力求既能减轻我军和群众的损失，又要彻底歼灭敌人。具体部署是：二军分区十一团和警卫营主攻白沙埠；鲁中军区四团围攻白沙埠以东的南北张庄，先打南张庄，后打北张庄；二军分区的蒙阴、沂南、临（沂）沂（水）边联、费东四县独立营围攻白沙埠以西的王洪久部。东西两面的作战为白沙埠战役的两翼，东面以攻为主，西面以防为主，两面都要阻击王洪久部对白沙埠伪军的增援，以保证中心主攻作战的胜利；二军分区各县党政军民一齐动员起来，出劳力，出木板，出条筐，协助军队筑碉堡、填壕沟、放水灌壕沟，基干民兵布于四周专捕逃窜之敌。

8月上中旬，经过充分准备，我们对白沙埠发起了进攻。进入阵地后的第二天，在各县地方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配合下，我们就在白沙埠四周筑起了碉堡，将敌人包围起来，形成碉堡对碉堡之势，只给敌人留下出入南门的一条通道，而在这条通道两侧又筑了两个碉堡，迫使最大可能从南门突围出逃之敌不敢走南门，而只能从其他方向寻找出路。同时，选择三个方向挖了几个土方块，用炸药炸开大量土方，由群众配合，一夜之间在壕沟上填平了三条进攻据患的通道，并开始向壕沟灌水；对有进攻通道的三个方向都配置了严密的攻防火力，以保证我军进击，严防敌人由此突围。对于白沙埠的西北方向，我们故意制造我之兵力薄弱而又疏于防范的假象，但暗将我警卫营设伏于该处，布置下一个围歼由此突出之敌的大口袋，基干民兵也将包围重点放在这里配合作战。战斗开始后，先是碉堡对碉堡、壕沟对壕沟打，冷枪冷弹消耗疲惫敌人，挫其锐气。这样对打了7天7夜。正在对打之际，我军分区政委王一平同志奉命率鲁中军区四团和蒙阴、边联两县独立营北上参战。由于兵力减弱，我对东西两面的作战部署及时作了调整，主要以地方武装和基干民兵钳制王洪久部，对王部采取佯攻而实取守势，保证对王凤刚部围歼战的胜利。恰在此时，又连续接到我情报站和侦察分队的报告，确悉临沂城的日军已撤往津浦路南段和徐州一线，临沂城只有数千伪军驻防。我据此再次调整部署，密令十一团速取临沂城，歼灭王凤刚部的任务就由警卫营独立完成。在我秘密调整部署以后，对已疲惫不堪、伤亡日增、弹尽粮绝的白沙埠守敌展开了全面攻击，我三个方向的突击部队均突入据点，立毙敌100余人，王凤刚带余部被迫从西北角突围，除跳入壕沟淹死者外，凡突出的均被我预伏的警卫营一部所歼灭，王凤刚也被击毙，女匪首被俘。此战我仅伤亡50余人，取得了全歼白沙埠守敌的胜利。

战后，当地抗日民主政府召开群众大会，公审处决了罪大恶极的匪首，并引导群众掀起了拥军、劳军、参军的热潮。

四十一、山东战场的最后一战

—一解放临沂城

1945年8月日本政府乞降前夕，长期占据鲁南重镇临沂城的日军向津浦路南段和徐州撤退。这是日军大本营作出的关于收缩兵力确保华北、华中重要占领区，以对抗中、苏、美军进攻的战略部署的一部分。临沂城周围一些据点的伪军大部分随日军也向徐州集结，但留下的伪军仍有五六千人固守临沂城。

白沙埠战役胜利结束之后，我率军分区警卫营投入解放临沂城的战役，而对临沂大沙河以北的王洪久部则暂取守势，由我县区武装和基于民兵实行围困，钳制其兵力，阻击其对临沂城伪军的增援。

