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中抗日根据地包括胶济铁路以南、兖临公路以北、津浦铁路以东、沭河以西的广大地区，涵盖今济南、淄博、潍坊、日照、临沂、济宁、泰安、莱芜8市的全部或部分区域，辖2.8万平方公里土地、1.4万个村庄、550万人口、5个专署、26个县级政府。鲁中抗日根据地是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鲁中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和发展，为中国实现由土地革命向抗日战争的历史转变和由抗日战争向全国解放战争的历史转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鲁中抗日根据地是山东抗日根据地

最重要的战略基地

鲁中抗日根据地是山东境内开辟最早、持续时间最长、最有实力、最稳固的根据地，是山东抗日根据地最重要的战略基地。鲁中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创建和巩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

（一）鲁中战略地位优势明显，革命工作基础坚实，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曾长期在此驻扎

鲁中抗日根据地位于山东腹地，北控胶济铁路与渤海、胶东抗日根据地接壤，南扼兖临公路与鲁南抗日根据地交界，西控津浦铁路与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相邻，东扼沭河防线与滨海抗日根据地相望，交通便利，位置重要；境内多山，泰山、鲁山、沂山、蒙山、徂徕山，占据了山东境内千米以上高山的5/6，地势之险要，堪称整个山东之最，战略回旋余地大，机动区域广；周边又有济南、淄博、张店、益都、临沂、曲阜、泰安等重要城镇以及淄矿、新矿等丰厚的煤炭资源，近代工业及农业、手工业发达，政治地位明显，经济地位突出；此外，这里人口密集，民风淳朴而强悍，兵源充足，是理想的战略基地。

大革命时期，鲁中许多地方就出现了党的活动。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活动已遍及鲁中。莱芜、沂水、泰安、新泰、益都、费县、安丘等县均建立了县委、工委。莱芜、沂水两县，党员最多时各达到了数百名。1935年，中共山东省工作委员会在莱芜建立，鲁中一度成为整个山东党的活动中心。

立足这些区位优势、经济优势、兵源优势和坚实的革命工作基础，抗战时期，中共山东省委、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省战工会、省参议会、八路军一一五师、山东纵队、山东军区等党政军民领导机关曾长期在此驻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罗荣桓、徐向前、朱瑞、陈光、肖华、郭洪涛、张经武、谷牧、黎玉等都曾在这里战斗、工作、生活过，许多是长期战斗、生活在这里。从抗战初期到抗战结束，山东的许多重要会议在这里召开，许多重大决策在这里制定，许多重点工作在这里试点，许多重大经验又从这里推开。在这里，山东党政军民领导机关所制定的各项决策，所进行的各项活动，都关系着全省乃至全国的抗战进程。由此，鲁中抗日根据地成为整个山东抗日根据地，乃至于苏鲁豫皖四省边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指挥中心。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莒南县大店镇。抗战初期，这里是日寇盘踞的堡垒。1940年11月，中共特别党员、国民党第一一三师三三三旅旅长万毅率部解放大店后，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省战工会、山东军区、八路军一一五师司令部等陆续迁移至此，这里逐渐成为整个山东党政军民机关的领导核心。1945年8月13日，山东省政府又在这里成立，成为全国第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省政府。罗荣桓、朱瑞、肖华、陈光、谷牧、黎玉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身影，在当时的大店就像街坊邻居那样寻常。大店镇作为抗战时期的军政要枢办公处曾名噪一时。当时的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肖华曾评价说:“莒南是当时全省政治、军事指挥中心，是‘山东的小延安’。”

（二）以泰安为中心，中共山东省委直接领导徂徕山起义，点燃了山东人民武装抗日的烽火

泰安，历史文化名城。这里，不仅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而且具有多年建立起来的革命基础和政治优势。在泰山周围，几乎历朝历代都有农民起义和农民斗争。汉代的赤眉起义军、唐代的黄巢起义军、宋代的抗金义军、清代的捻军等，他们在泰山地区或起义、或安营扎寨、或转战南北，都对历史的发展进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泰山地区的革命斗争形势更是风起云涌。这一带，很快发展成为一个山东的红色革命堡垒。