8月15日，从白沙埠战场调出的二军分区十一团在团长陈宏、政委董超同志的率领下，带着攻城的炸药和器材，对临沂城北门发起迅猛攻击。在强大火力掩护下，经过5个小时的激战，采用爆破手段，城北门楼的三道古城门已炸开了两道。正当爆破第三道城门时，滨海军区二军分区攻城指挥所赶到现场，令我十一团全部撤出战斗，攻克临沂城的任务由他们来执行。我十一团来不及请示，只能不无遗憾地撤出战斗。我在攻克白沙埠后，向临沂城进发到达十一团团部时，才得知这一情况。两支兄弟部队在各自执行任务的具体作战行动中出现的这一小小的插曲，虽是由于战事变化急剧和山东军区新部署来不及下达所致，但终于丢失了一次不应丢的破城战机；否则，如两支兄弟部队协同破城，则结局就很可能是另一个样子了。事隔两日，滨海二军分区改从临沂城南关发动进攻，利用与城墙一样高的美国教会医院三层楼房作为制高点，组织轻重机枪掩护突击部队登梯子强攻。战士们前赴后继，英勇奋战，两次攻上城墙，但因守敌火力严密，两次被击退下来，攻城战斗又一次受挫。

这时罗荣桓同志获悉后，急令山东军区参谋处长李作鹏带着军区特务团和教导团来临沂战斗前线指挥。他到滨海二军分区指挥所听取了汇报，传达了罗荣桓同志的指示，确定由山东军区特务团、原教导二旅四团（老红军团，当时归滨海二军分区指挥）和鲁中二军分区十一团协同攻城，如何攻城，待看了地形后再作决定。大家用了两天时间看地形，李作鹏召集担任攻城任务的三个团的团、营干部会议进行研究。大家认为攻城时间以夜间为好，十一团夜攻炸开两道古城门仅伤亡70余人，四团日攻未成反伤亡300余人，这两次战例就证明了夜攻对我有利。爆破时间最好从黄昏以后开始，并提出由十一团三营担任爆破任务，特务团和四团三营担任突破任务。最后，李作鹏决定8月20日夜间3时从东、西两面发起攻击，东面先攻，西面后攻，两面由十一团三营先实施连续爆破，特务团、四团三营和十一团三营于5时实行突击，其余部队为第二梯队。这次虽实行了连续四次爆破，但由于城墙太厚，炸药包爆炸的威力有限，仅将城墙上的两个炮楼摧毁，城墙外壳被剥下了100余米宽的一层皮，未能炸开城墙，执行突击任务的特务团、四团三营和十一团三营两次架梯登城突击，均被城墙上明碉暗堡里守敌击退到城墙外的护城河内，突击受阻，攻城再次受挫。攻城各部共2000余指战员被敌人火力压在护城河内，一时难于撤出，伤亡很大。

在这种情况下，李作鹏离去，说要回军区报告请示。罗荣桓同志打电话问我攻城进展情况，我如实作了汇报。他又电话询问了特务团团长程宗美、副团饫黄国忠和四团三营营长姚克等同志。听了我们的汇报后，他指示我们：(1)要坚决围攻敌人，你们谁都不能离开战场半步，要掩护护城河里的二千余指战员安全撤出；(2)部队士气受挫，要加以整顿，指挥要改变，各部要在鲁中二军分区的指挥下统一思想，加强团结，协同作战；(3)要组织干部仔细察看地形和工事，发动广大指战员献计献策；(4)究作战方案，正反两方面的各种意见都要向他报告；(4)要我尽快拿出方案向他报告，并问我：“要多久才能打下来？”我回答说：“按现在的情况看，最快也要十五天。”他说：“好，你要先拿出作战方案，同时要从思想上、战术上和物资上作好攻城的一切准备，愈快愈好！”

三次战斗实践证明，包括我们鲁中二军分区的指挥员在内，我们对临沂城和城内守敌的庞大而又严密坚固的工事结构是了解得不深不全的。从我在白沙埠战役正在展开之际，即抽派十一团（虽带有足够的黄色炸药）直取临沂城的指挥行动看，显然低估了临沂城的坚固性和城内守敌的防御能力，犯了轻敌的错误。究其主要原因就是只知己而不知彼。后两次战斗失利亦盖源于此。我因为直接指挥或参与了这三次攻城作战，至今回想起来，仍深感有愧于党，有愧于人民，有愧于当年英勇牺牲的干部和战士。当时听了罗荣桓同志的指示，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不轻。我们指挥员的决策正确与否，关系到广大指战员的生命和战局的成败，一定要接受前几次的教训，把敌情彻底异清楚，真正做到知己知彼。特别是皇协军王洪久部趁我们第三次攻城失利，撤出战斗，重新调整部署之机，有1000余人窜进了临沂城，使城内伪军的兵力增至7000余人，加上临沂伪政权机关的汉奸特务和周围10余县区的伪政权机关的汉奸特务各1000余人，城内的伪军、伪行政人员接近1万，他们虽是孤军，但妄图负隅顽抗，我们决不可小看。

遵照罗荣桓同志的指示，我一面带领四个团的团营干部察看地形工事，一面通过内线情报人员核实城内敌情。我用了两天时间，带着攻城的几个团的团营干部绕着城墙察看地形和敌人工事，边看边研究，最后又同临沂城我内线工作人员提供的新情报作了对照研究。原来临沂城的城墙厚12米，高15米，是用三合土筑成的，一般性的外部爆破不可能将其炸开，敌人在城墙上又加修了明碉暗堡，驻守这些墙堡的是经过挑选的1000余人组成的敢死队，防御严密，因而用从外部爆破城墙或架梯上墙的办法很难强攻取胜，甚至是不可能的，而付出的代价却很大。面对鲁南这样一座有名的古城，在没有大炮的情况下如何攻打，大家你一言，我一语，都在为此犯难。有同志还异常气愤地说：“恨不得从地下钻进去消灭掉这帮坏蛋！”第二天，当查看到城西北角时，我向大家提出：“我们可以从地下钻进去打……”没等我说完，大家顿时活跃起来，都问怎么样才能从地下钻进去打呢？我说：“我们可以从这里挖条坑道，一直挖到城墙底下，搞内部爆破，这里的城墙上又建有全城最大的炮楼，内部爆破不但可以炸开城墙，还可以将这个炮楼炸他个底朝天！这不就是从地下钻进去打吗？”大家听了这个想法，都觉得有理，要我再具体讲讲怎么保证挖坑道，怎么个打法。我说，以前曾两次见过挖地道，但都没有成功，一是因为地下大量渗水，二是因为敌人援军赶到。现在这里的条件我看不错，土质适合于挖坑道，采取内部爆破手段可能成功。但我们要先利用这里一个小高地修个地堡，架起两挺重机枪和两挺轻机枪，掩护部队在护城河上架一桥，到对岸再修几个小地堡，也架起机枪，然后在护城河边挖一通道，在炮楼下仔细测量距离，查看土质，再决定从何处挖坑道。大家都同意这些意见，就由十一团去执行，并要岱崮英雄连即该团八连作好挖坑道的准备。从阵地回到指挥所，又和各团营干部就坑道长度和宽度、土方的处理、遇到石头怎么办、怎样利用高地观察敌情、敌人出击怎么打等问题一一作了研究，并确定对策。一夜之间，十一团即在城外西北角一高地上筑起地堡，架起4挺机枪，护城河上的桥也架成了，河边的地堡和通道也构筑完毕。鲁中二军分区的几位领导干部研究后，由我带鲁中二军分区作战科长马连辉、十一团团长陈宏、十一团三营营长张栋和教导员展明以及八连连长冯万德等同志到了河边地堡进一步查明了土质，确认适合挖坑道，并就地研究了挖坑道的位置，测算了长度和坑道作业所需时间。我立即将坑道爆破攻坚歼敌的方案报告给罗荣桓同志，他表示同意，要我们写成书面报告，经批准后实施，并指示所需炸药和子弹由鲁中、滨海两军区调运。根据这一指示。我提出请山东军区和鲁中、滨海两军区拨运1500公斤黑色炸药、2万枚手榴弹、2万发机枪子弹。由马连辉同志拟就“万万火急”的电报，派骑兵送请罗荣桓同志批示，罗荣桓同志批准了这一请求。