1937年10月，日军入侵山东，中共山东省委审时度势，从济南移驻泰安，部署泰安周边县区发展党组织、发动群众、筹集枪支、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并决定直接领导泰（安）莱（芜）新（泰）泗（水）地区的武装起义，地点定在山东境内第五大高山——泰安城东南50里的徂徕山。

1937年12 月31 日，日军攻陷泰安城。第二天，1938年1月1日，省委率160余人，携带五六十支各式枪支和长矛、大刀等简易武器，登上徂徕山，在西麓的大寺举行起义，组建了“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几天后，莱芜、新泰的起义队伍到徂徕山会合，起义部队迅速达到400 余人。其中，莱芜起义人员共有88人、76支枪，被编为四支队第三中队。

徂徕山起义是全国范围内，由中共地方党组织独立自主领导的影响最大的一次抗日武装起义。它标志着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共山东党组织挺身而出领导山东人民抗战的开始；它点燃了山东人民武装抗日的烽火，拉开了山东党组织独立自主参加抗战的序幕。徂徕山起义是中国抗战史上的一个奇迹。

在徂徕山起义的影响下，沂水、莒县、博山、淄川、安丘、临朐、昌乐、益都等地纷纷举行抗日武装起义，抗日武装斗争的星火迅速燃遍了整个鲁中大地。

（三）中共山东省委（分局）调派大批干部到鲁中工作，直接领导了鲁中各地的建党工作

抗战初期，各地党员、领导干部纷纷带头参加抗日武装，给地方建党工作带来困难。

1938年5月，中共中央派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郭洪涛率50余名干部到达山东，重新组建了中共山东省委。5月下旬，山东省委扩大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6月30日，边区省委制定了《发展和坚持山东游击战争的战略计划》，主要内容包括在鲁中恢复发展党组织，创立以沂蒙山区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等问题。为稳步实施这一计划，创造经验，指导全省的建党工作，边区省委于8月底移驻沂水岸堤（11月迁至沂水县夏蔚镇王庄村），并派出大批干部到沂水、蒙阴、临费边等县任职，直接领导了鲁中各县的工作。

1938年11月，受中共中央之命，黎玉、张经武率领160名干部从延安来到岸堤。其中的大批干部再次充实到鲁中，进一步促进了鲁中各地的建党工作。12月底，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奉中共中央指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改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作为中共中央在山东的代表机关，负责山东党组织的各项工作。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建立，为鲁中各地建党工作的开展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鲁中各地党组织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大量发展党员，扩大党的队伍，党员数量迅速增加。到1939年上半年，达到5万多人。与此同时，党的组织系统也迅速在鲁中各地恢复和发展起来。鲁东南、淄博、泰山、尼山等特委和泰安、莱芜、新泰、泗水、沂水、蒙阴、博山、淄川、益都、临朐、昌乐、安丘、费县、莒县、日照、诸城等县（工）委先后建立。

为适应迅速发展的鲁中抗日根据地建设的需要，根据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决定，1939年7月山东第一区党委（习称大鲁南区党委）成立，1940年10月中共鲁中区党委（也称山东第七区党委）成立。党组织的巩固和发展，为开辟鲁中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四）以鲁中抗日根据地为依托，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发起了山东的抗日民主政权建设运动

抗战初期，鲁中各地抗日武装建立后，由于条件所限、经验不足，未能及时在抗日游击队控制的地区广泛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给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壮大带来不利因素。

1939年4月，中共中央在《中央对山东问题之处置方法》中明确指出：“山东方面过去未能在（国民党）省府、县长西逃时普遍委任自己的县长┉┉如上述情形不改变，山东创造根据地与坚持抗战是要受到挫折的。”一个月后的5月19日，中共中央再次做出《关于山东工作方针》强调指出：“在政权问题上，应认识无论八路军部队或地方游击队，如无政权则决不能发展巩固与建立根据地。因此，已得的政权决不应放弃，并还应努力争取新的县区政权。”

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山东分局教育干部端正对政权建设的认识，接受过去忽视政权建设的教训。1939年6月初，派出一批干部到各地组建县、区、乡抗日民主政权。7月1日，下达了《关于恢复县区乡政权之指示》，要求在原政权机构被破坏地区，均要创建共产党领导的政权机构；县界应以地形及战争需要重新划分，不受旧行政县界限制。不久，鲁中区先后成立了淄川、莱芜、博山、沂水等县抗日民主政府。同时还建立、改造了大批区、乡政权。仅沂南地区就建立起了4个区级抗日民主政府、十余个乡级民主政府。

1939年12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山东及苏鲁战区工作方针的指示》中又一次指出：“应当用一切努力争取政权，这是山东与苏鲁斗争胜利或失败的关键”。同时，提出了在反摩擦中建立新政权、在敌人“扫荡”中旧政权人员逃跑后建立新政权等具体办法。依据这些办法，鲁中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进展加快。

1940年2月，费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3月，沂（水）蒙(阴)临(朐)益（都）四县宪政促进会和沂水县参议会成立；6月，费北行署成立； 7月，蒙阴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鲁中各地已经建立了十余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区、乡、村各级基层抗日民主政权普遍建立起来。继1940年4月1日第一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泰山专署选举产生后，滨海地区、沂蒙地区也相继建立了参议会、专员公署。鲁中根据地人民千百年来第一次自己当家做了主人。

1940年7月26日至8月26日，山东省各界人民代表联合大会在青驼寺召开，选举成立了全省统一的权力机关——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简称战工会)。同时，选举产生了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工、农、青、妇、文等各界群众团体。战工会和各级民主政权的建立，标志着山东抗日根据地正式形成。

1945年7月10日，鲁中区第一届参议会隆重开幕，鲁中行政联合办事处副主任马馥塘向大会作了《鲁中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七年来的基本总结及今后基本任务》的报告。这时，鲁中已有5个专署、26个县政权和200多个区政权。根据地和游击区的面积占到了全区总面积的76％以上，人口占到了全区总人口的81％以上。

（五）以鲁中抗日根据地为中心，山东党政军民领导机关全面组织实施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从1938年5月到1939年初，国民党六十九军石友三部、国民党第十军团第二军张里元部、山东省政府沈鸿烈及吴化文部、东北军于学忠部等，先后进入鲁中，分驻在新泰、莱芜及沂水、莒县、临沂、费县等地。为团结国民党合作抗战，山东党政军民做了大量的团结、争取工作。与石友三、张里元、于学忠，以及各界进步爱国人士，包括具有进步意识、抗战意识的会道门，保持了较好的合作抗战关系。对于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顽固坚持反共立场的反动政客沈鸿烈等，则坚持有理有节的原则，给予有效打击，维护了鲁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局面。

其中，颇具说服力的一例是“拒李送于”。1939年3月，国民党鲁苏战区司令于学忠率东北军五十一军、五十七军计2万余人进入山东腹地，总部驻在沂水上高湖。于部入鲁后，中共中央明确指示山东分局，对于学忠采取争取和团结的政策。徐向前、罗荣桓、张经武、姚仲明、高克亭等都亲自对于学忠及所属各部官兵，做了大量团结和争取工作，促成了合作抗战的局面。

这种局面，反倒引起蒋介石的不快。1943年春，蒋介石派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李仙洲部入鲁接替于学忠部，企图通过“以李代于”，加强国民党在山东的军事、政治基础和反共力量，遏制山东共产党的发展，控制整个山东。

1943年7月4日，朱瑞、罗荣桓、黎玉、肖华把情况报告中共中央，提出了“拒李送于”的建议。7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并告北方局：“一、同意你们对于学忠、李仙洲的方针。二、对友好者坚决团结之，对顽固（而）暂时尚未向我进攻者则设法中立之，对向我进攻者则坚决反击之。这就是你们应付各派国民党军队的原则……”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首先对李部采取了疏通团结、共同抗战的政策。但李部对这种友好姿态不但不予应有的回应，反而联合地方顽固派向抗日根据地大举进攻，制造军事摩擦。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北方局决定对于学忠部“礼送出境”，对李仙洲部进行坚决反击，阻止李仙洲部进入山东。八路军鲁南军区和冀鲁豫军区部队随即对李部展开反击作战，阻其于湖西地区。于学忠不待李仙洲部接防，率军撤出驻地，八路军趁机接防。李仙洲部遭到八路军沉重打击后，于8月间撤回皖北。蒋介石“以李代于”的计划彻底失败。