这样，在护城河两岸高低地堡火力的掩护下，紧张的坑道作业开始了。按照计算，坑道长300米左右，高2米，宽1.5米。十一团三营八连第一天挖进了15米，如照此速度日夜轮班挖，10天内即可挖到城墙底部。加上1天装炸药、堵地洞的时间，整个坑道作业需费时十一二天，9月10日前可展开进攻。一切落实后，又向罗荣桓同志作了报告请示，获得批准；他还指示我们要好好发挥参与攻城的几个团各自的特长，加以统一部署，务必夺取战役的胜利。在罗荣桓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我们除了使用四个主力团和—个警卫营以外，还调动了临沂城周边三个军区的四五个独立团和县区武装，总共将近2万兵力，把临沂城团团围住，以严密火力控制城内守敌不敢轻举妄动，对临沂城西北20余公里李家坨子王洪九部也加强防备，从而保证了坑道作业的成功。与此同时，由鲁中二军分区参谋主任王全珍同志负责，一面组织铁匠打“两挂钉”，组织木工准备木料，以作挖坑道之用的支撑架，一面组织起5000余民兵和民夫，从本军分区筹运了250公斤黄色炸药、500公斤黑色炸药、1万枚手榴弹和5000米导火索，从山东军区和鲁中军区筹运了1000公斤黑色炸药、2万发机枪子弹和1万米导火索，从民间筹措了200条麻袋和600个草包，以作爆破攻击之用。经过10个日日夜夜的苦战，挖成坑道长310米，直达西北角城墙底部，又以1天时间通过坑道运进了1500公斤黑色炸药，内加150公斤黄色炸药，安上了电力导火索，在炸药堆的外层又填堵上35米厚的装满沙土的麻袋和草包，再打下几十根木桩，以加强阻力，防止炸药爆炸后从坑道口爆出。

一切准备就绪后，经罗荣桓同志批准，我们定于9月10日实施坑道爆破，发起总攻。按照罗荣桓同志的指示，我以原教导二旅四团担任第一突击部队，一部置于城西北角，主力置于城南面待机；鲁中二军分区十一团和警卫营担任第二突击部队，主攻西北角，特务团置于东面待机，其余为预备队。另由王全珍同志直接组织两个步兵连和两个民兵连负责向突击部队运送弹药（先由民兵连将弹药箱送到城西北角突破口，再由步兵连随突击部队跟进运送），由鲁中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孔繁彬同志负责救护运送伤员。突击部队的团指挥所设于距爆炸洞口300米的地堡内；我的指挥所，设于距突破口350米处的地堡内，当突击部队向突破口两翼发展以后即要转移到突破口的西城墙上。10日夜，按预定时间点燃了导火索，连续轰隆之声震天撼地，火光照亮了临沂城的西北角，坑道爆破成功了，西北角的城墙爆开了一个120米的大缺口，大炮楼也炸飞了。教导二旅四团一个营立即由爆破口发起两次突击，遭到突破口两侧城墙上暗堡里的守敌拼命抵抗，进攻受阻。这时，我立即命令第二突击部队的第一、二两个梯队迅速出击。十一团一营营长彭玉龙同志率该营（第一梯队）冲上西北角城墙，站稳脚跟，由突破口向城墙东侧攻击前进；警卫营营长董至相同志率该营一连（第二梯队）紧跟一营冲上西北角城墙，亦站稳脚跟，由突破口沿城墙西侧向南攻击前进。眼看两翼进攻渐渐得手，我又命令第三梯队即十一团三营巩固突破口阵地；第四梯队即十一团二营和经过休整的教导二旅四团的一个营为预备队，作好向城内纵深攻击的准备。为了掌握城墙上和城内纵深战斗进展，当一、二梯队向两侧推进到约300米以外时，三梯队在突破口西城墙上用麻袋沙包临时给我搭了个小地堡作掩体，我的指挥所就移到这里。当两翼攻击作战推进到离北门楼和西门楼仅有200米左右时，我命令三、四梯队和教导二旅四团一个营，除留下守卫突破口和保护指挥所的一个连的兵力外，其余全部向城内纵深攻击前进。随着东面和南面守敌的兵力减弱，又命令特务团和教导二旅四团两个营分别从东、南面架梯攻城，配合一、二梯队对城墙上的守敌形成夹击之势，得手后亦向城内纵深攻击前进，从而对城内各据点守敌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同时，严令备围城部队在护城河的岸堤上要严陴以待，严密监视城门楼和城墙各处，严防城墙上和城内守敌突围逃跑。

城墙上的战斗异常激烈，真是惊心动魄。战前，1000余人的皇协军敢死队抓来了一大批年轻妇女，已任意蹂躏了三天，伪军头目宣布只要他们能守住城，他们每个人都可以挑选十七八岁的姑娘作老婆。为了鼓气，又给他们每个人配备了一把匣子枪和一口关公式大刀，妄图凭借暗堡顽抗。我两翼突击部队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为了减轻伤亡，我突击部队按照预先确定的对策，准备了装满土的麻袋和草包，攻击中就用以筑成临时的防御“土墙”，当敌反击时，就以这种“土墙”作掩体，使用爆炸手雷、爆破筒和手榴弹，一打一大片，摧毁一个地堡后，用机枪掩护把“土墙”向前推进，再打下一个地堡。打久了，“土墙”散袋了，没法移动，战士们就凭着敌人的尸体为掩护打击敌人，最后向敌人展开了肉博战。这时，我和团指挥所的同志在城墙旧掩体里商定，要立即将特别预备队投入战斗。这个预备队由30个大汉组成，每人配备一把匣子枪，100发子弹，持一杆七尺带钩的长矛，专门对付敌四五尺长的关公式大刀，杀死顽抗的敌人还可以拖过来。这样一个地堡一个地堡的攻坚战和长矛对大刀的肉搏战，进行了10余个小时，消耗了2万余发机枪子弹和1万余枚手榴弹，终于歼灭了皇协军主力敢死队，包围了北门城楼和西门城楼，迫使两个城楼的守敌见大势已去，遂打死其小头目和一些特务，举起白旗，向我突击部队投降。我一、二梯队各留一个班控制这两个城门楼，其余亦分路向城内敌各据点展开攻击。当我十一团三营攻占城内天主教堂以后，我又将指挥所移至该教堂的钟楼，以便指挥巷战。转移时，我用电话向罗荣桓同志报告了战斗进展情况。他高兴地说：“祝贺全体攻城指战员同志们取得的胜利，祝他们继续奋勇前进，彻底消灭一切顽抗的敌人！同时，所有攻城部队都不得伤害城内人民，不允许对城内商店和资本家有任何侵犯行为，违者要按纪律论处！”我立时向各战斗部队传达了这一命令。各部都是严格地执行了这一命令的。向城内纵深推进的五路攻击部队经过10余小时激战，逐巷逐屋争夺，歼灭了城内全部守敌，于10月11日胜利攻克临沂城。

战后，我们举行了入城仪式，鸣礼炮10响，召开了祝捷和誓师大会。两个军分区的首长、地方行政主任和县长、战斗英雄、劳动模范、支前模范、各界人民群众参加了大会。在大会上，我们对英雄模范人物进行了表彰，工、农、青、妇等群众组织代表讲了话，公审枪决了从数千俘虏中清查出的10名罪大恶极的特务汉奸以平民愤，并作了消灭皇协军王洪久余部的战斗动员。对我们从8月15日开始的历次攻城作战中伤亡的近3000名干部和战士，妥善地进行善后工作，所有伤员均送往后方医院治疗，阵亡烈士由攻城部队的政治部门负责安葬，立了烈士墓碑，并通知家属，对家属进行了慰问，发了抚恤金。对因爆破攻击而难免遭受损失的群众，我们以缴获的物资中抽拨出一部分，都一一给予补偿；借用了群众的麻袋、草包、木料、箱子、绳子等等物件的，也都一律予以相应的偿还；对被抓受害的群众（包括大批青年妇女），有病的帮助治病，有伤的帮助疗伤。凡俘获的皇协军和带枪的汉奸由军分区负责处理，特务、叛徒和伪秘密组织人员由我公安部门负责处理，伪专员、县长、区长和维持会长交我山东省政府和行署处理。对伪军俘虏，一律实行优待政策，愿意回家的，都发给路费遣还。对击毙的伪军，则挖坑予以深埋，以免尸体腐烂，传染疾病。各部缴获的枪支和弹药，一律清点上报；敌伪库存物资，统交山东军区后勤部接管。

临沂城的解放，我们虽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但取得了丰富的经验。正如罗荣桓同志当时总结的，我军在战略进攻中，要实行夺取中小城市、孤立大城市的方针，才是正确的方针，。临沂城解放不久，山东分局、山东省政府和山东军区即移驻此城。后来华中局和新四军也移驻到这里。一时，临沂城成了我党我军在山东乃至华中作战的指挥中心。

我鲁中二军分区部队乘解放临沂城的浩然声威，又奉命投入了消灭王洪久余部的战斗，取得了最后的胜利。1945年9月，遵循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山东分局、山东军区的决定，为执行我党我军“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我即跟随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肖华同志由胶东渡海向东北进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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